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陋建筑，不是美与丑这样简单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要求落实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新时期建筑方针，严禁建设“丑陋建筑”。

这是“丑陋建筑”这个词第一次被用于正式下发的文件通知中。

这个词迅速在社交媒体发酵，各地网友纷纷晒出自己家乡的“丑陋建筑”，一时间，“王八”与“螃蟹”齐飞，“秋裤”共“裤衩”一色。

在讨论之余，一个问题变得尤为关键，到底什么是“丑陋建筑”？“丑陋建筑”有标准么？

美丑没标准，但丑陋有定义

Vlog博主史里芬曾长期关注国内各地的奇观建筑，他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拍摄外观为甲鱼的河北白洋淀荷花大观园金鳌馆。他的视频里充满丑陋和奇观，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审美的确存在高下之分，“但是夸张、繁复、充盈，这种民间的审美不是那个‘下’。”

河北白洋淀荷花大观园金鳌馆。图/建筑畅言网

在史里芬看来，这种奇观是一种正常的生活场景，在中国，这种奇葩审美才是常态。

拍摄了无数登上热搜的Vlog，史里芬从来没用过“丑陋”这个词来形容建筑。

“某种意义上来说，丑陋建筑这个词，是我们创造的。”说这话的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从2010年开始，周榕与几名建筑设计师、学者、建筑评论家和一家网站合作，创立了“中国年度十大丑陋建筑”评选活动，至今11年了。在这个评选活动之前，没有人给建筑扣上过“丑陋”的帽子。

“中国十大丑陋建筑”评选部分被提名建筑。图/建筑畅言网

之所以在2010年开始评选丑陋建筑，周榕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丑陋建筑都是在2010年被建造完成的，而是2010年的社会科技发展进步催生的产物。

“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方兴未艾，大量新生网络媒体发展迅猛，打破了原有的传统传播模式，原本在建筑领域占比不高的另类建筑，引发了公众巨大的反应。”

在2010年前的20年中，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超速发展，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建设量井喷，大规模基建项目比比皆是，在一定范围内也引发了文化失序、思想失范、设计失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各类贪大媚洋、崇权炫富、猎奇求怪、粗制滥造的建筑作品间或浮现，一时泥沙俱下。

在周榕看来，建筑生产与传播的特殊语境共同催生了这个评选活动，而丑陋建筑评选也给了当时的网友一个宣泄的出口。

“丑陋建筑，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不是一个学术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学概念，一座建筑是否丑陋，显然不是单纯的审美判断，而是要取决于它是否与社会主体民意相抵触，是否能获得社会广泛认可。”

“在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时代背景下，那些赤裸裸拜金炫富的建筑即使设计得再精美，也会被我们归入丑陋的范畴。”

河北燕郊天子大酒店（左）贵州湄潭县茶文化陈列馆（右）。

事实上，普通老百姓和建筑专业的专家对于建筑的审美方面有着较大的分歧，“很多人认为窗户不对齐的建筑就是丑的，还有的人有密集恐惧症，见到设计上有这样的内容也会认为是丑的。”

所以在周榕看来，自己评选丑陋建筑的标准首当其冲的是对权利和资本过度膨胀的价值观维度，其次是错引范式、滥用符号、象形媚俗、低劣山寨等“文化批判”，而建筑本身的审美取向、功能布局、形式操作和环境塑造等狭义的专业评价内容，始终不是“丑陋建筑评选”活动的首要价值评估选项。

谁在建造丑陋建筑？

在评选“丑陋建筑”最初那些年，层出不穷的“官式山寨”建筑也让周榕触目惊心：“在评选中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在区一级的政府，疯狂地山寨美国的国会山，而乡镇级的政府在疯狂地山寨天安门。”

“官式山寨”建筑的最大危害，在于对文明共同体内部认同感的破坏。

“直截了当说，山寨白宫破坏了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本土认同，山寨天安门破坏了对中华文明共同体的现代认同。”周榕说。

除了“官式山寨”外，还有一批被公认为丑陋的“象形建筑”，福禄寿酒店、巨型螃蟹、巨型甲鱼、巨型地球、巨型酒瓶、巨型莲花。

此外，大批地标性建筑，也成为了“丑陋建筑”的重灾区，比如重庆朝天门的来福士广场，以超高超大的建筑体量完全遮盖住了朝天门本来的样貌，让本身带有巨大文化历史内涵的真地标荡然无存。

重庆朝天门来福士广场。

“可以算得上是，野蛮践踏重庆历史文脉，粗暴破坏山城尺度的一个代表。”

“作为一名普通建筑设计师，我和大部分社畜一样，甲方怎么说，我就怎么改。”一位就职于北京某建筑设计院的建筑设计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你可以看到很多国际知名的建筑设计师，在面对媒体时大谈自己的设计风格、理念和对城市的思考，但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从业者而言，没有这么复杂，一个建筑从设计到最终落地建造，甚至都不是建筑设计师一个人说了算的事。”

大部分方案都会几易其稿，伴随着招投标活动，以及多层审批环节的批示、意见，才会成型最终的建筑设计方案，最终建成的建筑和设计师最初脑中的样子截然不同是很正常的。

在该建筑设计师看来，之所以出现了大量人们口中的“丑陋建筑”和我们近20年来争相打造“地标性”建筑有关。

上世纪中叶，美国城市研究学者凯文·林奇提出城市意象理论，首次从人的视角探讨了城市的空间组成要素。林奇提出了城市环境的五大要素：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其中，标志物即为地标，是一种在地图上呈现为点状的参照物。

随后，城市地标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地标可以是山川、河流、地貌这样的自然要素，也可以是纪念碑、城市雕塑这样的公共艺术，也可以是大厦、楼宇、广场这样的城市空间。地方政府通过打造一些地标建筑，特别是公共建筑等来推广城市。资本则通过包装和塑造一些特色的城市空间，来提升土地和楼宇的价值。市民则把地标作为约会、集合的地点，游客则把地标作为旅游打卡的必去之处。

由于经济飞速发展，仿佛只有地标性建筑可以直观证明这个城市经济进步的速度和效果。梳理11年来上榜“丑陋建筑”名单的城市，各个城市之间不仅有攀比心理、从众心理，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向北京看齐，1959年竣工的人民大会堂当时就成为过各地争相效仿的案例，到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仍有类似于人民大会堂的建筑得以保存并使用。

在北京奥运会前后相继竣工的国际大剧院、鸟巢、水立方以及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给了各地一个信号，这样造型先锋、设计独特的建筑能在北京出现，就意味着可以在我们家门口出现，很快被迅速模仿和延展。

因此，在一个时期内，人们才会看到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建筑出现。

江苏昆山市巴城蟹文化馆。

严禁建设的另一个极端

不少被评为丑陋建筑的部分建筑，已经悄然拆掉，或是项目终止了。

但事实上，建筑由于特性所致，一旦被建造完成，想要拆除或者改变，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丑陋建筑将作为城市抹不掉的疤痕，给社会留下记忆，并世代流传。

尼采说过，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回以凝视。

你注视丑陋建筑，丑陋建筑也回以注视，这样对人的影响同样也是潜移默化的。

关于“丑陋建筑”《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表示，城市建筑物不是“限时艺术展览”，一旦建好，不能“撤展”，要极为长久地存在于这个城市中，特别是一些天然带有“城市名片”性质的地标性建筑物，对城市风格和城市形象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公共领域的建筑物在设计上决不能“随便”，更不能由规划者完全“拍脑袋”决定建在哪，建成什么样。

这也提醒在公共领域的建设中，不能因为拥有决定建筑物在哪里“出生”、“长成什么样”的权利，就毫无顾忌地使用，要尊重建筑设计师的专业意见以及大众审美，能有效避免建筑中的“土味含量”，让丑陋建筑少一点再少一点。

在周榕看来，由于“丑陋建筑”在实际判断中缺乏明确的学术标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到的严禁建造未来能否具体落地，还要看后续有没有细则和规划。

与此同时，周榕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些担心，是否会造成设计方面的匮乏和平庸？是否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如果把凡是偏离大家普遍认同的东西都认为是‘丑陋建筑’，就会把创新之路堵死而放任平庸泛滥。虽然‘丑陋建筑’应该遭受质疑和批评，但也绝不能一刀切，我们应该具有包容性，包容那些曾经尝试的创新。”

即便是丑陋建筑也有它存在的价值。相比于试图通过批判丑陋建筑来鞭策建筑要走向规范化审美的简单性、暴力性思维，丑陋建筑在某种程度上彰显了建筑多样性的价值。

例如，重庆白马山旅游度假区的“飞天之吻”，以当地民间故事为主要创意，同时融入了敦煌壁画的元素；被众多网友嘲讽的广州融创大剧院，其初期的效果图审美也基本到位。但两者却在最终的呈现效果上出现了滑铁卢，关键在于建设方的操之过急和粗糙建设，力求在短期内建设完工，并获得流量和利润。想要解决“丑陋建筑”显然不是设计一方面的问题。

广州融创大剧院建设完工图（上），效果图（下）。

采访中，周榕反复强调一个自己的观点：

“我们拒绝丑陋建筑，拒绝的其实是预埋其中的‘贪大媚洋、崇权炫富、猎奇求怪、粗制滥造’的社会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