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湘黔滇旅行团步行线路，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抗日战争时期，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共同组建的西南联合大学是人们想象中民国教育最辉煌的一个代表。“教授治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着重实干”，这是联大教授戴世光归纳的联大学风，它们也是后人追忆联大的最大动因。

1937年至1938年，抗战局势恶化，当时教育部、三位大学校长与教授们合力促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的前身）的南迁，大部分教授和部分学生乘代步工具，由海或陆抵达了昆明，还有部分学生和少数教授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徒步经过湖南湘西进入贵州，最后到达昆明。这是最艰苦的一条迁移路线。

战争年代，旅行者所能利用的资源与服务少之又少，他们不得不应对语言、地貌、风俗、用度等许多限制，也不得不适应随时到来的匮乏、窘境、不幸。244名男学生和11位教师自2月到4月，历时68天，徒步1600公里，造就了一个文化奇迹。

2018年4月，媒体人杨潇背上一个45升的登山包，从长沙出发，踏上319国道和320国道，重走了湘黔滇旅行团的步行路线。此后，他将旅途所见、旅行团档案与城市百年历史熔于一炉，写出了《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杨潇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迁徙本身即是教育

以哲学家冯友兰较为乐观的眼光看，抗战期间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属于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南渡”。由于它的历史背景是抗日战争，行路之上布满了阻隔与祸患，火车和客船顷刻间可以化为齑粉，人的精神也必须在国土沦丧、什物丢失、警报狂响、亲族殒命中饱受折磨。最重要的是，它的内里还混着诸多冲突：理想主义和批判反思的冲突，现代化和战时人道主义的冲突，以及借由旅行团面对的民间与世界的冲突。

杨潇与《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的作者易社强均采用了“传奇故事”的方式来讲述湘黔滇旅行团和联大，其结果便是：旅行团的“长征”变成了一桩传奇，传奇的最小单位是每一位旅行团的参与者。在途中，杨潇不禁想：“我想着他们的青年时代，又想着自己的青年时代，我理应感到庆幸，但实际并非如此——我在想，他们如何把那些在劫难逃变成礼物，从而获得真正的雄心和现实感？”从实证的角度，杨潇的想法或许过于理想，当时的联大整体的气氛也未必见佳。

但旅行团的成立与开拔，确是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其一，它呼应着当时教育部的基调。“战时如平时”的方针早在抗战初期就确立了，蒋介石也曾发表讲演说：“我们决不能说所有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战时，所有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把现代青年，无条件地都从课室、实验室、研究室里赶出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当看到战后，我们要估计到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那么我们国民的智识能力应该提高到怎样的水准。”

1938年1月27日，西南联大常委会推出的决议中，除了费用、奖励、组织等详情，有一则条例颇为特殊，它基本奠定了此次旅行团的基调，也提早阐明了旅行团的历史意义。条例说，“本校迁徙昆明时规定学生步行沿途做调查、采集等工作，且借以多习各地风土民情，务使迁徙之举本身即是教育。”如此说来，旅行团的用意不在旅行，而在于探索、历险、教育，尤其是考虑到此次旅行花费了两万元之巨，与乘车船相比颇不经济。

湘黔滇旅行团路线图

在旅途中，联大学子们深入民间的程度远超过教授们的预想。第一大队第一中队第一分队的刘兆吉受任采民歌，任民间歌谣组组长。后来证明，这位来自山东穷苦人家的学生，的确很适合担任这项任务。这份工作自然给刘兆吉带来不一样的辛苦，他几乎日日落伍，但成效也很明显，途中的乡人慢慢接受了这个年轻人，愿意将自己所知的乡谣讲给他听。到了昆明，刘兆吉又和闻一多做了整理，从2000多首歌谣精选了771首，分为情歌、儿童歌谣、抗日歌谣、采茶歌、民怨、杂类几种，成书《西南采风录》，并于1946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外乡人对采风的刘兆吉的态度是值得品味的。他们会围将上来，言语不通时只好指手画脚，但大体上很是谨慎，仿佛不肯泄密。“稀有，所以舍不得让他就走；可疑，所以对他又不肯说话。”旅行团团长黄钰生如是描述道。与此同时，联大学子对西南的歌谣也颇有误解。由于歌谣中大半在歌唱吟咏爱情，又极其粗粝，比如“斯文滔滔讨人厌，庄稼粗汉爱死人。郎是庄稼老粗汉，不是白脸假斯文”。闻一多听闻，特来“教训”了一通，说这些歌谣听起来原始，但核心还是不加粉饰的美妙与纯洁。

实际上，闻一多在开拔之初就对他的学生劝告道：“我不是给你们讲《楚辞》吗？屈原所以能做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流放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过去都在大城市生活，对于民间情况，很不熟悉。现在抗战了，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我们不能入伍，就下乡看看罢。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不必说，这里联系着五四对民间的提倡，同时也联系着彼时的世界局面和知识分子们的抱负。

除却旅途中的艰辛和困苦，知识分子与民间生活的冲撞也在时刻发生。

旅行团经行施秉，这里是苗族聚集区，他们发现这里的婚礼很自由——结婚自由，离婚自由，没有父母顾问，也没有额外的负担。施秉有一首歌谣可以作证，“俩个若是心不真，一世苦恼一世贫。既然苦恼既然贫，勉强夫妇难做人。不如送你金和银，俩个都好另找人。”联大学子们听闻身感之后，纷纷表示了惊叹。很多时候，彼时的联大学子所扮演的角色也是观念的传导、意义的再述，他们将自己还没有体会得很好的“帝国主义”、“全民抗战”，半生不熟地讲给所见的居民听，换来的只是对方的不解。

城乡之间、青年与成年之间、文化与蒙昧之间的碰撞，究竟带给了学子们什么，这个问题恐怕并不能简单回答。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他们更世界了，也更有精神想象了，漫长旅途让他们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

回到历史的现场

“仅仅让我们远远地对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做一番鸟瞰，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浪费惊人的世纪：浪费掉了机遇，浪费掉了资源，也浪费掉了生命。在外侮入侵和占领的困难与内政如此的无道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有目标明确的国家建设？”杨潇在《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中插引了这句话，出自史景迁为费慰梅的《梁思成与林徽因》所写的序言。

1938年，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

史景迁所道出的事实未必全然如是，但他在个体与时代、生命与历史之间所做的区分是非常合理的。对联大的追忆和缅怀更多聚焦于时代与历史，忽视独特的生命、自由的精神、特殊的情操，这几乎是不应该的。历史终有磨灭之时，若拨云见日，生命与自由才是联大精神的要义。

“你知道的，不管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年轻人总是要证明自己的，”易社强曾对杨潇说，“我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人，是一个男人？如何证明我的价值？如何建立我的认同？你可以在文学上一直追溯到中世纪那些出去冒险的年轻骑士。所以这是普世的，但采取了一种特定的（三千里徒步）形式。湘黔滇旅行团的长征是英雄主义的，它也许不是必需的，但有很多英雄主义的东西都不是必需的。”易社强所言正是对自由和生命的肯定。它牵涉着我们如何在历史之中自处，也牵涉着我们如何将历史化为己用。

2018年，杨潇在路上或许也在隐隐思考着历史如何加诸人，人又如何超越历史。那一年，杨潇36岁，从《时尚先生Esquire》离职不久。时至今日，杨潇仍然是一个媒体人，他和媒体行业始终保持着某种张力。从长沙到昆明，杨潇一再被认出，他的记者身份已然烙印在了言行中。

杨潇感兴趣的绝不只是事实的真相，我想，更多的还是历史的磨灭。在行旅之中，面对模糊的历史痕迹，他不止一次陷入时间的裂缝中。停云楼就是一例，它曾用作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宿舍。在离此处最近的村子，杨潇和一位老人攀谈，他连连摆手，“把房子保护起来没有用，文物保护单位没有用，你进去看了也没有用。”掩藏在“没有用”之下的是，停云楼以及它所处的圣经学院在历史上的几度变迁，它先后成为神职人员培养基地、联大文学院教所、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长衡会战指挥所，后又被日军占领，如今一直处于荒废状态。

残忍的并不是历史的磨灭、人的消失，而或许是精神的陨灭，是彼时的珍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一文不值。1937年，国立清华大学南迁，落脚长沙。原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袁复礼再也找不到自己出发时所寄的17只箱子，里面装有他随斯文·赫定在西北科学考察收集的标本。在长沙、昆明，袁复礼千方百计找这些箱子，亲自沿着铁路线往回走。没有这些箱子，很多工作就推进不下去。袁复礼后来回迁，在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到了1973年（一说1974年），青岛来电，说17只箱子都找到了，一只也不少，问袁复礼，同志你还要吗？袁复礼说，地质学院都没有了，要这些箱子干吗，我不领。

旅行团成员的成就不必言说。据统计，旅行团中的两院院士包括张炳熹、唐敖庆、杨起、严志达、陈庆宣、黄培云、李鹗鼎、沈元、屠守谔、洪朝生、陈丽妫、王鸿祯、申泮文等，其余也多为高级工程师或大学教授；文法学院学生则因际遇不同，差异较为显著。

在旅行途中，杨式德曾记录了一次同仁间的交谈。他们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需要能把全国人民的力量凝聚起来的灵魂和信仰。日记中，杨式德写道，“大家有同感就是：中华民族现在缺乏一种灵魂soul，一种生气vitality，这需要一种伟大的哲学把他建立起来，好像马克思他们的哲学对于苏联一样，建立这样的哲学是当今中国哲学家最有意义的任务。”

1938年旅行团到达昆明后，校长梅贻琦对他们说：“你们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国的大好河山，所遇的人们，全都是我们的同胞。所谓‘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这对你们将来的责任与事业，是有如何伟大的帮助啊！”

后来在昆明正式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历史的庇护和众人的努力下，构成了一个乌托邦，为彼时与此后的中国留下了一段传奇。（责编：曾子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