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霜刃未曾试，世遇不平匣中鸣——《中国刀剑史》中的刀剑与民族精神

河北雄安新区南阳遗址出土的青铜剑。（新华社记者 牟宇/图）

一、折戟沉沙残铁未销

很少有人像中国人一样，在荡气回肠的冷兵器时代结束一个多世纪之后，依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提及那些逝去的武器。在楼堂之上形容某个极具雄心和魄力的改革时，我们说“大刀阔斧”。在钢筋水泥森林里提到职场某段紧张的人际关系时，我们说“剑拔弩张”。我们用“单刀赴会”赞美孤身涉险的英雄，也用“笑里藏刀”揭示阴险狡诈的小人。甚至在没有几个人明白“撒手锏”不是“杀手锏”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津津乐道地用这个以讹传讹的成语形容着种种出奇制胜之术。

刀剑似乎离我们很近，近到如果把与刀剑相关的成语、俗语、歇后语统统删除，现代汉语都要失色不少的地步。

刀剑似乎又离我们很远，我们既无法将武术套路运动员手里哗啦作响的铁片与心目中“一剑霜寒十四州”的神兵联系起来，也难以从作为“杂项”沉睡在各大博物馆角落里保存不善的残破铁条旁寥寥几行文字里读到太多有用的信息，在小说和演义的文学夸张熏陶下，我们甚至失去了最基本的常识，在提着五十斤面粉上楼都费劲的情况下，依然坚信古人能将动辄上百斤的大刀轮转如飞入阵厮杀。

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不得不尴尬地承认，历史和现实之间出现了错位和断层，我们对这些天天挂在嘴边的器物实际上所知甚少。在这个尴尬的怪圈里，我们自愿不自愿地看见东瀛岛国的利刃声名远播全球，在电影和动漫里如若无物般斩开人体、斩开盔甲、斩开其他刀剑，甚至斩开坦克和军舰。

我们迫切需要有人来讲一讲中国刀剑的故事，讲一讲厚厚的锈蚀层之下的那些豪迈、壮烈、辛酸和悲凉。龚剑《中国刀剑史》就是这样一部开辟性的作品，其研究达到了相当专业的水准，要对中国的刀剑有比较全面、系统的了解，这本专著恐怕是绕不过的。

二、上应星宿下辟不祥

与我们常用来追忆古代战场的“刀光剑影”大相径庭的事实是，在整个冷兵器时代的战场上，刀剑从来都不是主角，中国人把刀剑归为“短兵”，然而真正轮到刀剑出场的“短兵相接”时，战斗往往已经趋于白热化，接近尾声了（（唐军）布阵讫，鼓音发，其弩手去贼一百五十步即发箭，弓手去贼六十步即发箭。若贼至二十步内，即射手、弩手俱舍弓弩，令驻队人收。其弓弩手各先络膊，将刀棒自随，即与战锋各队齐入奋击《卫公兵法辑本》）。

在“短兵相接”之前，长枪和弓箭早已收割了大部分伤亡，士气稍差的一方在此时多半已经崩溃，而作为战场上武士身边最后的武器，刀剑一旦被拔出，往往意味着接踵而至的不是胜利便是死亡。

然而不仅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刀剑作为“最后的武器”都享有与其军事价值不相称的地位和声望，这种现象又在各个古代文明中演变发展成为一种刀剑文化，带有十字形剑格的长剑不仅是西欧骑士的随身武器，也是骑士受封、祷告、终傅时不可或缺的宗教图腾。长短二刀不仅是日本武士阶级身份和特权的象征，其代表的武士道精神更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改造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最高意识形态。

古代中国人最早意识或者说赋予刀剑这种超自然力量的色彩，可能来自青铜时代铸造刀剑时，对“铜、铅、锡”三种金属元素配比的艰苦探索，进入钢铁时代后，在对这种迷人又变幻莫测的金属材料反复尝试之后，因为对铁的含碳量、冶炼的温度、锻打的次数缺乏基于科学的认识，同样的材料和工艺流程，完全可能得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在这种难以控制的过程中，古代前辈一边总结规律，提高工艺水平，一边自然而然地将锻造过程中一些难以理解又无法总结的过程归因于不可知的因素，那些在冥冥之中掷骰子决定古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哪一把是神兵利器、哪一把是破铜烂铁的“神灵”们，也就在冶铁的炉中呼之欲出了。

被《搜神记》等多部古代典籍收录，后被鲁迅先生改写成为小说《铸剑》（又名《眉间尺》）的复仇故事，就是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即在刀剑的铸造/锻造过程中，存在着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因此神兵利器的产生是不可控的，难以复制的，人可以使用精神力量影响和控制刀剑的质量，进而将精神力量灌注于刀剑之中，刀剑也因而具备了超自然的力量。

《中国刀剑史》中所提到的出土于日本奈良县东大寺古坟中的“东汉中平纪年环首大刀”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和完美例证，这柄长达一百一十公分的钢制环首大刀上刻着二十二个字的嵌金铭文：“中平五月丙午造作文刀百练清刚（钢） 上应星宿下辟不详（祥）”，从铭文可知，这柄环首大刀是使用百炼钢技术，锻造于东汉中平年间（公元184-189年）的高级武器，辗转流入东瀛（有日本学者认为是东汉朝廷赐予古代日本大和国卑弥呼女王），后随葬于东大寺古坟的。

此刀身世已属传奇，若是细究这段铭文，则更有玄机，“五月丙午”即五月初五，《论衡》中指出：“阳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乃能得火”，汉代人认为这一天干支均属火，利于锻造刀剑，在这一天锻造的刀剑，经过千锤百炼的精神灌注，具有“至阳、至刚、至正”的超自然力量，不仅能与上天感应通灵，而且能够涤荡人间的邪恶与妖魔，即下文的“百练清刚（钢） 上应星宿下辟不详（祥）”。

此刀锻造之时，正值强盛数百年的汉帝国日落西山之时，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爆发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地方豪强四起，朝廷衰微，汉灵帝为祈求“汉室中兴，天下平定”，遂改光和七年为中平元年，然而病入膏肓的汉室终究无法中兴，天下平定也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平定了凉州之乱却又崛起了董卓，平定了黄巾之乱却又出现了袁绍、曹操，“东汉中平纪年环首大刀”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家风雨飘摇的危难之时锻造而成的，它不仅仅是一把武器，也是绝境中匡扶汉室、拯救国家于危难最后努力的寄托。

三、边寇削平杀以止杀

这种将愿望与精神寄托于武器所拥有的超自然力量的例子，虽然也在枪、弓等其他武器上存在，但远不如在刀剑上体现得如此之多，表达得如此之强烈。究其原因，概因刀剑虽然不是战场主要武器，但与其他武器相比，刀剑制作成本高，耗费精力多，技术含量高，制作过程中不可控的因素较多，自然更加珍贵。更重要的是，作为贴身佩戴之物，刀剑已经从武器升华到了理想人格和人生抱负的象征，无论是汉高祖刘邦的“吾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还是李白的“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都体现了古代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智大勇。因此，将情感寄托在刀剑上是文化惯性，也是历史宿命。

尤其是在宋代、明末这些外敌环伺、国家动荡、局势危急的时刻，爱国将领和仁人志士更是将这种感情倾注于刀剑之上，岳飞的《宝刀歌书赠吴将军南行》里写道:“使君试此刀，能令四海烽尘消，万姓鼓舞歌唐尧”,将天下安宁、百姓安居乐业的美好理想寄托在宝刀上赠予好友，祝祷他在南方战场上克敌制胜，还天下太平，这种“用战争消灭战争”的思想被历代志士继承下来，每每在国家危难之时激励他们挺身而出。收藏家马郁惟先生曾展示过一口刀姿豪壮的明双手长刀，形制应为晚明时期，刀身靠近刀镡的部分镌刻有“边寇削平杀以止杀”的铭文，笔力雄浑刚劲，见此八字，犹如观见此刀中仍有一身负国恨家仇、欲以一腔孤勇挽狂澜于既倒的不屈灵魂，今人见之，亦不免胆气弥厉，唏嘘不已。

明末刀剑之上，诸如此类“平寇”“灭虏”“平虏”的字样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伪作前代仁人志士的武器，激励今人（明人）救国的现象，《中国刀剑史》认为福建省博物馆所藏“宋李纲锏”实为明代所作，除器形显示出鲜明的晚明特点外，锏身上所刻铭文“靖康元年李纲制”所表达的寄托也太过明显，“靖康元年”的大厦将倾，“抗金名将”的英雄光环，无一不显示了此锏作者身处明末，忧国心切的境遇。因此，即使此锏确实非宋代李纲所制所用，其拳拳救国之心，亦无损李纲之威名半分。

除了表达消灭侵略、天下太平的愿望之外，古人还将对侵略者的痛恨寄托在刀剑上，希望具有辟邪力量的神兵，也能像涤荡邪魔一样消灭侵略者。宋人释道川有诗云：“三尺寒光射斗牛，镆铘提处鬼神愁。蛮夷不识军将令，误人重围血颈流”，直接将异族侵略者与鬼神相提并论。清末国家再次陷入危亡之境，然而这一次的敌人并非从北方草原而来的骑马人，而是从海上扬帆而来的欧洲殖民者，一部分对欧洲侵略者作战的清军刀剑上镌刻了厌胜邪魔的雷咒和北斗七星，这在军用刀剑上是不常见的，是清军爱国官兵在器不如人、技不如人的绝对劣势境地下，希望凭借刀剑上的超自然力量战胜“洋鬼子”的悲壮之举。

四、自将磨洗以认前朝

无论是汉朝人的“汉室中兴，天下太平”“上应星宿，下辟不祥”，还是明朝人的“边寇削平以杀止杀”，抑或清朝官兵的北斗七星与符咒，都未能如愿救国，随着国家在近代的衰败和屈辱，这些刀剑一部分沦为殖民者的猎奇玩物流落海外，一部分作为落后时代的象征被遗忘和抛弃，然而一代代仁人志士的英灵，仍然盘桓在厚厚的锈迹之下，激励着后继之人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挺身亮剑，视死如归。正应了本文开头所用的杜牧那句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科技如何发达，中国刀剑的历史，在《中国刀剑史》之后，还要有人继续写下去，而绝不是《断魂枪》结尾神枪沙子龙那一句悲凉的“不传，不传”。

刘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