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道与声诗同—周亮工印学思想初论（六）

明 甘旸 金元初印

（三）印谱、印文内容、印材等问题

唐宋时期文人好印之风渐盛，同时对篆刻艺术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集古印谱”也风行开来。集古印谱最初目的本在著录古代印章制度和收集古器。至宋代，“集古印谱”开始有了艺术审美的倾向，最著名的有杨克一的《集古印格》和王顺伯的《复斋印谱》、颜叔夏的《古印谱》、姜夔的《姜氏集古印谱》等，可惜宋代的这些印谱多已失传，只有王顺伯的《复斋印谱》保存在明代沈津所刻《欣赏篇》中，今天还能看到。此外，还有宋初王俅所著一部收集古器的著录《啸堂集古录》中也收入三十七方古印。集古印谱的问世和刊行，既普及和彰扬了印章之美，也促进了印章艺术审美观的形成。到了元代，在赵孟頫、吾丘衍崇尚汉印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元代文人书画家所用的印章基本上呈元朱文和汉白文两大格局。受赵、吾汉印审美观的影响，元代的集古印谱以大力提倡汉印为表征，如传世的《杨氏集古印谱》、吴叡所辑《汉晋印章图谱》，等等，都是提倡宗法汉印风气的产物。明代隆庆六年（1572）钤印本《集古印谱》行之于世，后万历三年（1575）增改为《印薮》大量发行后，对印人影响极大，如《印人传》就记录金光先“为印皆归于顾氏之《印薮》”。当时集古印谱的盛行，而至明中期尚未见印人自作印谱。到了明代万历以后，在晚明文化的刺激下，印人印谱的大量出现。《印人传》中对印谱的讨论 ,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他说：

（文彭）所为印流行甚多，今皆为人秘玩，不复多见，亦由无谱也。印至国博，尚不敢以谱传，何今日谱之纷纷也，亦自愧矣。

明 甘旸 顾会瑛印

周亮工所记录的这种状况，正是明末以来文人篆刻家私人印谱发达的真实记录，和集古印谱的时代有很大不同。从《印人传》的标题来看，提到印谱共十八种，可见其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印谱记录印人的。《印人传》中还谈到何震印谱：“主臣印谱自镌久之，而诸本互出”，胡曰从印谱“旧名印史，吾友王雪蕉易曰印存。其以墨印者曰元赏”；还提到“今人满部诗文，大套印谱”，这些都反映了印谱在清初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

元 吾丘衍 布衣道士

在讨论刻印内容时，《印人传》载：

文国博为印，名字章居多，斋堂馆阁间有之。至何氏，则以世说入印矣。至千秋则无语不可入矣。吾未见秦汉之章有此累累也。欲追踪古人而不先除其鄙恶，望而知为近今矣。

明 甘旸 魏率善羌邑长

周亮工指出明代不同印人对印文的内容选择上发生的变化，又以秦汉印章和当时人作比较，这反映了印章内容受到关注，文彭、何震、梁千秋各有所取，但印人对刻印内容越来越不讲究，他提出批评：“江河日下，诗文随之，图章小道，每变愈下，岂不可慨也哉。”周亮工站在文人立场上审视印章“返踪古人”，却在内容上显得“近今”，这使得他对当时风气感到不满。应当指出，周亮工反对印章内容的新发展，也显示了其对印章认识有一定的保守性。印文内容的发展，是印章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发展的必然，仅以“秦汉之章”的名印来限制，指为“每变愈下”是不客观的，而其所论“除其鄙恶”倒是印人应该注意的。印材在文人篆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印人传》中讨论了牙章、灯光冻、玉石章、晶章等材料，记录了当时人刻印的情况，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在讨论文彭印章时说他原先所刻印章皆牙章，自得石后，乃不复作牙章。又说：

盖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时冻满觔值白金不三星，余久之遂半镮。又久之值一镮。已乃值半石，已值且与石等，至灯光则值倍石，牙章遂不复用矣，岂不异哉？

明 甘晹 兴安令

周亮工还记录了万寿祺作玉石章、林晋白善镌晶章：

若嗜图章，复精于六书，自作玉石章，皆俯视文何，所蓄晶玉冻石诸章，皆自为部署，一一精好。

晋白善镌晶章，既工又甚敏。尝为予言：“镌晶章易事，而人难言之，高自造作耳。

明 甘旸 吴

此外，印纽虽只是印章的辅助部分，但也值得注意。《印人传》卷三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如《书王文安图章前》称：“文安独留心图章，似极醉心于元方、令和，两君子甚爱之，更留心于制纽，与漳浦杨玉璇、毗陵张鹤千齐名。”《书林晋白印章前》称其“意到神来时，目乃不知有晶，往往多惊坏其纽，坏则匿之，辄出囊中钱，易他晶以偿。予知之独不令偿，曰无纽更自佳，但须平其倾欹，雅胜纽也。”《书丘令和印章前》称：“辛卯春，予托从兄禹图走吴门市佳玉，命周尔森父子尽仿汉玉作纽。”这些记录虽未展开讨论印纽，但也反映了印纽是当时印人活动中关注的内容。

明 苏宣 深得酒仙三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周亮工《印人传》有着丰富的印学思想，也存在一些缺陷，值得我们在研究中注意。清代印人董洵（1740—1812）说：“《印人传》中人，其印亦有恶劣者，周栎园称之，不过以人传耳。”晚清印人林霪说：“《印人传》三卷，美恶兼收，毫无鉴别，即如《赖古堂印谱》数种，其出之名手者固有目所共赏，而出之俗手者亦复不少，岂高明如栎园，而漫无区别若此？其或托先生之名以传欤？”魏锡曾说：“周栎园《印人传》于（梁）千秋多微词，盖求其作印不得，遂诋之尔。”又说，“（黄）济叔秀不至弱，平不至庸，巧不至纤，熟不至俗，然终有纡徐演漾之病，不如修能（朱简）有新意，穆倩（程邃）之苍浑更非所及，栎园誉之过也。”这些批评主要指出了《印人传》所记录印人印章水平高低不一，同时指出了他在论印中的一些个人偏见，在《印人传》中确实有这类情况。对于晚清以来诸家对于周亮工《印人传》的批评我们要有客观的认识。周亮工作为明末清初最重要的印论家，他通过其交往的印人来阐发其印论观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他渊源于诗文的印学观念客观上为印章艺术进入文人视野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清代印人对他批评的着眼点为印章品评本身，是站在艺术批评立场上的；而周亮工对于印人的理解和记录，着眼点不光是印章艺术本身，而是着眼于确立印人的身份，提升印章在各文艺门类中的地位，是站在文化立场上对印人和印章加以阐发的，其价值远超过对印章本体的认识，因而更加具有社会文化史的意义。尽管《印人传》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只有正确认识到这一立足点，才能更加客观和充分地认识到《印人传》一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本文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

（摘自荣宝斋《艺术品》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