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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余华:“我现在害怕过分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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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走在中国文学前列的。”1996年我到南海出版公司,初识余华。在我们当时的一个访谈中,36岁的余华年轻自信,他如是说。

后来为南海版《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的出版,我和余华在那几年里有过频繁接触。等到《兄弟》出版时,我已经到媒体工作,也跟他有过非常深入的访谈。如今,时间已经过去25年,余华也61岁了。

从《兄弟》《第七天》到今年刚刚出版的《文城》,三本小说,从题材、主题、人物,从结构到叙事、语言,再逆流上溯到《许三观卖血记》《活着》《在细雨中呼喊》,余华的六部长篇小说,没有一个是重复的。在三十多年的漫长时光里,他在写作上不断突破自己,进行文学的试验和革新,坚持走自己的路,继续文学的冒险和探索前行。

“借壳上市”的传奇小说

张英:这次你好像接受采访很少。

余华:这次《文城》的宣传推广,出版方很尊重我的意愿,包括你在内,就3个采访。

我现在不愿意接受采访,害怕过分的宣传。《兄弟》当年出版,那么火爆,接受了太多采访。后来我厌倦了,跟出版方约定:出一本书,包括电视台、网站活动和媒体采访,不能超过3个。我觉得超过3个,完全是重复的,还能说出什么来呢?怎么能说得不一样?问的问题也基本上大同小异,不可能问出新的东西来。

张英:读《文城》,很多人好奇,余华怎么写起传奇小说了?他们应该是没看过你的《古典爱情》《鲜血梅花》。

余华:好多读者,甚至是一些年轻的当代文学研究者,他们都没有读过我过去的中短篇。我发现现在大学里面的硕士和博士,哪怕他们的论文是写《活着》,他们也没读过我的中短篇。而当年那些跟我们同一时期成长起来、有些现在已经退休的评论家,阅读风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他们研究一个作家,不读完他全部的作品,他们是不会轻易发言的。国际上也是,当年《第七天》出版,日文版的翻译者——一个日本教授马上就说,这个小说让他想到了《世事如烟》。

其实我的作品,都是有点对应关系的。如果你不是做我的作品研究无所谓,如果你的论文是研究某个作家的作品,你应该把他所有的作品全部读了,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况且我的作品又不多,300万字,也不是读不过来。你说要是有3000万字,要求太高了。现在反而有一些记者,倒是读过我很多作品。

我想通过《文城》,正儿八经写一个传奇小说,不是要戏仿。出来之后,丁帆的评论是我最早看到的。我想把它作为台湾版的序,麦田出版社说评论1.3万字太长了,就放在后记了。台湾出书,不知道为什么老要找人写序。大陆没有这样的习惯,前面没有序,后面没有后记,就跟英文版、德文版一样。因为读者读的是小说,每一个读者都有他自己的感受,不需要某一个专家来指引。

张英:你认可丁帆的评论,觉得好在哪里?

余华:它最大的价值在于,最早给《文城》定了一个位——这是一个“借壳上市”的传奇小说。被他定位以后我自己也清晰了。

张英:我也听到一种声音,说是《兄弟》《第七天》之后,你的“正面强攻”——对现实世界继续撰写,这条路不可持续,所以写了《文城》这个传奇小说。

余华:《文城》也可以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远的现实也是现实,只是写作手法是传奇。所以是“借壳上市”的传奇小说。我写《文城》的时候,读了那个时代很多地方志、文史方面的文章。之所以有勇气把它写下去,因为一部传奇小说,稍微有一点错的地方,读者也能够接受。

传奇小说也有经典。《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就说:“现在一些年轻的批评家根本不了解,我们这一代作家,当年都想写一个类似于大仲马《基督山伯爵》那样的小说。”像大仲马这样的作家,在我们这一代作家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而现在很多人认为那就是一个畅销书作家。

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怎么读书的。他们阅读量很大,但是阅读的经典作品好像不够多。他们几乎停留在阅读二十世纪作家的作品,而且读活着的作家读得多。我们当年写出来的时候,都是读死去的作家。因为我们觉得活着的作家还不够经典。

大概十多年前我看到一个节目,克林顿还在当总统的时候跟他喜爱的作家们聊文学,在白宫请马尔克斯和来自墨西哥、美国的两个作家吃饭。吃完饭以后,克林顿说:“你们应该回报我,告诉我你们最喜欢的一本书,每个人提一本。”那两个作家提的作品我都忘了,我只记得马尔克斯说,他认为最伟大的小说就是《基督山伯爵》。我后来到欧洲去,遇到很多大作家,他们一提《基督山伯爵》都是感叹:“我这辈子要能写这么一本书就好了。”

《基督山伯爵》就是一部传奇小说。马尔克斯的作品也有很多传奇性,《百年孤独》绝对是一部传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也是一部传奇小说。

我觉得可能是阅读的世界影响了写作的世界。

人物应该用复杂性这个标准去衡量吗

张英:写《文城》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儿?

余华:对话。我都不愿意去写那些对话。因为当时的人说话的那种腔调,你可以去模仿,就像读鲁迅、茅盾他们那代人的小说,你可以去模仿他们那个对话。但是后来我一想,算了,模仿起来好累。我就完全按照自己的表述方式写对话,它不能精彩,一精彩就会导致当代感太强了。这里面的对话仅仅是一个交代而已。这也是为什么《文城》不像《许三观卖血记》《兄弟》人物对话那么精彩的原因。这是我在处理过去题材时的一个经验。

张英:在人物成长上,《文城》也不像《兄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来叙述宋凡平和李光头的变化。我看到的几篇评论里,我认可一种批评,说《文城》的人物性格过于清晰鲜明,前后缺乏变化和逻辑,单向抹去了人性的复杂,他们的遭遇对人性的影响没有体现出来。是否因为是传奇小说,所以会像戏剧一样,人物个性鲜明到单一,单一到了极致,才会形成张力,很短时间让人记住这个人物?

余华:还是看小说的需要。一个有性格的人物,肯定很容易抓住读者。但一个人物有性格,和这个人物有无复杂性不是一回事。

另外还取决于这个人物在小说中出现的时段。比如我们重新回到《兄弟》,李光头这个人物相对来说复杂一点,他好的时候很好,也有很坏的地方。宋凡平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当时有很多批评,说我把他写得太好了。问题是他出现的那个段落,他出现在极端的时刻,要保护两个孩子,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他的一生未必是这么好。《文城》中,林祥福的性格从头到尾都是非常好的。如果《文城》人物还有某些复杂性,那就是小美是复杂的,其他人物都不复杂。

我觉得读者当然有他们的期待。我不知道该怎么来理解这一点,我希望他们能够提供给我,他们认为当代文学中哪个形象是复杂的?

如果用人物的复杂去要求莎士比亚,那莎士比亚所有的作品都是毫无价值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有一个人物是复杂的,就是自始至终的,永远是这样的。托尔斯泰的人物复杂吗?安娜·卡列宁娜稍微复杂一点。《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人物也是自始至终的,没有一个是有变化的。

人物是很难用复杂性这个标准去衡量的。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面的人物复杂吗?一个一个出现,没有一个复杂的,但是都有性格。你要是用复杂去衡量,那他里面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有价值的。但是马尔克斯别的作品,比如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面的人物,就比《百年孤独》里面的人物复杂多了。什么原因?是这个叙述、这个故事、这个题材,决定了人物是这样。巴尔扎克的名篇,人物都非常鲜明,一点都不复杂,高老头彻头彻尾就是高老头。

阿Q复杂吗?孔乙己复杂吗?孔乙己、阿Q为什么没有两面性?如果用这样的标准去衡量一个人物创作成功与否,我觉得批评者在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思维有一点点偏。在鲁迅他们所处的时代,人性也是复杂的,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时期。

人性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关键还是在于你用什么样的作品表现一个人,你的题材是什么。因为《文城》是一部传奇小说,这个小说决定了,他们的性格没法变。

张英:现在的文学评论有很大问题。这20年来,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文化比较等等很多理论工具性的东西进入了文学评论,有时就可能出现过度阐释,而且取消了审美体验,拿着手术刀去解剖文学作品。

余华:文学更关心什么是有意思的,哲学更关心什么是有意义的。在阅读思想类作品的时候,重要的是我有了什么判断、有了什么理解。但是对文学来说,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文学并不是没有意义,文学的意义就是写出来以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哲学相对来说解释的空间很小,它都给你一个定义放在那里。

不能给人印象永远是一个悲哀的人

张英:《文城》和《兄弟》《活着》在有一点上有某种相似——人处于时代巨变的洪流,身不由己。

余华:人生活在一个时代里面,其实是做不了主的。人都是水上浮萍,随波逐流。但是《文城》的林祥福和《活着》的福贵还是有点不一样,福贵是因为前面经历了太多,他认命了。林祥福一直到死他都没有认命。

张英:《文城》的文本结构很有意思,“文城”到“文城补”,相对独立,形成互补的完整的镜像。和《兄弟》上下两部的结构有点像。采用这样的结构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余华:《文城》从1998年开始写,写到2003年才写了20多万字,而且还不太满意,写得特别艰难。有些地方写得快,像溪镇保卫战是一口气写完的,有些地方写得特别慢。后来就放下了,去写《兄弟》。最终在疫情期间才有了足够的时间来完成它。

正文里开始写南方的生活,写着写着林祥福去了北方,完全没有小美的章节了。中国那么大一个国家,找不到一个人很正常。但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说,那是一种逃避,不太负责任。尤其是一部完整的传奇小说,肯定应该有头有尾,该交代的事情都要交代。所以我就写了一个“文城补”,是从小美的角度展开叙述,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人生的结局。我希望我的读者们,不仅不要恨骗子小美,还要爱上那个小美,理解她的不容易。

后来我在修改小说的时候,一遍又一遍,都是在忙“文城补”。在我老婆那里,总是过不了关,她总说“你还没有爱上小美”。我发现我确实还没有爱上她,后来不断地修改,改着改着发现我已经爱上她了,终于可以拿出去发表出版了。

张英:《文城》这个结构是短、长、短,倒叙、顺叙、补叙。也有人说,如果删掉《文城补》,合并到第一部分,会不会更好一些?

余华:是有这样的声音。反过来的声音也有,说“多亏这个补,救了这个小说”。所以众口难调。

张英:读者习惯完整的叙事,第一部分前1—25章节是浪漫传奇,到了26—75章节是突变的历史叙事,大时代的人身不由己。如果没有那个补,这种结构比例的断裂感更加突兀,有这个补,好像又找回来了一下。

余华:就像音乐里面主题是什么,这个小说的主题还是寻找。音乐最后的乐章,永远是主题回来的,不管你是交响乐,还是四重奏。所以这个叙述也需要它回来。另外,如果没有补,小美这个人物立不起来,阿强也不够。简单说,由于他们的生活、命运,驱使他们迫不得已去做这样的事情。小美就是这样,我希望把小美这个人写完整了。补是从小美角度出发的,同时把阿强写得相对完整一点。

张英:《文城》写不写续集?

余华:我现在再也不写新的题材了,准备把手上的四部长篇小说,都按照计划写完。之前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有的写了开头,有的写了很长的篇幅,后来感觉都不顺,只好暂时搁置。在我写不动的时候,也许我会考虑给《文城》写一个续集。这样一看,我可能还会有五部长篇,我得一步一步来。

张英:大环境会影响作家的现实性表达,这会对你“正面强攻”起副作用吗?

余华:现实题材的出版,这一部可能还好一点。再下一部,会更加困难,写法和《第七天》的简练不一样,完全相反。好多年前就开了个头在那儿放着了,我一定要把它写完。那个小说可能是我这一生中唯一一部喜剧。虽然《兄弟》下部里,有很多喜剧的东西,但是故事到了最后还是一个悲剧,让人觉得太苦了。我不能给人家的印象永远是一个悲哀的人,其实我生活得很愉快。

张英:韩国版电影《许三观》,最后把悲伤的东西大大减弱,变成了一个诙谐的喜剧。

余华:所以我想写一个纯粹的喜剧,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闹剧。这样我在文体上的追求就完全结束了,武侠小说也写了,侦探小说、才子佳人小说、模仿那一代作家的戏仿,这些传统的都写了。

《活着》是我的幸运之书

余华:这次出版社的广告说“写《活着》的余华回来了”。我就问那些年轻的编辑,为什么要用这句话?他们说,主要原因是有很多读者只知道《活着》,不知道余华。这个现象确实是有的。

我一直说《活着》是我的“幸运之书”,差不多是我所有作品中(起码在中国)最受欢迎的。如果没有这本书,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我。很多读者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又去读我其他的作品,才开始慢慢了解我。《活着》的畅销,有时候会让我其他作品起死回生,这个很奇怪。

张英:你分析过吗,《活着》为什么那么受欢迎?

余华:我以前一直觉得,《活着》那么多年来长盛不衰,可能是靠中学语文老师们的推荐。但这几年情况有点变了,有一个关于《活着》的视频,被人放到抖音上,传得还很广。前几天我到自己的母校海盐中学有个活动,几个中学生上来跟我说他们语文老师没有推荐过《活着》,他们是在抖音、快手上看到那个视频,自己找书读的。《活着》已经发行到1500多万册,已经不需要任何人推荐了,完全就是读者之间口口相传。一个班上只要有一个同学看过,就会增加两个读者,然后再变成四个,就是属于这样的现象。

张英:你自己也说:“在中国,我想再写一部比《活着》受欢迎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

余华:真的是不可能。上周他们给我发了一个数据过来,《活着》十几年里在“当当”的排行榜上始终是第一。即使我的《文城》是新书,也排到《活着》后面去了。当时《第七天》也是这样的,每次我出新书,最后带动起来的还是《活着》,奇怪了。

《活着》对我写作的意义非常重大,让我知道当一个题材吸引我的时候,我首先要做的是去寻找最适合这个题材的表现方式。这个前提是努力把自己过去的特长、已经很娴熟的叙述手段给忘掉,用一种空白之心去面对一个新的题材。

张英: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媒体,微博、朋友圈、视频,都在说话表达,现实社会里的各种离奇、匪夷所思、稀奇古怪的故事,没有穷尽,远远超过作家的想象力。很多作家都有焦虑感,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文学究竟还剩下啥?

余华: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文学确实面临巨大挑战,当一个好作家会很辛苦。但到了我这个年龄,没法改行了。所以我只能继续干下去,继续一部一部的小说往下写。而且我还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作家,我拥有一些读者,哪怕他们对我深表失望,但是每当我有新书出版,他们还会买回看。这次有一个读者,他读完《第七天》以后,发誓永远不读我的书了,结果《文城》出来之后,忍不住还是读了。就是说,读者还是对我有一种期待。

我说过,从《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第七天》,原来五部长篇的写作,我拉了一个平均值。现在有六部长篇了,我又要拉出一个平均值来。对一个作家来说,要求他一部小说写得比一部好,那是一种希望和期许。对于一个已经成熟的作家来说,“超越自己”这种词汇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马尔克斯写了《百年孤独》,那是运气,因为马尔克斯在最适合写《百年孤独》的时候,写了《百年孤独》;我的《活着》之所以那么受欢迎,也是运气。《活着》让我成为了一个高度受关注也受批评的作家,这一点也是要感谢时代和读者的。

采写/张英

编辑/吴菲

图文排版/雷若彤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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