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三星堆：中国考古三度星光璀璨

三星堆：中国考古三度星光璀璨

半月谈记者 康锦谦

2021年4月，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工作迎来“高光时刻”——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出土的数百件瑰奇文物初次亮相。这不是三星堆第一次走入中国考古的聚光灯下。拥有近90年发掘史的三星堆，见证了中国考古一路无数风雨，也分享了众多荣光。在中国考古的星光璀璨中，如何辨识出三星堆的别样光彩？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保护大棚以及其内的“考古舱” 沈伯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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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落西南星：初识三星堆

1934年3月6日，四川广汉市真武村燕家院子门前人声鼎沸。

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馆长的美国传教士葛维汉正率领考古队队员，运用探沟法展开小面积试掘。这是第一次对三星堆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出土陶器、石器、玉珠、玉杵、玉璧、玉圭等器物及残件600余件。看着这些文物，包括葛维汉在内的考古队成员震惊了。他们没想到，村民燕道诚之前拿来的器物不是无足轻重的偶然发现，这里的地下似乎是一片文物的海洋。

5年前，村民燕道诚及其子在自家院门口疏通沟渠时，无意挖出了玉石器，随后器物流入市场，一时“广汉玉器”名声大噪。葛维汉为这些器物所吸引，随即组织起考古队，三星堆文物世界的面纱就此揭开。后来，葛维汉在《汉州发掘简报》一文中，将这批出土文物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命名为“广汉文化”，引起了国内外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这份简报也成为第一篇有关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报告。

遗憾的是，当时中国的考古学正处于起步阶段，考古学家们未能理清广汉文化的来龙去脉。其后战乱频仍，三星堆的探掘也只能暂时搁置。

新中国成立后，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带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组成考古队，1963年重返广汉月亮湾。他们把勘察范围扩大到附近方圆近5平方公里地区，其中包括了当时广汉的著名景点——三星伴月。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告诉半月谈记者，冯汉骥等考古学家发现“三星伴月”所指的三个相连土堆，就是三星堆古城的城墙。随着一代代考古学人的接力探索，规模宏大的“三星堆遗址”渐渐露出真容。

从“广汉文化”到“三星堆遗址”的50年岁月，留下了中国考古学的深刻转型。路，还在伸展。

左图：1986年，工作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2号“祭祀坑”内清理文物（陈德安供图）右图：2021年3月10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3号“祭祀坑”内工作 沈伯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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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缀满天星：惊世三星堆

“有铜的、石头的，还有刀，很漂亮的刀。”几位砖瓦厂工人风风火火地跑来向考古学家陈德安报告，他和一同负责三星堆考古工作的陈显丹赶到现场，把工人扔在地上的东西拼起来才发现，所谓“刀”原来是玉戈、玉璋等玉器。

据陈德安回忆，1986年7月18日上午，砖厂民工杨运洪、刘光才在取土时，一锄头挖出了玉器。随后，1号“祭祀坑”里陆续发现金杖、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石器等文物。

8月上旬，1号“祭祀坑”发掘工作进入尾声，众人还没从巨大的惊喜中回过神来，2号“祭祀坑”又被砖厂民工杨永成、温立元挖了出来。出土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神树、数尊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头像等同样令人惊叹。

1986 年出土于三星堆 2 号“祭祀坑”中的青铜纵目面具 沈伯韩 摄

“三星堆的发现，对中国历史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局限于黄河流域。”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说。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占主导地位思想的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在黄河流域。随着三星堆等长江流域重要遗址的发现，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说”的藩篱日渐松动。在总结一系列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考古学大师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指出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生之言，昭昭实物为证。迄今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国内现存年代最早、最大、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世界上绝无仅有的青铜纵目面具……这些三星堆出土的古蜀王国杰出“作品”，造型奇特、恢宏大气、内涵丰富，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随着考古工作推进，三星堆成为中国考古又一张名片。“三星堆热”席卷全球，众多考古学家慕名前来，古蜀文明考古一时成为国际学术热点，孕育三星堆的神奇土地，见证了一次次国际考古合作与交流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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熠熠见新星：再探三星堆

白色手套、白色工作服……半月谈记者近期在透明的考古发掘舱外看到，装备齐全的考古工作人员乘“吊篮”悬空俯卧，正用小竹刀等工具如做外科手术一般处理文物表层土壤。实验室内，电子监控实时显示着舱内温湿度等数据。

截至目前，三星堆6个新发现的“祭祀坑”中已出土数百件文物。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的抢救性发掘，近两年三星堆重启发掘，有众多高科技助力，更是多学科、“多兵种”集团作战。

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利用特制的升降设施在3号“祭祀坑”内作业 沈伯韩 摄

站在颇具未来感的考古方舱前，三星堆考古前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陈显丹感慨不已：“当年我们完全是靠传统的田野考古方式，和现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了。”

30余年后重新发掘，到底新在哪里？半月谈记者了解到，此次发掘在发掘现场除了修建保护大棚和现场保护平台，更引入考古发掘舱以及集扫描和拍照信息记录提取等一体的多功能考古发掘操作系统，为对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遗址外围，土遗址监测系统和舱内外环境监测系统严阵以待，只为求索文明万无一失。

上图：1986年，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工作，现场裸露在空气之中，无法完全封闭保护（三星堆博物馆供图）下图：新一轮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4个大小不同的“考古舱” 沈伯韩 摄

“5号坑出土的重达280克的金面具以及3号坑里面出土圆口方体铜尊、拱手立人像以及口部附加龙形附件的铜器，都为古蜀文明的独特性和创造性提供了崭新实证。”冉宏林介绍，未来还会将三星堆遗址纳入整个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体系，为进一步认识巴蜀文明内在特质和联系，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的复杂进程而努力。

今天的三星堆，发掘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探知遗址分布面积已达13平方公里。求索未有穷期，3000年前古蜀文明的悠悠回响，仍然是值得我们期待的“大地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