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痴”朱祖希：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愈切”

瘦高个儿，一身红色冲锋衣，头戴棒球帽，脚蹬旅游鞋，身背双肩包，只要不是刮风下雨，去哪儿都骑自行车……您一定以为我说的是个爱旅游的“90后”小伙子，其实他是今年83岁的北京历史地理研究专家朱祖希。

朱祖希经常出去讲课，有些听众向他请教完北京历史地理方面的问题后，总忍不住问：“您是怎么保养的？身体这么棒，精力这么充沛？”朱祖希哈哈一笑道出秘诀：“我这个人没心没肺，就是干自己喜欢的事，从不计较什么！”所谓“喜欢的事”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北京历史地理；“不计较”的是名啊，利啊，还有那些是非人我。

对人赤诚，对事认真，永远充满热情和活力。朱祖希，年轻时没戴过近视镜，现在也尚未老花的八旬长者，活出了让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样子。

壹

千里迢迢，负笈北京

1955年夏日的一天，等待高考放榜的朱祖希，正躺在自家院子里看小说。只听门外一声大喊：“朱祖希，你考上啦！”邮递员笑眯眯地把录取通知书塞到他手里，信封上写着四个大字——北京大学。

从小喜欢远足的朱祖希，如愿考上了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那年经济地理专业是第一次招生，他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只是隐约感觉与远足有关。事实证明，他的直觉是对的，开学第一天他就被这个看似冷门的专业深深吸引了。不过这是后话。

浙江浦江这个连高中都没有的小县城，居然有个后生考上了北京大学——这绝对是件轰动全城的大喜事。就在大家都为朱祖希高兴的时候，他的母亲却犯了愁。

朱祖希家中兄弟四人，他是最小的一个。1949年以前，三位哥哥为了谋生分别去了香港和台湾，只有他这个老幺守在母亲身边。家中只有一亩薄田，平日靠母亲摆个小摊维持生活。如今小儿子要到那么远的北京城去读书，母亲难免会舍不得。

得知母亲不想让朱祖希去北京读书，读过书的姑妈找上门。姑妈说：“弟妹呀，你知道北京大学是哪里吗？那是京师大学堂呀！怎么能不让孩子去呢？”母亲说：“小儿子是留下来给我焐脚的呀！”江南的冬天特别阴冷，晚上朱祖希总是把母亲的小脚夹在腋下替她焐脚。朱祖希三岁失怙，三位哥哥又在外谋生，他这一走，母亲跟前就没人了。

朱家本是诗礼人家。父亲临终前叮嘱母亲，就算要饭也要供孩子读书。为了儿子的前程，母亲最后还是把朱祖希送上了北去的行程。临行前，母亲把一小包家乡的泥土掖在他身上，一来是怕他到北京水土不服，二来是提醒他不要忘了故乡。就这样，这个17岁的少年挑着一根扁担，第一次离家远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更加宽广的天地。

1956年，朱祖希（中）与北大同学。

60多年后，朱祖希仍然记得从前门火车站出站时看到的一幕，巍峨的正阳门城楼、雄浑的内城城垣，一下子把他震住了。“北京的城门楼子怎么这么大？我们老家县城的城门，同时走两头牛都错不开。城门都这么大，北京城得有多大！”朱祖希从前门坐上铛铛车，经过天安门、西单，往北拐，沿西单北大街一直插到新街口，再往西，到西直门下车，换乘32路公共汽车，终于到达北大西门。

初来乍到的朱祖希领教了北京城的大，而开学第一天，系主任侯仁之为他们上的第一课，又让朱祖希体会到北京历史积淀的深厚。

侯仁之素有“北京通”之称，他不但开创了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先河，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鼻祖之一。侯仁之从北京的起源讲起，讲到北京城址的确定，又讲到北京在城市规划建设上取得的辉煌成就。

“侯先生口才太好了！”朱祖希从没听过这么生动有趣、深入浅出的课，也没见过这么挥洒自如、学识渊博的老师。从此，“侯仁之”便和“北京城”一起深深地植入了他的心田，并影响、引导了他一生。与老师一样，朱祖希一生也只做了一件事——研究北京。

可是“忠孝不能两全”，朱祖希将毕生心血投入到对北京的研究中时，也深深地亏欠了母亲。他负笈北上后，年迈的母亲只好南下香港投奔他的二哥、三哥。

此后，国内外时局瞬息万变，个人在历史的洪流中，毫无还手之力。上世纪70年代末，当朱祖希带着妻儿到香港探亲时，母亲已经是80多岁的垂垂老者。

朱祖希一家在香港住了三个月，两个哥哥给他办好了身份证，连房子都为他找好了，可是最后他还是决定回北京。“我是研究北京的，离开北京我什么都没有！”朱祖希在母亲面前长跪不起。已过不惑之年，却没能侍奉老母一天，朱祖希心中无比歉疚，但为了心中的热爱，他别无选择。

当朱祖希带着妻儿回到北京，重新到规划局上班时，同事们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文革”刚刚结束，内地与香港的生活水平相差巨大，不少有海外关系的人都走了。

贰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历史地理学”是个冷门学科，直到今天还有人会在“历史”和“地理”中间点个顿号，以为它是两门学科。

侯仁之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达比教授，是当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1949年，侯仁之学成归国，任教燕京大学。

在中国传统学科中，只有沿革地理而无历史地理。侯仁之认为，沿革地理属于历史学，而历史地理学则属于地理学，二者有本质的不同。“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而且还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在侯仁之的倡导下，中国的大学才有了历史地理这门学科。

与恩师侯仁之（右）在一起。

初入大学校门，朱祖希对历史地理学亦没什么概念。开学的第一个周末，侯仁之带着新生们去西山做原野考察。“出北大西校门，经蔚秀园，到挂甲屯往北从圆明园西墙外，经青龙桥、景泰陵、厢红旗、卧佛寺，最后到樱桃沟吃午饭。侯先生一路走一路讲。”没想到，北京有这么多文物古迹和历史典故，朱祖希觉得自己专业真是报对了。

侯仁之是朱祖希在学术上的领路人。不过，朱祖希总是强调，上大学时，自己与侯先生接触不多。那时候，他是北大地理系一名普通的本科生，而侯先生是系主任。对于先生，他唯有仰望。大学毕业以后，朱祖希进入北京市规划局工作，因为工作关系，他与侯仁之才渐渐熟络起来。

1978年，侯仁之落实政策，重新开始工作。此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向他约稿，希望他能将自己20多年来写的论文出一本集子。

“那时候出书可不像现在，是了不得的事情。这本书是侯先生这么多年出的第一本书，他非常重视。”朱祖希说。但当时，侯仁之正准备出发去西北做沙漠历史地理考察，无法兼顾编书工作。朱祖希听说后，主动承担起这本书的绘图工作。文字编辑由侯仁之的另一位学生、在《光明日报》工作的金涛负责。

书中大小73幅插图，基本上都是由朱祖希绘制的，实在比较难绘的图，他还专门请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制图专业的同事董怡国帮忙绘制。

图画好后，朱祖希将图稿送到北大燕南园侯先生家。不想回来的时候，正好赶上大雨。尽管临走时侯先生给了他一件塑料雨衣，但他骑车回到家时，仍被淋成了落汤鸡。第二天，朱祖希刚进办公室，侯先生的小儿子侯凡兴就来了。他说：“昨天晚上下那么大雨，您挨淋了吧，还好吗？父亲特意让我来看看您……”几句话，说得朱祖希心里热烘烘的。

侯仁之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序言中写道：

最后，我必须说明，在此书着手编辑时，我已经重新走上了沙漠考察的征途，如果不是金涛同志付出大量的业余时间，代为编选、修订，这本小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书中全部附图，都是由董怡国、朱祖希同志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有限的时间，为我赶绘出来的……他们的辛勤劳动不仅帮助了作者本人，更重要的还是有助于促进这门薄弱学科的发展，这不能不使我们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

朱祖希看过这段话大为动容，能为先生做点事儿，他发自内心地高兴。

后来，朱祖希常会在有关北京的学术研讨会或地理学会年会中碰到侯仁之。有时候，侯先生高兴了会说：“祖希，咱们中午喝两口儿。”有一次开会，侯先生没带粮票，找他求助说：“祖希，我没带粮票……”

在朱祖希的记忆中，侯仁之不仅是德高望重的学术权威，而且是一位平易近人、亲切可爱的长者。

不过，朱祖希最看重的还是老师对他学业上的认可。上世纪80年代，在侯仁之的推动与奔走下，中国才成功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1987年，故宫、长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第一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侯仁之也有了“中国申遗第一人”的美誉。

2004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中华书局组织编辑出版《中国世界遗产年鉴》。其中“人物”一节中有侯仁之，著名规划大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委副主任郑孝燮先生推荐朱祖希来撰写，以便列入书中。朱祖希真有点诚惶诚恐，写好后赶紧将文章呈给侯先生看。“侯先生只加了一个‘的’字。”朱祖希既感如释重负，又感到无比自豪。因为，侯仁之素以对学生要求严格著称，特别是有关介绍他本人的文章。只加一字，意味着他对朱祖希的认可。从此，侯仁之也常会委托朱祖希替他撰写参加某些学术会议的发言稿，甚至代他出席研讨会。

在侯仁之学术思想的指导下，朱祖希提出了“永定河是北京母亲河”的概念。“城市文明的起源与河流、水系密不可分，北京城几千年生生不息，是谁哺育了它？我认为是永定河。”朱祖希说。

1996年4月，朱祖希在《北京晚报·百家言》栏目上连续发表了5篇题为“北京的母亲河”的文章，为永定河正名。“以前，人们提到永定河总说它是一条害河，其实她是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北京发育、成长的‘母亲河’。”

朱祖希一直秉承着老师的学术思想，潜心研究北京，但是每每遇到有人称他是侯仁之的学生时，朱祖希总强调：“我既不是侯先生的硕士生，也不是他的博士生，只是一个本科生。我读书的时候，侯先生是我们的系主任。当然，也给我们上过课。”

朱祖希虽然自谦，但侯仁之一直把他当作入室弟子看待。有一年，侯仁之生病住院，一位台湾学者前去探望。交谈中，这位学者感慨道：“侯先生您在学术上成就很大，著作也不少，就是没有学生。”听了这话，侯先生很不高兴，指着侍奉在侧的朱祖希说：“我怎么没有学生，这不是我的学生吗？”每每说到这一幕，朱祖希都不禁动容。

在《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一书的最后，朱祖希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题，回忆了自己与老师侯仁之相处的点点滴滴。文章饱含深情，令人感动。三岁时，朱祖希的父亲就去世了，在他心中早已将老师侯仁之当作自己的另一位父亲。

2012年10月，侯仁之先生以102岁高龄仙逝，朱祖希悲痛万分。他在《侯仁之与北京城》一书中写道：“燕京耆哲又去一人！历三朝，行万里，书一湖未名星光璀璨，一时人间无两。穷毕生，尽白头，现千载华夏故城风采，实乃德才双馨！”

叁

“让我去，就得说实话”

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朱祖希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热情。他创作的《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其文化渊源》获得国家图书馆第四届文津图书奖，《古都北京》《园林北京》均获得第四届北京市优秀科普图书最佳读物奖，《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被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评为“2018年度好书”，入围央视《2018年度中国好书》。

朱祖希不用电脑，也不上网，至今仍保持着用纸笔写作的习惯。虽然他常常自嘲是个“脑盲”，但是曾经读过的资料和文献都存在他的脑子里，并且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思考与理解。

侯仁之经常告诫学生，要好好查阅文献，看到有价值的部分随时抄录在卡片上，做好注释。这种严谨的学风令朱祖希受益匪浅，他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也能这样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有一次，朱祖希去某地开会，活动结束后，组织者让他们参观了那里的一处“马致远故居”。有人兴致勃勃地指着一处农家院门口的小河和小桥对大家说：“这就是马致远在《秋思》里描述的‘小桥流水人家’。”

“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之一，史籍里明确记载：马致远是大都人。‘大都’自然是指元大都城。马致远故居怎么会跑到远郊区呢？”朱祖希幽默地问道：“请问您贵姓？您如果姓马，而且是马致远的第几代孙，您这么说我信。”

挖掘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发展旅游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不尊重历史，制造赝品，最终只会贻笑大方。

应该说，大部分聘请专家给课题评审的单位，都希望听取专家们中肯的建议，但也有些单位就是为了借老先生一个名。开会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走个过场就完了。可朱祖希每次参加类似的评审都不会含糊，有一说一。

“让我去，不就是让我说吗？”朱祖希平日里平易近人、爱开玩笑，但是在学术上却从不马虎。学术在他心中有着至高的地位，容不得半点世俗的浸染。

一般人年过八旬，早已经过上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但朱祖希却比年轻人还忙。写书、审稿、参加社会活动、打乒乓球、拉二胡，每天都过得很充实。

在科普讲座上。

对于科普讲座，他更是不遗余力。“只要有人请，我就去讲。”朱祖希说，“我也从来不问有没有课时费，有没有车接，没车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去！我也不管有多少人听，有一个人听，我也愿意去讲。”

这些年来，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做过多少次讲座。文化部、北京市委党校、国图、首图、首博、北师大、农大、首师大、首经贸、北京四中、师大附中、三十五中，乃至孙女曾经上过的三教寺幼儿园……只要邀请，他都去讲。

在他看来，学术不是高高在上、束之高阁的东西，如果大众都不知道你在研究什么，这种研究还有什么意义呢？

北京中轴线 马文晓摄

去年因为疫情原因，线下讲座基本都取消了，但他还是参加了好几场线上直播。去年年底，朱祖希受西城区图书馆之邀，做了一场《中轴线是什么》的线上讲座。他穿着他那套经典的中山装，对着镜头讲：“老北京城就像我穿的这件中山装一样。如果脑袋是太和殿，那么领子是紫禁城，五颗纽扣分别是午门、端门、天安门、正阳门和永定门，上面两个小口袋是‘左祖’太庙、‘右社’社稷坛，下面两个大口袋是天坛和先农坛。大家看，这不正是北京城最大的特色——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吗？”

讲座之后，朱老师给我发信息：“没想到收视率达1600人，连在美国的侯师二儿子也看了，而且还发来了截图。”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知之愈深，爱之愈切”，这句话是朱祖希对北京城的真实写照。

本文刊发于4月27日北京日报人物版

来源 北京日报副刊微信公众号 | 作者 黄加佳

编辑：谢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