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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因为裙子,我曾巴望一年四季是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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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吉和小黄

文 | 严歌苓

选自 | 《穗子的动物园》

童年我有一条裙子,白底色,上面布满红色和蓝色的降落伞。式样是肩膀上两根带子,前胸和后背各露一块可观的面积,很像现在性感女子的太阳裙。只是孩子的我不图性感,只图风凉。母亲那时常常巡回演出,乘火车的时间多,就在火车上为我缝制了这条裙子。式样是从一本书的插图中看来的,妈妈不叫它连衣裙,而管它叫“布拉吉”(俄语连衣裙)。布拉吉的原型出现在《白夜》的女主人公纳斯金卡身上,那是妈妈最初的灵感。等妈妈把裙子放在我身上比画时,裙子底边还没收工。底边留出三寸,然后对折过去,两根肩带的长度也留得富余,余出的尺寸缝在背心里面,都是为我即将长高的个头预留的尺寸;我一年年长高,底边可以逐渐放出,肩带也可以一年年放长。那个年代,我们很少穿合身的衣服,不是太大,就已经太小,有时还没等把预留的尺寸放完,布料已经破旧。带红蓝降落伞的太阳裙让我在孩子群里显得出众,让我巴望每一天都炎热,巴望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这年的夏天,红蓝降落伞的太阳裙已经放出了全部底边,肩带预留的尺度也都用上了,红色降落伞变得粉红,蓝色也褪成浅蓝,棉布被摩擦洗涤,薄如绢纱,但它依然让我出风头,依然惹得女孩们羡慕。我穿着这条心爱的裙子跟着父亲去郊区打猎。荤菜稀缺的年代,父亲一杆气枪常给餐桌带来惊喜。斑鸠、鸽子、野兔,经外婆的手都能成席,一只野鸡炖一大盆汤,多放生姜,再切几片咸肉一同炖,就去除了野物固有的膻腥。因此打猎解决了父亲的玩儿性,也解决了我成长期的营养。

严歌苓与父亲萧马

我父亲是个多面手,童年读天主教会小学,开始学小提琴,但最终被神父判决为听力五音不全,拉琴玩玩儿可以,但一生只能做音乐票友。升入中学,他玩儿起美术,被另一个神父发现了他的绘画天才,于是转行主修美术,毕业后顺理成章考入同济大学建筑系。不过那时最让他忙碌的,是一份不为人知的事业,叫作共产主义。父亲天资超高,什么都玩玩就玩出样子来,但他对共产主义,却是毫无玩心的,是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父亲在抗战尾声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时年十六岁。同济一年,他课上不如课下忙,忙着在学生中发展党团员,忙着组织罢课,忙着带队游行示威,终于暴露了身份。满街呼啸着拉笛的警车,其中有一辆就是奔我父亲来的。于是组织上紧急转移他去苏北解放区。可能就在苏北,他开始热衷射击和骑马,马术和枪法都接近优等。他骑着白色战马,身背盒子炮,跟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的帅气,他的表姨(我称呼新闸路婆婆)亲眼见证过。

根据他这位表姨的回忆,父亲暴露了地下党身份后,在她家躲避抓捕,而撤离上海的指示是临时得到的,得到指示也得秘密离开表姨家,因此在他逃跑准备就绪的当口,表姨问他:“奥弟啊(父亲乳名),侬明早想吃啥个小菜?”为了稳住表姨,他信口点菜,说想吃红烧蹄髈。那时上海什么都涨价,一只红烧蹄髈要变卖家当。等表姨典当了家当,买来了蹄髈,红烧了它,这个表外甥却不见了。表姨舍不得自己和孩子享受蹄髈,留在砂锅里,凉了热,热了又凉,等了表外甥许多天,蹄髈早就炖化了。所以当表姨看到表外甥骑着白马进城,头一句话喊的是:“奥弟,蹄髈!”我估计那是我父亲一生中最后一次骑马。

现在来看,那时年仅二十岁的父亲,已经五种技艺在身,学什么对于他都是玩儿,都玩儿得风流潇洒。跟我一样,他的文学才能是偶然发现的,也是由于战争而自我发掘的。他在一九五三年参加祖国人民慰问团去了朝鲜,战争的残酷,生命的脆弱,让他感到画笔对于他想表达的,太局限了,于是他第一次产生了写作的冲动。发表了几个短篇之后,就招来了批判,他最好的一个短篇叫《无词的歌》(一九八二年被我改编成电影剧本,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更名为《心弦》,我好讨厌这个矫情的名字),被批判为“宣扬战争恐怖”,因而从他的小说集中被剔除出去。到了一九六七、六八年,父亲的前几项技艺都撂荒:马肯定是没得骑了,楼房肯定也是不能设计了,小说就更不能写,而提琴呢,他一开弓就是舒曼、圣桑、舒伯特,军代表、工宣队虽然听不懂,但听得出它们的洋气,那年头洋气的东西就要让领导阶级不高兴的。绘画倒是可以,但满眼的画面中,主人公个个赤红脸、大瞪眼、提拳扎把式,不太符合教会学校给父亲灌输的审美观。就剩下打猎一项,能让他复辟一下公子哥的生活方式。

回到打猎的这一天。我穿最心爱的裙子跟在爸爸后面,进入了杂树林。树林围着一口池塘,林子里鸟语如歌。现在想来爸爸是野蛮的,被他沿袭的贵族游戏——打猎,也是野蛮的。野蛮在于他们对于生态、环保、野生动物保护等等概念完全无知,也在于他们以嗜杀表现雄性的骁勇和彪悍。对于人为猎杀会造成的物种非自然淘汰,以及某些物种的灭绝,他们毫无概念,因而毫不忧虑,这就是野蛮。告别饥饿是走向文明的第一步,爸爸从事野蛮猎杀,只为达到这文明的第一步,这种悖论现在来看多么无奈。爸爸在肩膀上架起猎枪,很帅的,一只眼睛眯起……枪响了,不远处一只美丽的黄色羽毛的鸟扑棱着翅膀,落到树枝上。在树枝上,它仍然奋力扑腾着翅膀,还活着!我跑了过去,抱起受伤的小鸟。小鸟一只翅膀中弹,血浸红了它半个身体。我用手绢把它包住,再用我的裙子为它做了个吊床。等父亲完成了那天的狩猎,拎着二十来只麻雀回家时,黄色的小鸟在我裙子的吊床里睡着了。

我含着眼泪,叫外婆救救小鸟。外婆开着动物急诊室,什么她都能救,小野猫从屋檐的破洞里掉下来,身上还带着半个没被母猫吃完的胎盘,她都能把小猫崽救活。外婆用钳子把一颗气枪子弹从小鸟的翅膀里钳出来,又给伤口涂了红汞,告诉我,假如一夜之后它还活着,小性命就算救下了。外婆更加心疼的是我布满降落伞的布拉吉,小鸟留下的血迹经她搓揉若干遍,本来已经薄得令人担心的布料几乎被搓穿了,血迹是淡了,但仍然依稀可辨。

当天晚上,外婆把二十来个麻雀用油煎了,喷上酱油和酒,再加一点糖,成了爸爸一碟下酒菜。爸爸给这道菜取了个名字,叫“袖珍铁扒鸡”。只要有这道菜,父亲总会叫上一两个跟他一样失意的朋友:被打倒的作家,靠边站的画家,一块儿喝几杯,打趣一番自身的狼狈处境。或狼或狈的朋友们坐在小方桌边,父亲却总是先想到我,夹起一个香味扑鼻的“袖珍铁扒鸡”送到我嘴边,平常我是会尝一两只的,但这天我拒绝了父亲筷子上的诱惑。黄色的小鸟卧在一只鞋盒里,鞋盒放在我膝盖上,麻雀和它是远亲,我不能一边为它疗伤,一边饕餮它的亲戚。我非但不吃“袖珍铁扒鸡”,还用仇恨的眼睛看着每一个吃它们连骨头都不吐的人:你们任人宰割,却弱肉强食地吃更弱小的生灵,哼!我的潜台词大致如此。

外婆对于各种动物已有许多土知识,但她也吃不准这只黄羽毛的美丽小鸟是什么品种,开始说它是鹦哥,后来又说它是黄鹂。孩子我朴素无华,就叫它小黄。小黄黄得绝了,人间肯定染不出那个黄来,正如人间又有谁能复制花和云霞的颜色?小黄的黄颜色那么明亮,又那么柔和,翅膀尖一道黑边,更衬出黄颜色的灿烂。

小黄活过了第一夜,第二夜,到了第三天,它开始喝水,吃小米和高粱米。外公把小黄放在一个圆形、底部平坦的篮子里,天花板上钉了个钉子,篮子就吊在钉子上。这是外公对猫咪设置的防盗措施,腊肉腊鱼他都这样吊在天花板下面。吊在篮子里,小黄就安全了。外婆家养了四五只猫,两只是野猫,它们在天花板上面有一个大家族,吃奶的小猫崽失足从破洞掉到外婆家屋檐下,外婆就把它们养起来驯化。

开始野猫妈妈会来找孩子,在院子的墙上嚎叫,小野猫便在门内里应外合地应声,我问外婆为什么不把猫崽给野猫妈妈送回去,外婆说,她过去是送回去的,但很快发现院子里出现猫崽的残骸,往往被猫妈妈啃得只剩一个猫头。外婆说,野猫闻到自己孩子身上沾了人类气息,就会把孩子吃掉。我一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也许那是野猫的家规,被人类收养过的猫崽被视为背叛者?好在家猫野猫在外婆家都一视同仁,外婆和外公眼里,凡是活物,都是他们的宝贝。尽管猫族和院子里养的下蛋鸡互不相扰,但一只野外来的小鸟,肯定挡不住猫们动凡心。

小黄的伤一日好似一日,外婆在它腿上拴一根麻线,再把麻线系在篮子上,它已经可以围着篮子起飞,在空中抖搂几下翅膀,又落到篮子里。这可把猫们馋坏了。它们不动声色地卧在一边,从各个角度打量小黄,眼睛都是猎豹的,贼亮的眼珠里,细细瞳仁简直就是瞄准镜的十字准星,杀心就在它们冷冷的目光里,小黄起飞、着陆,往东、往西,它们的十字准星紧紧追踪,志在必得地终日守着这个会飞的山珍。不过小黄的飞翔本领一天天回归、完善,外婆把它腿上拴的麻线越放越长,我牵着麻线在房间里从一头跑到另一头,仿佛在放一个活风筝。到了这时,猫们已经死心,意识到它们不是长翅膀族类的对手。

《穗子的动物园》插图。李鹄 绘

进入了秋天,我把小黄带到院子里,解开麻线,希望它不再做我的活风筝,而真正做一只自由的鸟。奇怪的是,没有了脚上的羁绊,它只在地上啄啄这里,啄啄那里,扑腾翅膀,也只飞半米高,又回到地上。也许被人喂养,胆子是依仗着人的,被彻底解放了,依仗业已成性,并不再向往更高更宽的去处。

秋风起,外婆把所有的夏天衣物都彻底洗晒, 然后就要收箱。外婆在晾晒我心爱的降落伞布拉吉时说,可惜让鸟血搞脏了,不过没关系,明年还能再穿一夏天。

我外婆和外公的后院种了蓖麻、桑树、西红柿、丝瓜,以及许多种类的月季花,拉不了几根晾衣绳,所以这种换季的大洗大晒,就要搬到公共的大院子去。大院子周围一圈平房,中间一个洗衣台,几个自来水龙头,平房里住二十来户文联和作家协会的家属,院子里纵横拉着许多条铁丝,供二十几户人家当洗衣晒场。于是洗衣和晾晒就是家属们的交谊活动,传是非,攀比贫富,说媒拉纤包打听,都在这里进行。晾晒之物也是人们家境的写照,谁家晾晒了皮草,谁家有丝绵被,谁家的床单上净是补丁,都是家属们交谊活动的话题。黄昏时分,各家收衣物,外婆发现我的降落伞布拉吉不见了。她去挨家打招呼,看看谁家收错了衣服,给我们还回来。好多天过去,没人表示收错了衣服。这时我母亲才意识到,她做的那条惊世骇俗的布拉吉在人们眼里是遗失了的美,是爱美之人的秘密向往,一个或多个潜伏者对它一直以来是志在必得的。母亲暗暗自豪,却也暗自后怕,如此脱离大众审美而不自知。外婆很难过,怪罪自己把它晾晒到公共晒衣场。母亲却说,大家现在反正都穿军装,真的假的不管,军装最时髦,明年给女儿做件军装吧。

“穗子”严歌苓与《芳华》中穿军装的萧穗子

一九六九年,我最喜爱的一个女作家吞了一瓶安眠药,被抬到了医院,但医院没让她躺到病房里,把她放在走廊上。女作家进入了一种暂时难以判断的植物人状态,为了输液输氧排液的方便,医院脱光她的衣服,撩一下被单即可。被单被撩开来,常常又不盖回去,忘了或者懒得。两周的昏迷,她的裸身给多少猥琐的目光刮伤,事后没人忍心告诉她。我们一帮孩子都是喜欢这个作家阿姨的,于是轮流值班为她的尊严站岗,就在这段时间,我彻底疏忽了小黄。这天回到家,发现拴小黄的那根麻线从吊在空中的篮子上拖到地下,而小黄不见了踪影。外婆和外公恰巧都出门了,他们出门从来不关朝着后院的房门。我问外婆,小黄会是飞走了吗?说不定,外婆回答。会不会给猫吃了呢?外婆没有回答。四只猫卧在四个方向,四张扑克脸,个个心知肚明地打呼,才不让你看出,有关小黄它们一副牌揣了多久,最后出了什么牌。

外婆去世后,我被父母送到奶奶家。就在我当兵之前,我回到那个熟悉的大院,去看望我童年的朋友,顺便把当兵之后不好意思再玩的物事留给朋友们,比如糖纸集锦,做布娃娃的用料,编织小挂件的彩色玻璃丝。这天,我已经收到部队的复试通知,将要去北京复试,我看见大院的晒衣场晾出一条床单,中央打了一块补丁,布料正是白底带红蓝两色的降落伞。别人也有买同样布料的自由。等等,不对呀,那上面明明有依稀可辨的血迹。受伤的小黄,神秘失踪的小黄,都不是儿时梦幻;它真实地存在过。那些穿着美丽布拉吉的夏天真正存在过。我满可以埋伏到傍晚,伏击来收被单的人,看看到底是谁那么钟爱我童年的降落伞布拉吉,拆成碎布都不舍得扔,用整块床单把它们镶嵌起来。我最终没有鼓足勇气,也缺乏那点残酷和好奇心。

选自严歌苓《穗子的动物园》,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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