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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教授梁永安:在B站只管表达,带年轻人寻找反内卷力

2021-04-26

“我很想跟一些像向日葵一样的人打交道,向日葵一直对着阳光走,不断有温暖和能量。”梁永安在B站视频中这样说。有网友留言,梁老师这里就像光一样。

“50后”梁永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恢复高考后进入复旦读书并留校任教,他教授比较文学、文学写作和中外文化。半年前,他成为B站UP主,粉丝近25万,这一数字仍在每天增长。但他说,自己不太关注粉丝多不多,是否被夸赞,他只管表达。

梁永安

他关注年轻人的难,买房、独居、单身、内卷……但不停留在展示和剖析焦虑上。他在切入话题后穿插进文学作品、电影、哲学,直接或引导式地拿出解决路径,带年轻人寻找反内卷的力,帮他们冲破“卡住的人生”。

他的金句,被截图热传,比如“我们毕生的任务就是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热爱世界、热爱万物、热爱众生,然后踏踏实实地去寻找到一个自己内心喜欢又有时代价值的事情,一个人一辈子能够做好一两件事就很好了”。

梁永安也曾告诉复旦学生,要做一个优秀的普通人 视频截图

有慰藉和鼓励,梁永安也时不时“扎心”回怼,“很多人把应该有的勇气没有拿出来,变成了焦虑和纠结,有时就像坐井观天,坐在井里整天呱呱呱 。”“有人说理想破灭是个悲剧,可能没发生什么悲剧,也没什么真正的理想,都是幻想。”

有网友说,看了他的视频,心里舒展了。这让梁永安颇为感动,他说,时代不易,我们需要互相连接,在心灵、感情、行动、价值观上,连接在一起。

梁永安看到时代给予年轻人的机遇,也看到他们的困境。他把当代人的心态放到文明变迁的大背景下思考: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受到半截子农业社会影响,同时也受到很多工业社会影响,在工作阶段又来到了后工业时代,跨度很大,导致当代人身上有很多矛盾。

他形容,整个国家像“文明三明治”——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思想交叠,人在其中有很多复杂性。在快速变化的时代里,几代人都将是历史变化的小白鼠,难以自我定位、整合。同时他又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期,因为待转型之后稳定下来,人的生活结构也许就模式化了。

这也是一个归零时代,任何人都没有现成的经验,让交流显得更为重要。他到B站和网友分享,想用更大的历史体验,把问题拓展开,看其来龙去脉,让人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上,“这并不是说,我比你更好,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我们相互拓展。”

梁永安反复提出,要做时代的旅行者。重视观察、记录、思考的价值,他就是这样去做的。从舟山群岛到拉萨沿线的六个省份,他与每处地方的三代人对话,从百姓生活中看“文明变迁”。 他说,处在转型时代,有各种各样的人,世界千变万化、形形色色,很丰富。

以下是澎湃新闻记者与梁永安的对话:

澎湃新闻:你希望和年轻网友建立起一种怎样的连接?

梁永安:我们以前是农业社会,底子比较差,这么大的国家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尤其从1990年代后加速变化。所以,人的身上有很多脱节,他的观念、知识、经验,以及童年潜意识里积累的东西,几者之间不连接,由此产生了当代人的很多自我矛盾:脑子里是现代的思想,行为上又比较传统,很多人都是这样,很想走独立、创新的道路,但同时又希望一路风调雨顺,自己能获得外部的肯定。

大航海时代的人,迎接暴风骤雨,一路生生死死,他们准备好接受艰难、甚至悲剧。而我们有农业社会的逻辑,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希望能有结果。然而现实千变万化,这让现代人做选择时,偏向中庸,既不敢做特别有难度的新事,又不愿回到以前的老生活,现代人就显得焦灼、纠结。这也是个好现象,前人觉得吃饱穿暖就很幸福了,而现在的年轻人就不满足,生活追求向精神空间又推进了一步,才会有这些纷纭的想法。这不是不好,而是历史的进步和必然。

我看过1960年代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国家贫穷,对共产主义的想象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我还看到后来的变化发展,我也在国内外不少地方待过。所以,我想跟大家交流,我用更大的历史体验,把问题拓展开,看其来龙去脉,让人清楚自己在什么位置上。

变化中的社会,意外不断在打开,年轻人如何着眼于未来?这是一个归零时代,任何人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所以交流显得特别重要。这并不是说,我比你更好,我来充当启蒙者。我哪有这个能力呢?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我们相互拓展。

B站网友弹幕致谢 视频截图

至于受众怎么看我,其实我不大关心。讲出去的东西,属于社会产品,和个人没有关系。这些观点在社会放出去了,其在社会生活中如何被理解、被回应,已经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存在了。我也不大关注“粉丝”多不多,是否被夸赞,我只管表达,给同时代人增加一个平等的文化视角。

澎湃新闻:有人说,在你这里找到了心灵庇护所,你在一期视频的最后说,“愿你始终保持单纯与天真”,但年轻人很多时候接触的是相反的思想,这感觉很不一样。

梁永安:今天是快速变化的时代,有件事很有价值,就是观察,并通过文字、影像记录,再尽量交流、理解、思考,并传达给公众。这时候,大家能在非常狭小、挤压的空间里,获得深呼吸,看到更多的东西。这个时代不可能有成熟思想,因为变化是如此丰富,很难在当下做出充满历史概括性的东西。我非常提倡做一个旅行者,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我特别不喜欢把自己看得很重的人,人在社会和历史中,只不过是一个过场,但是尽量要把自己的创造力、生命力释放出去。

这个时代特别需要很认真的生活态度,一种对生活的寻找,而不是坐在那里抱怨,整日焦虑。世界大于一切,不要陷在一个小地方,多去更广阔的大地上走走,看各种不同的活法。这时候人才能感受到,生命是那么丰富,自己仅仅是其中的一种,人能够活出价值来,这就很好,生活得太狭小不行。

很多年轻人焦虑,其实人在30岁或35岁以前,都是尝试和试错的过程。一棵桃树在春天开花,努力生长,成长期漫长,而最终结果的那段时间很短很短。人也是如此,很多人希望,春天一来,天气刚暖和,自己浑身都挂了瓜。哪有这种可能,总要经历无花期、开花期、结小果,最后阶段才是收获。很多人的衡量体系和指标错了,在20来岁的年纪和50多岁的人比较拥有的东西,把自己贬值了,把生命过程扭曲了。如果追求在30多岁时,浑身都挂满了果子,那就反规律了。

澎湃新闻:你一直关注年轻人的生活困境,平时如何观察了解年轻人?

梁永安:我长期在学校,接触的都是年轻人。我也去过不少地方,往往是去讲课,但我喜欢去西藏、云南、宁夏等西部地方,喜欢到地方的最基层走走。我到一个新城市后不喜欢坐车,城市不算太大的话,我想一天走上10公里,到大街小巷看人情风貌,看街边小店铺的生活细节。

我特别喜欢去菜市场,看人间烟火中的神色、语言、生活态度,我有时也和他们聊聊。我在海口市场看到海鱼和内地的不一样,有种长着红斑的鱼很好看;到扬州看到,当地学古琴的人很多;到成都,我喜欢坐在茶馆看他们摆龙门阵。观察要贴近地表,有些人虚掉了,光看书。书容易自我循环,形成的理论知识、艺术观念似乎很完美,但是和现实、和土地距离很远。为什么要和年轻人交流?我想把所见、所闻、所想,跟年轻人互动分享。

我一直关注年轻人的话题,也一直在做文明变迁的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人是农业社会的人,那时城市人口只有18%左右;第二代人(如今四五十岁)在工业化时代长大,到处打工,加速社会流动,这代人实现了中国工业化,功劳很大;90后、95后一代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的发展,生产方式都在变。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14亿人在43年里发生了文明的三代叠合。一个年轻人从小受到半截子农业社会影响,也受到很多工业社会影响,工作时又来到后工业时代。

复旦教授在线为利路修打call 视频截图

从文明变迁角度看,整个国家像个“文明三明治”,人在其中有很多复杂性,农业时代的思想、工业思想,还有二次元、三次元等后工业的思想,出现交叠。人在这一格局中,到底选什么价值,做什么事情,建设怎样的生活,还是说,如何各取一部分,达到一种结构?

这几代人肯定是焦虑的,因为很难定位、整合,90后往下起码三代人,都是历史变化的小白鼠,社会不可能稳定下来,变成像西方中产阶级社会那样。特别是在文化方面,生命观、生活观、价值观的变动,最后会形成怎样的主流,这还要长期的社会运动来选择。这是好事情,以后的人生活会稳态化、模式化。所以,我把它概括为千载难逢的时期,正好这一代人经历转型,待转型过后就会稳定下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澎湃新闻:几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一样吗?

梁永安:不一样。下一代人更痛苦,他们不愁物质方面,贫穷压力小了,但是精神焦虑多了。人是追问价值的存在,不像蒙上眼睛的驴,麻木地转圈拉磨。他们会自问,自己为什么过得循环、会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历史会推动新的一代进行深度反思。下一代的人无法用简单的生活来定义自己,他们要找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但可能又会发现,自己不断地重复别人,创新太难了。再往以后,人的精神孤独性会放大。

其实生活就是慢慢打开、建设的过程,往里走的时候,确实很难,但走上去发现又不是很难。人就是处在欲望和行动中,两者间有很大的间隔,人焦虑,要给自己找到人生的落地。

澎湃新闻:你和学生说,要去做优秀的普通人,你觉得大家能接受吗?

梁永安:都应该这样。以前我们追求圣贤,儒家文化提倡精英式的奋斗,就是所谓“立德立功立言”。那是因为当时能读书的人很少,是精英领导社会。有个数据让我印象深刻,1949年时,中国小学毕业生仅占六十分之一。过去社会的知识进化集中在一批人手里,乡下读过书的乡绅做族长,把持乡村管理,县官以上的官员都是科举出身。这没什么不对,因为当时社会发展总体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优质资源只能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如今则不一样,工业革命之后,大众文化发展起来了,人们有不同的生活经验,价值多元化,很难用一种观念,把大家约束起来。因此,精英思想不应该再有绝对垄断性。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文化因子,应该考虑如何让这些文化生长出来,让其价值发挥出来。

以前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那是空话,而现在社会确实是形形色色,比如乡村里做电子商务的人,把特产通过网上卖出去,他一样也行。现在是一个众生时代,每个人好好地把创造性释放出来,整个国家就会很有活力。

在如今的时代,一个人要在普通人的身份里获得力量,互相连接,推动社会变化。不能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即便拥有再大的权力,也是普通人。在单一的农业社会,你可能很突出。但现在的世界多么广阔,大海上那么多远洋客轮,由高科技操控;网络上形形色色,大家有自己独特的技能。个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以前了。“我是万能的,我是圣贤,别人向我靠拢”,这种中心化的观念和文化形态,在今天已经不适应。

所以,每个人只要好好做一个普通人,但一定是很优秀的普通人。普通人有“两个性”,一是劳动性,这很质朴,它意味着生活和劳动是对称的,所获得的生活在伦理上和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不是投机取巧,或者谋求的不当利益。有些人住大豪宅,但钱财来路不正,他住得再好,也是一个沉沦的人,没什么历史价值。我们也不能提倡以前那样的理想主义,只提倡个人的奉献,不顾个人的福祉。但生活如果只剩下谋利主义,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和权力,人哪怕拥有得再多,也处在社会历史的边缘。普通人应跟万众一起,赋予正义、赋予符合伦理的正当性生活。

其二是学习性,今天的时代,文化不断更新,必须要学习,这也是儒家传统中读书的传统。普通人不是天才,就是要不断学习。一个人不学习却整天抱怨,那又有什么可抱怨的?你学习了,遇到社会不公正而抱怨,那是社会“有病”。整天过垃圾时间,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再抱怨生活不好,那就没有道理了。普通人要学习,才有生活的长青。

澎湃新闻:有网友说,你的观点有些理想主义?

梁永安:我肯定是理想主义的,但我不会要求别人这样做。

为什么要理想主义?就我个人来说,我非常赞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如我去西藏采写,受了很多苦,得不到什么报酬,但我愿意;录B站视频一分钱也没有,我还是愿意做,这是在推动社会进步,分享文化,而不是为了吸引流量挣钱。

社会就像一辆列车,有的人在车头,很吃力地拉车,他们是社会上带头跑的人;有的人是车轮,愿意跟着跑,也是很不错的积极的人;有的人坐在车上,还有人坐车上还抱怨。我给复旦牺牲的钟扬教授写《钟扬小传》,为此到西藏跑了好几次,是因为我愿意为车头人物彰显。

但我们不能要求整个社会都这样,如果要求过高,文化专制可能就会出现。我还是主张,所有理想主义都不要强迫,因为每个人的生活路径、环境、过程不一样,但是人还是要有种面对世界苍生的热情。尽管今天是市场经济时代,还是要去做很多不计价的事情,不从得失角度考虑的事情。

社会需要点暖性的东西。有些人到老时会后悔,他们意识到,人生有太多的得得失失,最后能被记住的,还是那些为别人、为社会做的事。叔本华哲学讲,追求欲望时很渴望,真正得到时,发现不过如此。生命的沉淀,需要尽早行动,比如去贫穷地区做公益。我年轻时在云南农村劳动,给不识字的傣族村民办夜校,他们在微弱的光下看着小黑板,他们明亮的眼神,让我心里涌满快乐。

澎湃新闻:看你的视频,很多网友觉得“悟到了”,对你来说,来到B站有什么影响?

梁永安:让我更多了解到当代人的多元性。我本来不太爱看留言,但因为要回答问题,就看了一下,发现很多人很有智慧,思路新鲜活泼,会对问题延伸,提出自己的观点。现代人不简单,不像前人一样活得单一,他们把不同的经验带到了互动中,我也能学到不少。

做视频有规范要求,比如让网友在弹幕扣1扣2(通过弹幕进行小问答,比如问:想脱单打出1,不想的话,打2),虽然后来想着不要问扣1扣2了,但发现这是他们的习惯,我一说什么,他们就主动在弹幕打出数字,这个环节取消不了,这让我感觉现在的文化空间大不一样了。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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