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巴以两国，如果真的无法相爱，就做邻居吧

以巴冲突持续。至今已造成200多人丧生，各国都敦促双方停火。

要了解以巴地区的争议可追溯至1948年，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第二天，以埃及、约旦、叙利亚等国为首的阿拉伯联军向以色列宣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自此，双方的冲突从未休止。联合国调停无效，各方势力介入，硝烟弥漫，战争不断，仇恨遍布整块中东土地。

1939年，阿摩司·奥兹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耶路撒冷，父母分别来自苏联的敖德萨（今属乌克兰）和波兰的罗夫诺，他们怀着复国主义梦想去到巴勒斯坦——这座没有河流，到处布满石头的山城。小奥兹的童年里，爆炸、宵禁、停电和断水司空见惯，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时不时就大动干戈。在奥兹心中，耶路撒冷是一个“倒地受伤的女人”，就像他的母亲，敏感、神秘、情绪化。（柏琳《双重时间》）

作家奥兹被誉为“以色列的良心”。人们说，“理解奥兹，千万不能忽略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一面”。他的女儿范妮娅认为奥兹既是作家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用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政论。”这些年，以色列国内右翼势力将奥兹视作“叛国者”，他居然把自己的书带到巴勒斯坦去！奥兹说：“我要充满荣耀感地戴着这顶‘叛国者’的帽子，这顶帽子提醒我，要相信正义和真理，要同时给予巴以两个民族说话的权利。”

在两个民族水火不容的况下，将如何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和平协议？今天，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独立记者柏琳对奥兹及其女儿范妮娅的专访，出自《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曾有个巴勒斯坦的政治家身陷囹圄，读了《爱与黑暗的故事》，写信给奥兹：也许应该由您来读一读我们（巴勒斯坦）的历史，而我应该读一读以色列的历史。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

阿摩司·奥兹：爱与黑暗的秘密

柏琳 文

本文节选自《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4月

柏琳

《新京报·书评周刊》原资深记者，曾采写120多位国内外文化人物。现为独立记者，青年写作者。2018年入选单向街公益基金会发起的水手计划，正在进行有关南部斯拉夫地域的非虚构写作。作品发表于《读书》《单读》《花城》等。图为柏琳在周末郎园图书市集上做新书签售的留影

在战乱和恐怖袭击不断出现在以色列人民生活中的今天，和平的步伐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迟缓。擅长破解家庭之谜的奥兹，依然会把巴以冲突理解成大家庭的内部矛盾。他说，如果真的无法相爱，就做邻居吧。

▍“巴以两国，如果做不了情人，就做邻居吧”

以色列屯垦区正指责双方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图/路透社

柏琳：就在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上悲哀地表示“巴以冲突”和解遥遥无期，而且可能情况越来越糟糕。你觉得，为什么经过那么多年的痛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依然无法达成和解？

奥兹：我可以用一个词回答你：法西斯。双方都是这样的状态，他们需要所有的支持都在自己这里，自己百分百正确，他者百分百错误。但是我一直说，妥协是解决巴以冲突的唯一方法。

我是个懂得妥协的男人，不然我也不会和同一个女人保持五十六年的婚姻。妥协从来都不快乐，没有人会觉得妥协容易，它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成熟。现在巴以冲突看似很复杂，其实非常简单。以色列这个国家是这么狭小，小到中国人都无法想象。从特拉维夫开车到约旦不到一个小时，从耶路撒冷开车到巴勒斯坦地区只需要二十多分钟。这样小的一块土地，它是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也应该是巴勒斯坦人的应许之地，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和平共处，融为一体呢？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欢乐的家庭呢？答案在于，他们不是“一个”，他们也不快乐，他们更不是“一家子”，他们是“不快乐的两个家庭”。不同的语言、历史、宗教信仰......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把这所小房子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单元，比邻而居。

我们需要把这所房子分成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部分，以色列人得到A卧室，巴勒斯坦人得到B卧室，如果可能，厨房和客厅可以有一部分共享空间。如果不能做情人，就做邻居吧，希望有一天彼此都能邀请对方到家里来喝咖啡。我说得容易，其实很难，但总有一天会实现的，因为以色列人无处可去，巴勒斯坦人也是。在欧洲，不就是有个很小的捷克斯洛伐克吗？他们分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相安无事，巴以问题应该以此为鉴。

阻隔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隔离墙

柏琳：我想起了一本书，美国作家乔纳森·威尔森写的《巴勒斯坦之恋》，用一种新视角展现了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看法，全书一个核心观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能总把自己看作历史的受害者，他们也做了很多伤害阿拉伯人的事情。你看过这本书吗？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

奥兹：没看过这本书，但是听你说后，我准备回去看。人总是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是普遍的人性。犹太人是受害者，女性是受害者，黑人是受害者，第三世界国家是受害者......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场“比赛谁比谁受伤害更多”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个人都在说，“我比你更受伤害”。

即使在家庭内部，当婚姻触礁，兄弟阋墙，人们也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把对方当成加害者，不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阿拉伯人也喜欢把自己当成无辜受害方，但双方都很幼稚。

我真的认为，在巴以冲突问题上，从来不该判决哪一方是好人还是坏人，双方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侵略者。在以色列内部也形形色色，正统犹太教徒，犹太教改革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即使是犹太复国主义这个词，也不是一类人，而是好几类人的统称，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内部都是复国主义者，有的是资本家，有的信仰社会主义，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甚至是法西斯，我并不是喜欢这个家族里所有的成员，而有些成员也以我为耻辱，这很正常，大家庭内部，这种矛盾司空见惯。但我们必须有一个共识：任何人都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家园，哪怕这个家园小得不能再小。

柏琳《双重时间：与西方文学的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

▍范妮娅回忆父亲奥兹：他用“讲故事”治疗民族伤痛

柏琳：作为他的长女，家里第一个孩子，意义总是有点不同。父亲和你的相处方式是否有特别之处？父亲以什么形象停留在你的记忆里？

范妮娅：我出生时，父亲才二十一岁。在他十二岁那年，他的母亲就自杀身亡了，留下这个孤单的独生子。他很早就开始揣摩死亡的秘密。我记得，我四岁时开始对死亡有了懵懂的认知，同时也产生了恐惧。我去问父亲：爸爸，我害怕死，怎么办？父亲抱起我，对我说：范妮娅，不要担心，等你长大时，爸爸就会发明一种让人不会死的神奇事物。

后来我长大了，觉得父亲当年的回答太不可思议：一个父亲怎么可以许诺孩子以不死的诺言？直到去年父亲过世，我五十八岁，那个瞬间我突然明白，爸爸是对的，他没有对我撒谎。他的确发明了“不死”的事物——词语。他的作品，他留给孩子们的话，留给全世界读者的言语。对我而言，他真的是不死的。

柏琳：奥兹曾定义自己是一个“在旧式犹太人和新型希伯来人之间徘徊的灵魂”，而他与你合著的学术随笔集《犹太人与词语》这本书也大量论及现代犹太人在正统宗教性和世俗性之间的徘徊，作为新一代犹太人知识分子，你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

范妮娅：我首先是一个人本主义者，然后是一个以色列犹太人。何为“身份”？这个英语中的“身份”，来源于拉丁语，类似于“它”，是一个较低级的词根，表示一种出身、本能的意思。如果“身份”只能关涉这个意义，那么我们就是我们身份的囚徒。“我出生在犹太家庭，我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最好的”，这种说法是民族主义的，是可怜的。

我父亲有一个叔叔克劳斯纳(他也出现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奥兹的家族名为“克劳斯纳”)，这位克劳斯纳叔叔学识渊博，是希伯来大学的教授，以色列知名学者。他在耶路撒冷的家的门口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克劳斯纳家族的“座右铭”：犹太主义，人本主义。他说他无法把这两个词分开。我们是犹太人，也是人本主义者。这是我们的家族遗产。

谈及身份，我愿意做“加法”。作为以色列犹太人，我背负着犹太人的历史，但同时也有全新的东西。“身份”必须是新与旧的“协商”。我是犹太人，我也是女人，是母亲，是热爱动物的人......身份必须是多样的。

柏琳：在奥兹的代表作《爱与黑暗的故事》以及其他作品中，有一个重要主题和如今的世界形势息息相关——犹太人对欧洲的“失望的爱”。联系到如今以色列国内政治“向右”形势，越来越无解的巴以冲突，欧洲乃至全球的极右民粹主义趋势，世界似乎正在朝着奥兹担忧的方向运转。作为一个深谙西方文化的犹太历史学家，你如何看待这种世界局势？

范妮娅：过去七十多年里，欧洲和美国都拥有战胜法西斯的共同记忆，世界人民似乎有种幻觉——我们已经永久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斯大林也好，罗斯福也好，似乎给那一代人强制注射了某种麻醉剂。七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人没有被注射过，新纳粹、狂热的新民族主义战争、极端的右翼势力开始升温......野兽在苏醒。人们好像忘记了从前疯狂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灾难。

关于这个问题，我父亲有一个说法，他想对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无论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分子，还是以色列民族主义分子，他想对这些人说：对于那些已经失落在时间中的东西，请不要再去空间中寻找。巴勒斯坦或以色列曾经的荣耀，再也不会回来。

就像一个男子在二十年前有一个爱人，二十年后的现在，他不能对这个女人说：我需要你回到我身边。在时间中已经失落的东西，只能永恒地消失。为了逝去的爱情或者曾经荣耀的国度，我们可以写诗，写一本小说，想念它，纪念它，但我们永不复回时间的往昔河流。

我同意父亲的观点。看看今日特朗普的美国吧，其实事情很简单——美国人希望回到某种“黄金时代”，那时美国没有那么多移民，所有人都说一种语言，秉持相同的价值观......但我恐怕要说，这只是某种对过去的“幻想”。撇开这种“愿景”，看看今天，无论欧美，放眼望去都是“新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彼此融合，这就是未来，我们应该学会和这种新的“身份”对话，和未来对话。

柏琳：那么，作为在犹太世界深受爱戴但也非常有争议的人物，对于你父亲的去世，以色列国内有什么反应？

范妮娅：一直以来，我父亲既是作家又是公共知识分子，他用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政论。关于巴以冲突，他曾秉持中立的观点，但最近几年他有了改变。由于越来越狂热的新民族主义在以色列乃至在全球的兴起，他对我说：“范妮娅，我们要加快脚步，我们要快点说，快点写，快点告诉这个世界，警惕那些危险的人，他们要带给我们灾难。”

这些年，国内右翼势力说我父亲是“叛国者”，他居然把自己的书带到巴勒斯坦去！父亲说：“我要充满荣耀感地戴着这顶“叛国者”的帽子，这顶帽子提醒我，要相信正义和真理，要同时给予巴以两个民族说话的权利。”

曾有个巴勒斯坦的政治家身陷囹圄，读了《爱与黑暗的故事》，写信给父亲：也许应该由您来读一读我们(巴勒斯坦)的历史，而我应该读一读以色列的历史。我觉得这样我们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得知我父亲的死后，这个政治家泣不成声。

这就是我父亲在以色列的角色。他始终是那个坚持用“讲故事”的方式来“治疗”民族伤痛的人。不仅是巴以冲突，而是放之四海的问题。他说，请让我们讲述彼此的故事，走入幽深的历史隧道中，请让我们深深地了解彼此，请让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治疗狂热。

相关书籍

END

活字文化

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