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见｜王克非：翻译研究拓展的基本取向

本文来源：《外国语》2021年第2期

转自：外国语、应用语言学研习

摘 要

近年来，中国翻译研究呈现出以中译外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翻译研究和以语料库翻译学为代表的接轨国际的翻译研究等取向。文章分别阐析这两类代表性研究取向，认为中国特色翻译研究需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深化，逐渐接轨国际，而接轨国际的翻译研究需解决本土问题，体现中国特色。

关键词

翻译研究；取向；中国特色；接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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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翻译是什么？这不是很难明白的事情。普通人有自己的认识，学界有学者的界定。我的定义是：翻译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意思换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述出来的文化活动。这个定义较之于先前的定义多了两个要点，一是凸显译者作用，二是明确文化属性。

上述翻译定义含有语言、转换、译者、文化等关键要素。同时，翻译是跨语言跨时空的文化交流活动，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但翻译研究探讨什么问题？有些是千年以上的老问题，有些是现当代社会和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要阐释的新问题。

翻译研究，如同“新中国翻译学科发展历程”一文中所说，“中外历史上关于翻译的认识和观点，在现代以前基本处于议多论少的前理论阶段”（王克非 2019）；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翻译学研究，在国际上，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以奈达（Eugene Nida，美国）、卡特福德（J. C. Catford，英国）、威尔斯（Wolfram Wilss，德国）、巴尔胡达罗夫（С.Бархударов，苏联）、纽马克（Peter Newmark，英国）等为代表；在中国，基本上是改革开放之后在学习、借鉴国际上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后才开展起来。无论国际国内，翻译学研究都在持续发展之中，所触及的范围日益广泛，所讨论的问题逐渐深入。如何把握现代翻译研究拓展的基本取向，是本文之关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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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层面

一般而言，人们都是从翻译实践开始，涉入翻译研究问题。因此翻译研究呈现两大层面，一是实践层面，涉及翻译实务的所有问题；二是理论层面，探讨翻译的现象和本质，包括翻译史实的发掘和阐释。荷兰学者霍姆斯（James Holmes）将翻译研究分为纯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只是他进一步将纯翻译学切分出理论性翻译研究和描写性翻译研究（后者包括翻译产品、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三方面），并以其提出的描写翻译研究而著名（Holmes 1972/1988）。多数学者认为，理论研究不是只为实践问题作注。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有关联，也有区分。

从这一点看，中外对翻译的认知是接轨的，即都认识到翻译具有两个层面，因而对其研究也主要从以下两大层面展开：

1）理论翻译研究层面，含翻译理论，翻译思想，认知心理的研究，以及翻译(文化)史的研究，包括既往的翻译活动或事件，翻译带来的社会影响，等。

2）应用翻译研究层面，涵盖内容更广泛，如：

翻译实践，如文学翻译实践,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专业翻译实践，范围更大，包括文理各科各专业的翻译及其教学；

翻译技能，包括各种具体翻译转换处理，以及对直译、意译的讨论；

翻译文本比较及翻译批评，含多译本比较，中外译本比较；

翻译教学及评测，含翻译的教法、教材、测试、评估等；

翻译认知过程，包括以各种途径和仪器进行口译和笔译过程的观测分析；

翻译技术，如机辅翻译、自动翻译等；

语料库翻译研究，包括基于网络、大数据等的语言比较和翻译研究。

由上述可以看出，前一个层面处理的主要是翻译的理论性、学科性问题，注重对翻译现象的理解与阐释；后一个层面处理的主要是翻译的技艺性、实践性问题，注重解决实际翻译问题的技巧与方法。

不过，也不是都能这样绝对地划分清楚。如描写翻译研究，试图从描写入手，涵盖实践和理论两大层面，其翻译产品描写研究即译作研究，是指向实践层面的，而翻译功能和翻译过程的描写研究，是指向理论或抽象层面的。

近二十多年兴起的语料库翻译研究是另一种描写路径，它所探讨的翻译产品问题是在大量语料库基础上识别的，不是单一产品的，是寻求普遍特征的；它对翻译功能和过程的探讨不是直接的描写，而是在语料库考察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和思考。

近十多年兴起的利用ERP、EEG等脑电仪器，利用键盘记录和眼动仪，甚至fMRI等更先进的核磁共振成像来观测译员工作时大脑“黑匣子”的运作，则主要是对翻译过程的描述和探测。

由此可见，现代翻译研究不限于传统的两大层面，而如同上述描写翻译研究、语料库研究、翻译过程研究，都是尝试以新的理念和技术，进行跨层面的或结合二者的探讨。

翻译所特有的跨语言文化作用和翻译的神秘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拓展。据Rovira-Esteva等（2015）的统计，近30年来国际上共创办110余种翻译研究类期刊，累计出版或发表6万多部（篇）翻译学专著、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这个数字显然基本没有包括中文以及许多比中文更不流通的非英文的翻译研究文献。同期中文的翻译研究文献，保守估计也在3万篇/部左右，几乎是英文为代表的国际文献的一半，而且近30年里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这显示了翻译研究的量能和热度。

另一方面，翻译研究的触角甚广，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关注重点或趋势。胡显耀（2020）用CiteSpace知识图谱软件对国际翻译研究文献做关注点分析，发现按聚类规模排列，热点问题主要是：文学翻译、译者培训、法律翻译、意识形态、多语现象、口译及视听翻译。我们反观国内研究，像文学翻译、译者培训、口译、法律翻译等，也是被探讨较多的问题，只有意识形态、多语现象，以及社区翻译、翻译与全球化等问题，国内研究触及不多。此外，翻译与生俱来的跨学科性也由于新技术、新方法的加持而更加彰显，交叉研究初露燎原之势。

这就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新世纪20年里翻译研究的基本层面和发展样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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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基本取向

近十多年来，国际国内的翻译研究在持续发展。哪些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取向呢？我们观察，就国内的研究而言，比较引人注目的增长点是中译外研究和语料库翻译研究。这两大增长点代表的是翻译研究的两大取向，即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和接轨国际的翻译研究。

中译外研究的扩大，对应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中外人文交流、大国外交话语等命题。这些代表着或凸显着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

语料库研究的扩大，对应的是：各种类型语料库的研制，包括通用的和专用的、平行的和类比的、口译的甚至多模态的，以及多语言的双语语料库。在此基础上，开展基于语料库的语言对比、翻译特征、语言变化、译者风格、翻译教学等课题。

此外，还有口笔译教学与评测，翻译能力，利用眼动仪、ERP、EEG等仪器开展翻译认知过程研究，等等。这些都是与国际接轨的翻译研究。

下面对这两个取向分别细加讨论。

3. 1

中译外研究

中译外，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将母语译到外语，即所谓“逆向”翻译，这不是翻译的默认方向。因而一般来说，也不是翻译研究的主要方面。翻译的“入超”即引介是永恒的，是由其本质属性所决定的，关于翻译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绝大部分针对正向的外语译入母语的问题。

一般而言，翻译是“拿来主义”的，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古埃及国王请来七十二学士到亚历山大城译经，从希伯来文译入希腊文，保存和传播了古希腊文化。中世纪的西班牙小城托莱多聚集了一批文人学者，将译成阿拉伯文的希腊文献又译成拉丁文，使欧洲各国受益，催生了后来的文艺复兴。我国隋唐时代的大规模佛经翻译活动给汉语言文化带来了全新的色彩。古代日本历来重视译介、传播中国文化，江户时代藩书调所组织翻译了大批汉语典籍。中国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更是表明，翻译引入对本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关重要。鲁迅曾做过大量的翻译，从各种语言择取他认为有意义的作品译入中文。《鲁迅全集》20卷，一半是他的著述，一半是他做的翻译，但他从未做过中译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大家，大部分都做过翻译，著、译并举，基本上也都是外译中，极少中译外。在国际上，历来以外语译入母语为主，反方向甚少。尤其比较通行的语言或发达国家的语言大多不做译出，其文学文化作品由愿意输入的国家自主去做翻译引进。例如英国著名的中国文学译家闵福德，他做中译英一类的外语译入母语的翻译工作，但从来不做英译中。闵福德坦言：“我一定不会尝试搞英译中，永远不会。我也不认识任何做这般尝试的英语人，因为如果我要达致好的英文写作水平已是这般困难，你可以想象要达致好的中文写作水平该多么困难。”（参看李雅言2007）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从事中译外实践及研究的人们思考。

当然，母语译到外语也是翻译交流之必需。对于比较弱小、在世界文化版图中相对“边缘”的国家，主动对外译介也是常态，是这些国家的政治、文化、文学进入世界各国视野的一条重要途径。例如挪威的海外文学推广基金会（NORLA）就资助译者和出版机构，将数以千计的挪威各类书籍译为数十国语言，扩大了世界对挪威的了解；不过这里面许多译介也是由懂挪威语的对象国译者所为，即挪威机构鼓励译出，而实际翻译可能仍是译入。

另一方面，即使相当于国际通用语的英语，也有出于某些需要而被译出到他国语言，如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通过其富兰克林图书项目，对外翻译出版大量图书，试图通过输出自己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影响他国民众思想（参看吴赟2020）。

从母语译到外语，从世界范围内看，规模没有超越中译外的。这是中国翻译活动和理论探讨的一大特色。中国近百年来持续将中国文学文化作品和政治文本译出到英语为主的各国语言里。1950-1960年代是中译外第一个兴盛时期。改革开放多年后兴起的第二个中译外高潮，一直延续下来，并出现中国人译出、外国人译入并举的局面。这是实践层面。对这样的中译外实践活动（包括译出、译入两个路径）进行全面的、大量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几乎占据中国翻译研究的半边天。这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译外一类的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称之为中国特色，是因为在国际上极少看到这类研究文献，基本上一边倒由国人在国内学术界开展，走入国际学界的尚不多见。

3. 2

语料库翻译研究

在中译外逐渐升温的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双语语料库的研制和相应研究在英国出现，给比较沉闷的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和理念。近20年来，中国翻译学界也逐步开启了以英汉/汉英为主要语对的双语语料库研制与应用，国家社科项目、教育部项目、各省市的社科项目均被语料库相关研究占去不小的一块。各学术期刊上，基于语料库的研究论文频频涌现。这一研究无疑是受国际学界的启发和带动而开展起来的，形成与国际接轨、可与国际同步对话的翻译研究取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视角，是将译文与原文作比较，以忠实程度为取向，主要是审视翻译质量。而基于语料库的新视角，不仅做传统的研究，还关注译文与母语的比较，以偏离程度为取向，考察译文语言的特征，并同原生语言作比较，尝试进一步认识翻译的特征和共性，也探究翻译语言对原生语言（主要是译入的目标语）的潜在影响。

这类新型研究有不少新的发现，如译文的简化现象。

Baker（1993，1998）发现译文语言呈简化（simplification）特点；Laviosa（1997, 1998）的研究佐证了Baker的观点，她发现译文比母语使用更多的高频词（高频词大体上即常用词），高频词使用增多，意味着词汇简化。她们富有理论意识地将其称之为翻译共性或翻译的普遍特征（translation universals）。

类似的研究还有不少，例如翻译的显化倾向，即译文语言与母语相比更为清晰而呈现显化（explicitation）特点（ ver s 1998）。研究发现英汉翻译也具有显化倾向。对汉英/英汉互译后呈现的译本扩增进行考察，结果与 ver s类似（王克非 2003）。

此外还有研究发现翻译呈现范化（normalization）现象、净化（sanitisation）现象，以及与简化不同的复杂化/繁化现象，因为对相异的原文进行翻译时难免模仿借鉴，使译文复杂化、冗长化；这一假设尚有待研究验证。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文献中，受关注较多的还有翻译语言考察和双语比较分析。通过个案考察“翻译语言”（translationese），这是以往翻译研究很少关注的问题。研究者发现翻译文本的语言多少与原创文本的语言有所不同，其中非文学译本比文学译本在结构上更趋向于借鉴原文，形成事实上的“翻译语言”。

这类比较突出的研究有：

Ebeling（1998）比较英语和挪威语在存现句使用上的特点。Maia（1998）以双语对应语料库观察英语和葡萄牙语在人称主语使用频率上的差异。陈瑞清（2004）从自建“大众科学英汉平行语料库”和台湾“中研院”平衡语料库原创汉语文本对部分汉语关联词的使用情况作比较，发现汉译本有从意合转形合的潜在显化趋势。Xiao & McEnery通过细致分析，发现在“体”标记的使用上，汉语译文比汉语原文多出约一倍（2002）。

国内学界自2000年以来开展了一系列语料库相关的翻译研究。例如我们通过大型英汉平行语料库进行被动结构的考察，量化分析英语被动结构在汉语中的对译，观察翻译受源语干扰的情形。我们对4,621例 be-passive 英语被动结构的汉语对译形式进行考察后发现，科技英语被动结构的汉译有10种基本处置方法：被动结构、受事主题结构、主动结构、虚义动宾结构、兼语式、处置式、定语短句、名词化、类虚化动宾结构和省略，这表明英语被动结构汉译形式的灵活性和丰富性，其中比较出人意料的是，英语被动结构在翻译转换为汉语时，仅有10%译为被动结构。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离不开语料库的建设。近十年来我们开始研制历时语料库和复合语料库，为了更好地观察语言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在翻译的作用下发生的变化。所建“中国英汉平行语料库”，库容超过1亿字/词，收录近百年的英汉对应语料，为翻译与现代汉语之间的相互作用，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描写和分析框架，使多层面、系统性的翻译语言/原生语言变化的历时考察成为可能。该库还有复合的设计，即将平行的、类比的和参照的语料库组合在一起，以便开展更为精细的研究。目前这方面已经陆续产生研究成果。

3. 3

基本取向之外的思考

前面主要论述了翻译研究拓展的两个基本取向。我们一直思考的是，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需要逐渐同国际学术接轨；接轨国际的翻译研究，需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树。翻译的双重中介特质，是一个可以考虑的突破点。

面对翻译问题，解释翻译现象，单从语言方面不易自圆其说时，或者希望从更深的层面探讨翻译现象时，就需要结合文化进行研究。翻译是不同语言文化间的中介或桥梁。

翻译的中介性，首先是将一种语言转为另一种语言，这是直接的、显性的中介，是普遍的认知。

翻译另一个中介性，在于它会间接地对所译入的母语及其文化产生不同程度的、有时是不可或缺的影响。这是间接的、隐性的中介。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做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这类所谓接轨国际的学术研究时，不能仅关注第一个层面的中介问题，还要设法发掘第二个层面的间接中介影响问题。前面所述历时复合语料库就是不仅探索语言间的翻译转换，还要分析在翻译中源语言如何直接渗透到译语，译语又如何间接影响目标语。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做中译外之类的中国特色翻译研究时，就不会只留意中文的经典文献和现代文本如何具体地译成外文，其间有何变异和错漏；我们更会发现中译外有译出和译入两条路径，并比较两条路径的不同翻译表现和实际效果。

因此，我们近年来提出研究翻译路径的问题。路径不是方向，不是外译汉或汉译外双向翻译这么简单。路径关注的是谁发起翻译活动，目的是什么，效应是什么。中国近十多年在进行史上最大的译出活动和译出研究，注意不同翻译路径的分析，是中国特色翻译研究的理论突破所在。因而，我们所论述的翻译研究两个基本取向，都有潜在的巨大发展前景。关于这一点，今后另文详述。

当然，在上述两大取向之外，还有值得注意的翻译研究取向是跨学科的交叉研究。跨学科是翻译学的一个内在特征，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语言学与翻译学的交叉产生了语言学取向的翻译研究（linguistics-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七八十年代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交叉产生了文化转向的翻译研究、译介学等研究分支；社会学与翻译学的交叉产生了翻译社会学的研究分支。近年来，翻译学与认知科学、脑科学、医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又催生出更多的翻译研究分支，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翻译学研究不再是单纯地从其他学科借鉴概念或方法，也开始为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辅助或支撑。也就是说，翻译学不再是理论消费的学科，不仅从其他学科“索取”，也会对其它学科“给予”。国际上这方面的研究已经起步，国内的相关研究开始跟上，具有广阔的发展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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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文从现代纷繁的翻译研究中，试图分析其基本取向，以期更好地探究翻译问题。翻译所涉及的不仅是语言问题，更包括跨文化问题、心理认知问题、人类共同体问题，等等。

中国特色翻译研究和接轨国际的翻译研究这两大类取向方兴未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将继续拓展开去。二者各有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关键的问题是，前者，即中国特色的翻译研究如何做出理论贡献，接轨国际研究；后者，即以语料库为代表的接轨国际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解决本土问题，体现中国特色。

2021年第2期继续刊登“翻译研究”栏目的5篇文章，均为“当下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与理论探索——第四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与会学者的论文或笔谈。

本文3.2所引文献参看王克非（2011，2020）；限于篇幅，文中不一一列举。

参考文献略。欢迎阅览《外国语》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王克非，男，北京外国语大学讲席教授。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