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高校文科学报，何以挺立学术“江湖”七十载？

新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目前刊龄最长的综合性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文史哲》，何以挺立学术“江湖”七十载？

“不入主流，难成一流；质量立刊，专家办刊；倡导争鸣，繁荣学术；发掘新生力量，扶植‘小人物’。”现任主编王学典如此概括。

初心使然，坚守亦然

古人云：“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何为《文史哲》的初心？

1951年初春的一个夜晚，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家中，副校长陆侃如、教务长罗竹风、历史系主任杨向奎等人聊天中谈及学校四开张的小报《山大生活》，虽然对交流信息起了良好作用，可仍需创办一个大型学术刊物。

创办《文史哲》不仅是为了开辟新的学术园地，还要通过《文史哲》打破旧有的、单一的学术模式，建立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新的学术范式。

首任社长华岗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超阶级、超政治的“纯技术主义”，但他认为，让人们接受马列主义最好的方法与途径，是自由讨论或辩论。

华岗的办刊思想，赋予了《文史哲》独特的思辨气质。

现任主编王学典2019年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不入“主流” 难成“一流”——论期刊人的作用和当下使命》一文指出，一个杂志能否进入所谓“一流”，和这家杂志能否进入时代的思想主流、学术主流密切相关。

引领创新，繁荣学术

创新是发展的基本路径，创新的本质是突破，即突破旧的思维定势，旧的常规戒律。

《文史哲》创刊伊始，华岗即有每期要尽可能推出一位新作者的“硬性”要求。著名的山大“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就因为在《文史哲》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而名震一时。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研究的主体是所谓的“五朵金花”，而其中的三朵（古史分期、农民战争史、资本主义萌芽）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

1951年7月，历史学家童书业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西周的观点，对“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等提出挑战，拉开了讨论的序幕，几乎吸引了整个史学界参与讨论。

自1954年7月起，《文史哲》创新采用十八期连载的方式将陆侃如、冯沅君改写的《中国文学史简编》推向学术界。论者认为，“这是解放后用新观点、新方法完成的第一部系统的文学史”“山东大学文学史研究的重镇地位由此确立”。

历史系的学科建设则通过中国史专门化的思路进行。当时众多高校对“专门化”各有各的理解：北大以断代史作专门，如所谓的“宋史专门化”；山东大学则采用现在流行的规范的“专门史”的方法，开出“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和“中国农民战争史”三种“专门化”课，由此带动了历史系的学科建设。这些学科的提出和设置，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没有先例的。

王学典表示，创刊伊始，《文史哲》即扮演了一个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变的引领者角色，这是通过发起一系列重要学术论战实现的，这些重要论战无不涉及当时的意识形态的重塑，引发学界广泛瞩目。

让世界读懂中国

“让全世界更好地认识、了解中国，《文史哲》英文版恰好起到这样一个桥梁作用。”《文史哲》国际版执行主编孟魏隆说，海外学者可以获取到第一手的中国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

2014年，《文史哲》英文版创刊，最大特点在于以“专题”的形式呈现，并非中文版的简单移植或精编，而是每期集中一个海内外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如经学、理学、诗经、唐诗、宋词、元曲、汉赋、道教、佛教等专题。编辑部计划英文版能把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知识点上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介绍给西方汉学界，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一个非常完整的系列。

王学典表示，要让英文版成为海外学者观察中国内地学界的窗口，使中文版成为中国内地学界观察西学变化的窗口，而且是最佳窗口。“使《文史哲》中、英文版实现良性互动、深刻互动，办成世界的汉学名刊。”

“《文史哲》这份学术杂志，在20世纪，对海外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和青年学生而言，是憧憬的对象、指路的明灯。”日本中国学会会长、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池田知久说。

“借由这份杂志，中国学者可以在国际对话中发出更响亮的声音，而西方学者也能加深、扩大自己的研究。这对学界整体以及受益的个体而言，都是难得的福音。”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名誉教授王靖宇评价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