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副明代描金彩绘漆棺“复活”了！

首都博物馆办公区三层，生物实验室内，研究员闫丽正手持仪器，对着几个装着土的培养皿进行检测。这是在为即将开展的“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中一件“借调”文物做进馆检测。

这里是首博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首都的“文物医院”。这间文物医院里，有一支平均年龄30多岁的年轻团队，35位文物医生涵盖化学、生物、材料、文物保护、地质、科技史等多个专业方向。在保护修复馆藏文物同时，他们每年还要为各地文保单位提供技术支撑、修复协助。

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之际，记者走进这间文物医院，探秘文物医生如何运用传统技艺和科技手段，为千年文物问诊治疗，保护文物健康。

为新展文物“体检”微生物

闫丽面前，几个培养皿里的土，来自一件河北行唐故郡东周遗址出土的车轮遗迹。“这是消杀前的土，这是消杀后的土，仔细看这个，里面还有几个小虫子……”闫丽依次指着几个培养皿，耐心地解释，这件车轮遗迹刚刚运至首博时，打开存放文物的包装，工作人员们发现，除了镶嵌在车轮周边和缝隙中的土，车轮表面还有一些白色的痕迹。

这些痕迹是不是霉菌？土里还有哪些微生物？“让土进展厅，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因为土是微生物的主要来源，文物要在展厅中展出3个月，必须先给它做个‘体检’，检测一下土里的微生物情况。”她说。

作为微生物硕士，这是闫丽专长的领域。“第一次去取样时，我发现土质比较湿润，环境太湿的话，上面容易长毛，太干的话，又怕车轮干裂。”闫丽说，她对土和白色痕迹分别取了样，“预防性保护组的邵芳老师请专家对土质进行了消杀处理，消杀后，我再取一次样，对比两次检测结果。”对白色痕迹的监测结果显示，这些其实是结晶盐，不会对微生物环境造成影响。等检测结果全部出来之后，会形成一份“体检报告”，这件文物就可以放心进馆展出。

除了日常工作中的检测，闫丽和同事们还承担了生物实验室的科研课题。

一张工作台上，一摞摞的培养皿里，养着各种各样的霉菌。“我经常要和它们打交道。”闫丽笑盈盈地说。2006年来到刚刚落成的首博新馆，她就跟着纺织品和书画组的师傅学习，如何将所学融入到文物修复？耳濡目染间，她慢慢摸到了门道儿。比如，有些丝织文物由于尸体腐烂等原因，表面会被血渍等污染，去除难度很大，闫丽就从生物酶的角度入手，反复实验，培养微生物清洗污渍，最终找到一种微生物，仅仅进行几分钟的无动力浸泡，血渍就会消除，这表明微生物清洗文物不仅可行，而且高效。

她和同事还创新发明出一种生物酶揭展古书画技术，解决了困扰书画修复的百年难题。“古人作画的宣纸叫画心，命纸是为了保护而裱在画心背后的一层或多层纸，每层之间用淀粉制的浆糊胶粘。后世想修画，多是用水闷，再手搓揭开命纸。稍不留神，揭多了，画心纸少半层，画意缺失；揭少了，重新装裱卷收后，残留物质会硌伤画心。”闫丽解释说，通过生物酶降解浆糊，仅用如绒毛划过手心般触感的力度，便可以轻易揭开古画，使画心完好无损，简单而安全。

“这些技术都是服务于传统修复的，传统组的老师们遇到哪些难题，我们就会利用科技的手段，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闫丽说。

科技手段诊断“青铜病”

五层青铜杂项修复组办公室里，修复师倪炎取来一件刚刚修复完成的元代方鼎。“这是我们馆藏的一件文物，刚送来的时候，就是断了一条腿。按照传统的修复方法，我们只需要用金属锡对它进行焊接，再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再对它进行手工补旧。”倪炎说，现在有了科技手段加持，我们在正式“治病”之前，都要先给文物做一个全方位的“体检”——其中，X射线探伤相当于“透视”，了解文物的内部结构，检查文物内部有没有断裂；X射线荧光分析用于检测文物的金属成分；X射线衍射，则可以检测青铜器的锈蚀产物。

利用这些科技手段对方鼎进行全面“体检”后，一份健康报告形成。倪炎和同事们在报告中发现了氯这一元素，“这表明，这件器物患了‘青铜病’。”倪炎解释，以往专家们鉴定“青铜病”的方法就是凭肉眼看，“这种锈呈浅绿色的粉末状，疏松膨胀，会像瘟疫一样在青铜器中传播和蔓延，腐蚀铜的本质。”然而这件器物的表面只呈现出蓝绿色、黑色和黄色，这些锈蚀都是无害的。倪炎和同事们用仪器对方鼎的多个部位进行检测，均发现了氯元素，“我们推断，‘青铜病’的锈层藏得更深，被表面的锈蚀给盖住了。”

诊断出来了，如何治疗？“这就需要用到它——超声波清洗机。”倪炎指着办公室里一个“大箱子”说，“我们把方鼎放在里面，用脱氯的药水给方鼎‘洗个澡’，通过超声波震动进行脱氯处理。洗完澡后，我们还要把方鼎送去实验室检测，直至完全检测不出氯元素。”

之后，再按照传统修复方法对方鼎的短腿进行锡焊，再进行调色、补配，用工具一点点进行手工补旧，涂上缓蚀剂和封覆剂作为“保护层”，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方鼎修复完成。“别看我们这里跟工厂似的，用传统修复技艺修复文物，就需要我们特别细致、耐心了。”倪炎随手一指，一排抽屉上贴着字条，分别写着磨头、钻头、锉刀、毛笔、刷子、刻刀、手术刀、镊子等，这些刻花纹的工具都是他们自己做的。“这些个老手艺，都是13年前我当学徒时，师傅口口相传的，留下的文字资料很少。”

当年的小学徒，如今已成长为组里的负责人，“对我来说，和一件件文物打交道，就像亲手触摸到一段段历史。”倪炎说，他很高兴，用自己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可以和先进科技手段结合，为更多饱经风霜的文物祛病诊疗。

抢救性保护“百病缠身”漆棺

首博办公区地下一层，考古实验室一间玻璃房子里，何秋菊和同事身着防护服，戴着口罩、手套、帽子，“全副武装”的她们正在修复一件长期“住院”的重要文物——明嘉靖年间考古出土的一具明代朱漆地描金彩绘漆棺。

面前的漆棺，长度约2.4米、宽1米，高0.9米左右，色彩鲜艳，仔细看，漆棺上绘制精美的漆画。“漆棺两侧主画面有完整的描金漆画，共出现人物形象200余人，包括官员、仆役、僧人、小贩、乐队、杂耍者、接引仙人等，还有马匹、树木、轿辇、房屋、流云、山峦等景物，绘画技艺精湛，人物形象生动。”何秋菊说，4年前，她第一次见到这件文物时，则是另一番样貌。

2017年8月，石景山区五里坨一个建筑工地意外发现一座石室墓葬。根据墓志铭记载，墓主人为明代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内官监太监。专家鉴定，漆棺上绘制的精美漆画，具有极高的艺术研究价值。2017年底，漆棺整体运至首博进行抢救性保护。

“打开外椁板后，漆棺呈现在大家眼前。”何秋菊仍记得这件漆棺第一次亮相实验室的场景，“漆棺四面有描金彩绘，保存较完整，色彩鲜艳，漆面有较强的反光感。美轮美奂的漆画，却百病缠身——霉菌滋生，植物根系繁衍，木胎糟朽，漆皮起翘、脱落等数种病害，严重影响漆画安全。”

专家团队采用了多种科技手段对漆棺进行“体检”。“我们采用了 X光探伤，诊断它内部的结构，还采用了一些高科技的手段，比如说拉曼光谱，包括气相色谱质谱联用这些方法，来对漆棺的材料制作材料和工艺进行一些研究。”何秋菊说，这具漆棺属于典型的北方地区出土的半饱水漆木器，保护方法有别于南方饱水漆木器。由于此类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在国内尚无成功先例可循，需要边探索、边推进，有相当的难度和挑战性。

“漆棺重见天日，从阴暗潮湿、低温的环境，突然展现在大家的面前，所有环境突然被打破，是它最脆弱的时候，因此建立一个与地下比较类似的环境尤为重要。”何秋菊说，为此，首博紧急召开了专家会议，最终决定采取临时搭建一个气密帐存放漆棺，“建立模拟墓室内的低温高湿环境，两年后改建了玻璃房，通过缓慢降低湿度对漆棺进行荫干法脱水处理。目前，漆棺的木材含水率在严密监测下缓慢下降，漆棺尺寸未发生改变。”

随着氧气含量突增，温度适宜，休眠的霉菌虫害重新滋生繁衍。这是修复团队面临的又一个难题。在木材防霉专家的指导下，何秋菊和同事用棉签和脱脂棉球一点一点清理表面的霉菌，给漆棺“打点滴”，将抑菌药物输入内部，进行彻底的防霉处理。解决了防霉问题后，漆棺上蔓延的植物根系又为修复团队出了难题。“这些根系遮盖了漆画，而且受潮膨胀后又随时影响漆画的安全。通过危害性评估，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用镊子、手术刀把露出表面的根系，一点点地、像动手术一样地取出来。”何秋菊说，团队用了2年时间清除植物根系，最后清出的根系有满满两大箱。

回贴漆皮是何秋菊和同事遇到的最大的困难。“脱落的漆皮有几百块，每一块呈5层，5层加起来都不到0.5毫米，会逐层起翘，需要我们一层一层地贴回去。用小镊子碰一下，可能就破碎成好几片了。”何秋菊说，大多数化学胶粘剂在低温高湿环境下不干燥，给漆皮的回贴增添难度，“因此，我们回归到大漆传统技艺，采用原材料进行修复，目前，漆皮加固回贴部位没有起翘脱落现象，古人智慧得到了最大程度传承。”

目前，何秋菊和同事正在进行的工作是用生漆加木屑对漆棺进行裂隙填补，接下来还要完成一系列保护修复工作，逐步降低环境湿度，缓慢脱水，定期监测木胎含水率及裂隙的变形情况，最后进行脱水完成后的修复。整个过程下来，还需要3年左右。

长期与大漆接触，何秋菊的手腕上因过敏长出了漆疮，她却不在乎。“我们这些文物医生，就是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技术方法延缓文物的寿命。”她说。

在这座博物馆，科技在文博领域的“跨界”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文物医生们伏案埋首，妙手还原着历史的绚烂，传承文明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