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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

2021-04-26

张廷玉(1672—1755年),字衡臣,号砚斋,安徽桐城人,大学士张英次子,清代名臣、著名史学家。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钦选翰林院庶吉士。清康熙时任刑部左侍郎,雍正帝时曾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首席军机大臣等职。死后谥号“文和”,配享太庙。《清史稿》称:“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张廷玉一生“历得三朝,遭逢极盛”,身居要职,为人谦和,为官清廉。他将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心得汇编为《澄怀园语》,旨在“俾子孙辈读之,知我立身行己、处心积虑之大端。”《澄怀园语》以随笔札记的形式,记载了张廷玉作为儒者对于修身、读书、处世、为官等问题的看法,以此诫勉后人。

张廷玉《澄怀园语》

在《澄怀园语》中,张廷玉如此描述自己的幸福观:

人生乐事,如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技之靡丽,其为适意皆在外者也,而心之乐不乐不与焉。惟有安分循理,不愧不怍,梦魂恬适,神气安闲,斯为吾心之真乐。彼富贵之人,穷奢极欲,而心常戚戚,日夕忧虞者,吾不知其乐果何在也?

在张廷玉看来,“凡人得一爱重之物,必思置之善地以保护之。至于心,乃吾身之至宝。一念善,是即置之安处矣;一念恶,是即置之危地矣。奈何以吾身之至宝,使之舍安而就危乎?亦弗思之甚矣。”心乃是“吾身之至宝”,心之本性不受外在物质的影响,也不会被周围环境所左右,因此,真正的幸福不在外面,而是来自于内在。《孟子·尽心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儒家传统的反身而诚、不愧不怍,是张廷玉的至高追求。

张廷玉一生追求俭朴恬淡的生活方式。“生平无声色玩好之嗜,退食泊然无所营。”张廷玉在北京西郊行宫侍从皇帝,雍正皇帝将皇亲国戚的旧园赐给他居住。庭院房舍华丽敞亮,景色风物秀美壮丽,取名为“澄怀园”。张廷玉在此园中生活了十几年,但家中的器物用具还不是十分完备,所有日常用物,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所以一些王公大臣讥笑他俭啬。为此,他解释说:

非俭啬也,叨蒙先帝屡赐内帑多金,办此颇有余赀。但我意以为:人生之乐,莫如自适其适。以我室中所有之物而我用之,是我用物也;若必购致拣择而后用之,是我为物所用也。我为物用,其苦如何?陶渊明之不肯“以心为形役”者,即此义。况读书一生,身膺重任,于学问政事,所当留心讲究者,时以苟且草率,多所亏缺为惧,又何暇于服饰器用间,劳吾神智,以为观美哉?

在张廷玉看来,人生真正的快乐并非取决于外在物的多寡与精粗,而在于精神世界的自适与自得。故而,“以心为形役”不如“以形为心役”,物质为我所用即可,“勿存侈心”。身为重臣,应当多留心于学问政事,不必在服饰器具上劳心费神。

张廷玉还提出,“盖天下之乐,莫乐于闲且静。果能领会此二字,不但有自适之趣,即治事读书,必志气清明,精神完足,无障碍亏缺处。”反之,“若日事笙歌,喧哗杂遝,神智渐就昏惰,事务必至废弛,多费又其余事也。”张廷玉还说:“余居京师久,见富贵家之畜优人者,或数年,或数十年,或一再传,而后必至家规荡弃,生计衰微,百不爽一。”他感慨道:“呜呼!人情孰不为子孙计,而乃图一时之娱乐,贻后人无穷之患,不亦重可叹哉!”由此可知,张廷玉之所以认为既闲且静、心无挂碍乃是人生真乐,不仅是自己人生体悟之所得,也是基于对世事洞察之结果。

尤为可贵的是,张廷玉并不赞成当时流行的以德获福论调。在《澄怀园语》中,张廷玉指出:

为善,所以端品行也。谓为善必获福,则亦尽有不获福者。譬如文字好,则中式,世岂无好文而不中者耶?但不可因好文不中,而遂不作好文耳!

在张廷玉看来,行善与获福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行善本身既是最高的目的,也是最大的福祉。

张廷玉居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可以说位尊权重、声名显赫,但他并无声色玩好之嗜,而是崇尚俭朴恬淡、“闲且静”的生活方式,其日常用物,皆“粗重朴野,聊以充数而已”。他所认为的人生乐事,并非“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服饰之鲜华,饮馔之丰洁,声伎之靡丽”等物质享受,而在于作为“吾身之至宝”的“心之乐不乐”,亦即真正的幸福来自内心的宁静与快乐。可以说,在如何理性面对物质生活,如何克制内心贪欲,达致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越等问题上,张廷玉在继承儒家传统幸福观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迄今仍有一定启示意义。

◎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作者谢青松),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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