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格非：全世界的作者都在胡写，小说提出问题的能力正在丧失

记者 | 潘文捷

编辑 | 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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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开始，小说就变了。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董强说，这部小说呈现了生活在虚幻中的人与现实撞击的故事，因此作家米兰·昆德拉视之为现代小说的鼻祖。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葡语系副教授范晔也说：“《堂·吉诃德》把小说变成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艺术。”

在题为“站在’虚构这一边’——小说、历史与形式”的《12堂小说大师课: 遇见文学的黄金时代》新书发布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教授格非、小说家苗炜与这本书中的两位作者——董强、范晔——对现代主义小说的特质进行了探讨。在这本书中，12位学者和译者为读者讲解了普鲁斯特、伍尔夫、乔伊斯、卡夫卡、昆德拉等12位20世纪作家的经典现代小说。现代主义塑造了“现代人”感受世界的心理和方式。在活动现场，嘉宾们一致同意，现代小说的核心功能在于提出问题，但它却不能提供答案。

《12堂小说大师课: 遇见文学的黄金时代》

陆建德 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1现代小说只有问题没有答案

格非谈到，过去的神话、民间故事里没有时间性，讲故事的时候谈到的时间都非常模糊，“从前”“很久很久以前”都不是时间，而是开放的、概述的东西。到了结尾，不管人物遇到多大的风险，最后总是圆满的，主人公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将来的日子究竟怎样，读者没必要知道。这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有能力来肯定自身的生命，能够把内外的时间统一成一个整体。匈牙利文学批评家卢卡奇认为，这是有永恒在担保。卢卡奇说那个时代只有答案没有问题，或者说答案先于问题。但是，今天的世界，或者说现代小说出现以后的世界，却只有问题没有答案，只有谜面没有谜底。

相较之下，传统的史诗之所以有答案，是因为有神和上帝，中国也有鬼神，正是因为人们相信那些比人更高的存在一定会出面干预，所以故事会有好的结局。格非谈到的正是韦伯讲的“世界的祛魅”，也就是说，那些存在于古代精神中令人景仰和畏惧的神秘事物，在历史进入现代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被理性化的光芒驱散了，过去人类认为可以依托的那些比人类更高的超验存在也就没有了。

他认为现代小说最核心的功能在于提出问题，却不提出解答。范晔则说，伟大的小说不要求读者站队，“小说的本质是一种不明确的表态，明确表态的叫投名状。”他以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举例，科塔萨尔曾面对指责和批评，人们认为他的作品脱离拉美的现实，没有直接反映拉美水深火热的生活，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受压迫、被剥削的大众的一边。但科塔萨尔说，自己的文学不是为回答问题而生的，而是为了提出问题，为了引起不安，为了将思维与感受向着新的真实的地平线敞开。与之类似的，西班牙作家哈维尔·塞尔卡斯也认为，伟大的小说往往都包含一个核心问题，《白鲸》中的白鲸到底象征着什么，《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到底是不是疯子，无论是梅尔维尔还是塞万提斯似乎都没有直接回答，也许，答案就是我们不知道《白鲸》的终极意义，也无法确知堂·吉诃德到底是疯了还是清醒了。范晔引用塞尔卡斯的话说，回答就在问题中，问题就是回答，是对回答的追寻。他认为小说的使命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以尽可能复杂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能否找到答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深入地感受问题。”

今天的小说家有一种盲目的自信

董强认为，小说作为现代的产物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现代文学深深地受到自己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并试图对全新的问题进行回应。在苗炜看来，提问是很难的，“写作的人会想提问，但很多时候这个世界充满标准答案，就是没什么人能够提出一个真正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是怎么产生的？格非说，现代小说跟传统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故事是口口相传的，依据的是传统；现代小说依赖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生存经验，尤其是我们自身的经验。不过，今天出现的大问题是，作家借助发达的媒体会自认为很了解这个世界，可以把握这个世界。

在巴尔扎克的时代，作家要做社会调查，要实地勘查，但是由于今天有那么多的资讯，小说家就会出现一种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他们一个晚上可以编十个故事，故事里还可以有很多起承转合悲欢离合。”就这样，“全世界的作者都在胡写，在惯性当中推出各种各样的故事。”格非认为这非常可怕。

“好的小说家就是提问题的，提出这个时代、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格非说，但是今天的小说家提出不了问题，就是因为小说已经变成了惯性的、自动化的写作，“任何人都可以写作，写得很多，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让作品畅行于世。这样一来，小说提出问题的能力正在丧失。”

很多诺奖作家在格非眼中也很平常，但他认为石黑一雄是可以提出好问题的作家。他提到，在长篇小说《别让我走》里，石黑一雄在针对克隆人提问，在新作《克拉拉与太阳》里，他也在针对人工智能提问。“这些是非常深入的、充满悲剧性的问题，会促使你来反省自身的经验。”

活动现场 左起：董强、格非、范晔非虚构不是虚构的敌人

在非虚构盛行的今天，虚构还有什么样的位置？非虚构和虚构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其实并不新鲜。董强看到，其实无论是莎士比亚还是莫里哀的戏剧，都充斥了生活在自己虚幻世界中的人物。董强以莫里哀的戏剧为例，《吝啬鬼》里面的阿巴贡、《伪君子》里的奥尔贡和《贵人迷》里的茹尔丹，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董强认为，在法国文学里，生活在虚幻中的往往是贵族、主人，而仆人总是比主人更清醒。比如在戏剧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里，费加罗就比他服务的贵族要聪明，更加拥有生活的智慧。

除了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指出了虚构小说中虚幻与真实可能发生的冲突。董强说，在现代小说的初期，虚构和非虚构或者虚幻和真实的关系也引起了其他小说家的注意。比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里，主人公包法利夫人读了很多浪漫主义小说，从而形成了自己虚幻的世界，开启了走向灭亡的道路。

这样看起来，虚构和真实似乎会产生矛盾，但董强看到，其实浪漫主义者在尽情虚构的时候，也十分讲究历史资料考证，强调所在地的色彩，这意味着，出场人物从装饰打扮到语言谈吐等都必须吻合自己所处环境的特色，不论这个环境是法国、西班牙，还是东方，不论这个时间是在当时还是遥远的中世纪。而有一种“真实”是他所反对的。他举例称，国内曾流行过一本叫《张之洞》的历史小说，书中作家提到爱情就用初恋情人、梦中情人这样的说法；介绍地点，讲解地跟导游词一样有板有眼；甚至在小说里作者还展示了当下中国发生的改革问题、官商矛盾、中西矛盾等诸多现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跟当今的主流语言混同，所以能流行能畅销，但是也就失去了一部小说真正的力量。”董强说。范晔也称：“虚构的敌人不是非虚构，绝对排他的那种唯我独尊的所谓现实主义才是虚构的敌人。”

一边是虚构，另外一边是非虚构，当人们把天平倾向虚构的时候，究竟在选择什么呢？范晔看到，小说家会努力让语言从意识形态里、从商业里、从工具性里释放出来。在所有人都在争夺语言战场的时候，小说家在保护和解放语言，让它具有更丰富的可能性。在董强看来，虚构有一种前瞻性，这种前瞻性是历史所没有的。“如果说我们阅读历史、阅读非虚构，是希望通过归纳能够看出一些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而试图更好地把握未来，那么虚构则是运用我们的想象力去展现某种可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