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历史“局中局” 四问三星堆考古新发现

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向宇摄

3号祭祀坑的青铜器。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3号祭祀坑拥有精美纹饰的青铜器。新华社记者 刘梦琪 摄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扭头跪坐人像。新华社记者沈伯韩摄

如果三星堆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借鉴了中原地区，那它是整体“移植”，还是局部借用？

如果迄今发现的青铜器的原料都来自一个矿场，那这个矿场在哪里？

如果三星堆的礼乐系统来自商王朝，二者之间的关系会是怎样？

把黄金打制成薄片用于装饰，三星堆金器文化从哪里来？

在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中，随着新类型、新形制、新材料的文物被陆续提取，三星堆文化起源的探究既有了突破，更引发一连串的新问题。它就像一个连环计，把人们带入历史和考古的“局中局”。

A

装饰而非佩戴

三星堆金器文化从哪里来？

1986年，三星堆金杖、戴金人面像、金面具等文物出土时，坊间一度认为三星堆使用黄金的文化，极可能是受到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直至今天，三星堆文化“西来说”甚嚣尘上。那么，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样的？三星堆金器有哪些特点，又和哪些文化遗址共享这一特点？

近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事冶金考古的陈建立教授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三星堆的黄金使用，并没有脱离中原文化系统。把黄金锻打成薄片做成器物表面的装饰，是以商王朝为中心以及受到商王朝影响地区的主要特征。

从去年开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深度参与了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工作，除了派出考古力量支援8号坑发掘，也参与了三星堆祭祀坑测年、文物保护甚至学术研究的公众推广。在三星堆出土金器的制作工艺上，陈建立发现，无论是国宝级文物金杖，戴金面具或是今年新公布的金面具等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打制成薄片包裹在器物的表面，其作用更多是作为装饰。“目前来看，三星堆还没发现北方草原地区耳环、鼻环这种直接用于人体的黄金饰物。”

这种把黄金打制成薄片用于装饰，仅仅是三星堆独有的现象吗？

陈建立介绍，三星堆用金的特点，其实在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和安阳殷墟等遗址的出土文物中都有发现。“三星堆金器的使用，与三星堆铜器的铸造一样，本质上没有脱离中原文化系统。这些金器的造型呈现出神秘的本土特色，应是基于三星堆神权国家自己的信仰及审美。”

据了解，作为商代著名的考古遗址，郑州商城、安阳殷墟等遗址在近几十年的考古中，曾经发现过金箔、金片等金器。它们往往附着在漆木器、青铜器表面进行装饰。盘龙城出土的黄金，和绿松石一起做成绿松石金眼兽面，精美异常。当三星堆黄金使用也呈现出与中原文化同一系统的特点，再度说明三星堆的开放包容，与中原文明以及长江中下游文明联系紧密。

B

喇叭状青铜器

会是迄今最早的青铜鼓吗？

5月30日，在三星堆发掘现场，8号坑有一件上面宽、中间逐渐收窄，形似喇叭的青铜器露出半截。它中间位置有朱砂填涂的装饰，边缘有两个明显的穿孔。“如果真的是鼓，那很有可能是最早的青铜鼓。”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认为。

然而，祭祀坑为什么会有一个鼓？它又是做什么用的？

西周时期形成了“钟鸣鼎食”这样的整套礼乐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特点。王巍推测，三星堆吸收了中原文化系统中的音乐，它很可能是在宫廷尤其是在祭祀中应用，进一步丰富了祭祀活动内容。

其实，早在1986年的发掘中，乐器便在三星堆大量发现，那时是以铜铃为主。2006年，在金沙遗址中发掘出两块石磬。令人振奋的是，本次三星堆新一轮发掘中，也发掘出石磬。考古人员在8号坑的西北角提取了几块碎石板，以为是建筑材料，后来发现它们可拼在一起，呈圆角的长方形，100厘米长、52厘米宽、4厘米厚，表面加工平整，并且在正中心位置有穿孔，推测是能够悬挂起来敲击的石磬。

金沙遗址的一大一小两块石磬，均呈不规则的半月形状，至今仍可敲击发音。相比之下，三星堆这块石磬的形状更加规整。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朱章义介绍，磬是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多是石头打制而成，此外也有玉制或铜制的。到了商代，石磬的形制变得多样，有的雕刻有各种动物纹饰。磬在后世主要用于统治者宗庙祭祀、宴享等礼仪活动，磬和钟作为乐器和礼器，是统治者权力和身份地位的象征。

铜铃的发掘和研究就更丰富了。考古发掘队队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徐斐宏介绍，目前8号坑已出土8件铜铃，之前的2号坑曾经出土有40多件铜铃，呈合瓦式，既与殷墟铜铃相似，也有自己的特点。

“最早的铜铃在山西陶寺遗址出土，它内外范合铸的技术是青铜器的先驱。”王巍说。后来洛阳二里头遗址和殷墟妇好墓均出土有铜铃，尤其后者数量很多。殷墟时期的铜铃演变为铜铎，也就是从悬挂样式变为站立式，能够3件、5件构成不同音阶，进而和鼓、磬等成为组编乐器。

学者幸晓峰、王其书曾对三星堆1号、2号坑的铜铃进行声学性能探究，发现这些铜铃与商周青铜乐器已具有的音乐性能基本相同，不仅有音高概念，还可能进行过调音，使得单件铜铃具有清晰、稳定的不同音高，也为制作成编的乐器积累了经验。

王巍认为，这些乐器的发现和逐步丰富，改写了古蜀“未有礼乐”的原有认知，将三星堆文化的先进程度，以及与中原文化的关联又推向新的认识深度。

C

西南、中原、秦岭

矿料到底来自哪里？

古代的资源根据分布面积和储量多少，大致可以分为常见资源和珍稀资源：烧陶器的土以及炼铁的铁矿，这些在地球上储量很大，是常见资源；相对应的则是珍稀资源，玉、黄金、铜都属此类。由于产地有限，就必然存在远距离运输，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源由此也成为业内关注的问题。

“矿料来源争议很多。对此，应该按照产业链的排布，把关注的视野往上游去推，先找到铸造地在哪里，然后再去找冶炼的地方，最后是找矿石从哪里来，由此形成环环相扣的证据链条，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解决技术和矿料来源问题。”近日，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集中签约仪式上，签约方之一北京科技大学的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陈坤龙介绍，这一“证据链”也是北京科技大学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要合作的重点内容。

“青铜器的原料实则包含铜、锡、铅三种，目前锡的研究最少，甚至可以说基本没有任何线索，铜和铅则做过一些工作，有一定的积累。”陈坤龙介绍，目前很多学者都认为，三星堆的青铜矿料和同时期的中原、长江中下游青铜文化的铜器矿料，非常有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这是因为，通过铅同位素检测，发现上述矿料均包含一种在地质上非常特殊的铅矿料，叫作‘高放射性成因铅’。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先生早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殷墟妇好墓的时候就发现了。”

这些东西既然非常少见，又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被大量使用，唯一合理的推论就是它们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那么，它们来自于哪里呢？在来源问题上，已有很多学者做了相关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

金正耀最早提出矿源应该是在云贵川交界的地方，这就是非常有名的“西南说”。金正耀由此探讨了铜料运输路线，顺着长江至中游地区，或是经过秦岭和汉水流域，与中原地区相沟通。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可能是有多处矿源，各个地方就近取材。还有学者提出“中原说”“秦岭说”，也不能排除很多更远的矿源。而金正耀近期又提出，南阳盆地的北缘这个区域也可能有符合条件的矿料资源。

虽然有非常多的假设，但遗憾的是，目前没有发现与青铜器在同一时期的采矿和冶炼遗址。

D

青铜冶炼技术

整体“移植”还是局部借鉴？

历史研究除了要关注历时性变化，还要重视区域联络的机制和模式。假设三星堆是吸纳中原地区的青铜冶炼技术，那么到底是整体的技术“移植”，还是说受到技术影响？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三星堆的青铜器虽然器型很特殊，但它是一个很开放的体系，和中原地区，江西、湖南等地的青铜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属于同一个技术网络的组成部分，可以把它解读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中一个很有特点的具体案例。

那么，如何去理解它的特殊性？陈坤龙认为，三星堆青铜器本土化的特征蕴藏了古代先民的技术根系。例如，复杂的铸件，虽然在中原的青铜器上也有发现，但三星堆的匠人将其发挥到了极致。

这样的技术在金沙遗址中有一定的延续，它在四川盆地或者周邻地区的发展和去向，也值得思考。“就我个人理解，三星堆是用了中原或者长江中游青铜铸造的一些技术，然后再融入了自己的某些文化元素，最后才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青铜器。”陈坤龙说道。

“虽然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成果丰富，但古蜀先民对这几个祭祀坑的处理属于一次事件，它是一个短期行为。如果想通过一次短期行为去观察一个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有一定困难的，想要通过现有材料判定技术路线还不够。”陈坤龙解释道。

另一方面，研究材料是否足够“丰富”是相对于现有研究技术条件和能力水平。研究人员需要时间去消化理解这些材料，当研究技术和操作方式达到更加精细化水准时，就可能找到材料中间的规律。当然，技术的突破也是需要时间的积累。目前，一方面要等待更多的资料来提供证据，另一方面也要不断创新科研技术和基础理论支撑。(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吴平 吴晓铃 吴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