考古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关键词：

中国的发展 张光直的贡献 原典的翻译 柴尔德 宾福德 特里格 弗兰纳利 希安·琼斯 戈登·威利 塞维斯 人类起源 农业起源 文明起源 进展与成果

（一） 张光直的贡献

考古学范式的变迁和新考古学理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80年代中叶进入中国。张光直先生在多次回国访问中向高校考古专业师生和研究所同人介绍美国考古学的进展及主要的理论方法。1984年秋他给北大师生的讲座内容结集为《考古学专题六讲》于198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些讲座内容中除了“聚落考古”一讲对过程考古学的田野方法介绍得比较详细外，其他内容主要介绍分析技巧和他自己对中国考古课题的研究心得，并没有太多涉及理论问题。这些讲座内容现在看来只能算是“启蒙”，鉴于过程考古学与传统考古学的对立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张光直先生对于理论话题还是表现得十分谨慎，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985年，路易斯·宾福德访华，与贾兰坡先生商谈旧石器考古学合作事宜，参观了周口店遗址以及山西和东北的一些旧石器地点。后来由于研究思路特别是宾福德从埋藏学对周口店第一地点骨骼破碎动力和用火遗迹所提假设而引起的误会，最后使得访问不欢而散。这次交流凸显了我国传统方法与实证主义过程论的凿枘不投，我国学者擅长经验性判断和归纳法，将猿人洞出土的破碎骨骼和用火遗迹看作是古人类狩猎和用火的证据，而宾福德则从埋藏学原理出发，怀疑其中可能有自然动力的作用。因此，他访华的初衷就是想检验这种自然动力的可能性。这次访问和合作的失败十分可惜，令我们失去了一次学习的机会。宾福德在回国后对美国考古学界发表了他的访华观感，其中对中国考古学漠视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中国考古学者体会不到理论与范式的作用，根本不知道如何应用理论来认识自己这个领域（刘景芝：《外国学者看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文物春秋》2001年第5期）。

美国考古学家路易斯·宾福德

与许多国家相仿，我国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美国新考古学的反应总体上是负面的，而这种反感至今也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这种排斥心态来源可能有三点。一是、来自过程考古学基本上是一场范式革命，是对文化历史学传统的否定。面对新范式的冲击，许多考古学家特别是用传统范式做了一辈子研究的资深学者更加难以接受，本能地予以排斥。二是、我国学界长期与国际学界隔绝，对这门学科发展的全球化趋势非常陌生，感觉不到有变革和改进的必要。三是、过程考古学理论充斥着晦涩难懂的行话或术语，这种行话对于母语为英语的学者尚不易理解，更不要说存在语言隔阂的中国学者了。于是，国内面对美国新考古学思潮的冲击出现了不少争论，态度也各不相同。这种争论对于学术发展来说是正常的反应，对于改变现状和促进学术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考古学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争论、实践和检验，其优缺点基本已经彰显，并处在向后过程考古学转变之中。新考古学内部也充斥着各种不同思想和流派的争论，所以对于外人来看难免盲人摸象，一头雾水。因此在有关新考古学讨论之中，中国学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一孔之见来评判其价值显然会有以偏概全之虞。这时，张光直先生介入到这场争论中来，为中国学界梳理了美国新考古学的来龙去脉，并评价了其优缺点。在美国，张光直先生因偏重考古学的史学地位被新考古学派归入“传统考古学家”的范畴，尽管他赞同过程论的许多理念，并为过程研究方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美籍华裔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

张光直先生对新考古学的评价十分公正和中肯，他肯定了新考古学超越年代学和类型学，超越遗址和遗物描述，进入社群分析和行为重建，总结社会发展规律的意义。但是也批评了新考古学唯我独尊、排除异己，自认为是唯一正确路线的缺点。他认为，新考古学最大的成功在于它的环境、生计和聚落考古，以及它采纳的假设—检验的演绎法。中国学者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在解释考古现象时常常采取想当然或来自解释者的灵感，多没有系统的方法。除了年代、器物和文化关系外，在人类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经济形态及运作以及宗教信仰上缺乏系统明确的方法。因此，他向中国学者发出了“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呼吁。他说，中国考古学要找新的道路，与美国当年相比有许多便宜。美国这条路走了三十多年，今天回顾一下，知道哪条是康庄大道，哪条是死路一条，哪条是冤枉路。中国考古学界可以参考一下他山之石，不妨学其精华，但不必蹈其覆辙（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介绍和讨论考古学理论的文章数量越来越多。学界对过程与后过程考古学的范式逐渐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这导致业内出现了对习用传统范式的反思，并尝试在自己的研究中借鉴新的思维和方法。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黄其煦译的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Archaeology）。虽然这本书主要介绍世界考古学发展的历程，并未特别涉及理论，但是大大开阔了国内考古学界的眼界。早期的理论文章多为翻译和综述性的介绍，影响较大的有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199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1996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的历史：理论·方法·实践》。这两本文集收集了英美等国著名考古学家的代表性论文，并由编者对选编的理由及国外考古学发展的背景做了概述，成为当时学界了解国外学术动态的一个窗口。

1991年，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蒋祖棣译的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时间与传统》（Time and Tradition 1978），由张光直先生作序。这是第一本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的著作，深受业内人士的关注。可惜由于翻译质量欠佳，影响到对原著的了解。199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杨建华的《外国考古学史》，由科林·伦福儒作序，内容也涉及考古学范式的发展。其中伦福儒的序短而精到，他建议中国考古学家要重视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他说，真正的考古学史不仅是指考古发现的历史，也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事实上，真正意义的考古学史也是考古学思想的发展史。他还说，经验证明，难度最大的进展是观念上的进步。要回答历史重建的问题，与其说依靠新的发现或发掘，还不如说来自分析上的进步和理性、观念上的发展。

1999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了张光直的系列著作，包括《中国青铜时代》、《中国考古学论文集》、《考古人类学随笔》和《番薯人的故事》四种。这些著作结合国外的许多先进理论来讨论中国的考古材料，提出自己的理论阐释，而且很少采用新考古学晦涩的行话，所以深受国内同行的重视和欢迎，成为行内学者们的必读书。

（二） 考古理论著作的翻译

2004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翻译的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第三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Archaeology: Theory,Method and Practice 2000）。这本教材全面介绍当今国际考古学的范式，从考古学探索的六大问题“何人”、“何地”、“何时”、“何物”以及“如何”和“为何”入手来编排章节，大量采用研究案例，深入浅出地展示如何将理论、方法与实践相结合，令人耳目一新。这本书的翻译引进被评为不二的选择，它特别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从未有系统介绍西方考古学的著作，而且它兼有欧美考古学之长，且是西方流行的考古学教材（陈胜前：《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边疆考古研究》2007年第1期）。由于这本名著的翻译由多人分担，翻译质量参差不齐，而且许多术语和概念的理解和翻译不甚准确，因此也引来不少批评和商榷。

2005年开始，岳麓书社出版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组织翻译的国外考古学理论著作，被认为是继20世纪90年代译介西方考古学理论著作之后的第二波翻译浪潮。这批译著包括2005年出版的马修·约翰逊的《考古学理论导论》（Archae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1999）（魏峻译）、肯·达柯的《理论考古学》（Theoretical Archaeology 1995）（刘文锁、卓文静译）、伊恩·霍德、司格特·哈德森的《阅读过去》（Reading the Past 1986）（徐坚译），还有2008年出版的布鲁斯·特里格（炊格尔）的《考古学思想史》（A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Thought 1989）（第一版）（徐坚译）和2009年出版的尼科拉斯·戴维、卡洛尔·克拉梅尔的《民族考古学实践》（Ethnoarchaeology in Action 2001）（郭立新译）。这批译著还是存在翻译质量的问题，特别是《理论考古学》和《阅读过去》这两本是英国后过程考古学家的论著。而《民族考古学实践》是美国过程考古学家在中程理论指导下，践行行为考古学提供类比的民族志研究，译者如果没有吃透这些著作的学术背景和概念是很难译好的。

在新旧考古学范式发生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虽然中国学界习用的是文化历史学范式，其实我们对这个范式鼻祖柴尔德的著作和思想也所知甚少。周进楷曾经翻译过柴尔德的两本书，一是《工具发展小史》（The Story of Tools 1944），1953年由中国图书仪器发展公司出版；另一本是《远古文化史》（Man Makes Himself 1936），195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由于年代久远，早已湮没无闻。为了更好地了解考古学范式的变革以及反思传统方法的不足，有必要翻译介绍柴尔德的原著。

澳裔英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Childe, Vere Gordon ）

借柴尔德逝世50周年之际，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五本译著，分别是《欧洲文明的曙光》（The Dawn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1925）（陈淳、陈洪波译）、《人类创造了自身》（安家瑗、余敬东译、陈淳校）、《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1942）（李宁利译、陈淳校）、《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Piecing Together the Past: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chaeological data 1956）（方辉、方堃杨译、陈淳校）、《考古学导论》（A Short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1956）（安志敏、安家瑗译、陈淳校）。由于《考古学导论》篇幅很短，所以特将柴尔德的一些著名单篇如“城市革命”和“告别辞”以及特里格等人对柴尔德的评价文章也收录在内，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柴尔德的思想方法以及对当代考古学的意义。其中，《欧洲文明的曙光》被格林·丹尼尔誉为“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新起点”（[英]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黄其煦译、安志敏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同时，特邀陈胜前翻译了路易斯·宾福德的《追寻人类的过去》（2013年）（In Pursuit of the Past 1983），配合这套柴尔德著作的出版，以作新旧范式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