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渊冲：百年忠一事，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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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00000空 | 文 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许渊冲，6月17日上午在京逝世，享年100岁。

翡翠白菜与水煮白菜

朋友说，你是学英语的，又做过二十多年翻译，你来写篇文章纪念许先生吧。

我很犹豫，觉得没有资格来写。一则，此翻译非彼翻译，许先生是翻译家，是翻译界泰斗，他把《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等古典名著翻译成了英文（不仅是英文，还翻译成法文），让中国之美传遍世界。同时又把《红与黑》《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外国名著翻译成了中文。

我们只是翻译工作者，靠翻译糊口而已，天壤之别。许先生的翻译好比台湾故宫博物馆的十大镇馆之宝之一的翡翠白菜，是艺术品；我们的翻译好比水煮白菜，是食品。许先生的白菜是土猪不愿拱、也拱不了的那种白菜。

我刚从学校出来时做翻译很痛苦，面临着怎么把翡翠白菜变成水煮白菜的巨大挑战。英翻中没有问题，听懂了用母语表达，口若悬河。中翻英就麻烦了，因为当时读书时老师的要求是，说的、写的每一句英文都必须有原文出处，确保表达地道，以防自己“创造”成洋泾浜英语。特别是教我们作文的孙犁老师、谈峥老师等，水平都极高，又极为认真，每一句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有时写一句要查看整整一本书，每周写一篇作文，能蜕一层皮。

出去做口译，一开始很不习惯，没有时间考证出处，必须马上说出来，只好“创造”了。有时不得不“洋泾浜”，一开始还脸红，后来也就习惯了，也能口若悬河了。没有办法，特别是同声传译，思考的时间更少，“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所幸，现场没有当年的老师在听，不然真的要无地自容了。

像许先生这样的泰斗级翻译家，我们只有景仰，从来不觉得和他是同行、同道，所以觉得没有资格写。

二则，我不认识许先生（他是北大的教授，我是复旦毕业的），似乎也没有写的资格。

然而在看了有关许先生生平的一些故事后，受了很大的触动，这是一个灵魂纯粹高尚的人，才华横溢，很会做学问，很不会“做人”，干净、坦荡、率性地活了100岁，发挥了自己的潜能，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这个狂叟、老小孩、许大炮，太令人羡慕了。

百年忠一事

许渊冲先生1921年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当年他17岁，总分排名第七。大一英语考了79分，排名第二，第一名是杨振宁，80分，16岁。许先生很不服气：这小鬼，比我小一岁，还比我高一分，我外文系考79分，他物理系考80分，太不像话了。

两人一同上老师叶公超的英文课，第一次小考，许渊冲考了85分，杨振宁得了95分；期末考试两小时，杨振宁一个小时就交了卷，成绩又是全班第一。“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不是天才吗？”许先生在回忆录里如此写道。

当时西南联大流传这么一段话：“湖北朱，安徽杨，外加许二王，理文法工五堵墙”，指的就是后来的原子能科学家朱光亚、物理学家杨振宁、翻译家许渊冲、财政金融学泰斗王传纶和卫星与返回技术专家王希季。当年这五人才识过人，像一堵墙一样难以被超越。许先生就是其中唯一的文科代表。

那个年代更需要的是理科生，特别是能够帮助加强军事国防的理科生。整个世界都是如此。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五十年后许先生还耿耿于怀，躺在病床上接受采访时说，杨振宁1957年拿到诺贝尔奖，理科第一，我在文科方面也是第一啊，没有第二个人能这样翻译诗歌，而且用英、法两种语言翻译。50年前我就该拿诺贝尔之类的奖了。

如果翻译界有诺贝尔奖，那绝对非许先生莫属。1941年，许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应征在美国支援空军担任英文翻译，给陈纳德做翻译的同学在试图翻译三民主义时出了状况，怎么也说不清楚，主权（sovereignty）什么的大词用了一堆，陈纳德也没听懂。

这时，许先生出来救场了，他就说了三个词，陈纳德就完全懂了。那三个词就是“of people, by people, for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这真是绝妙的翻法，体现的不仅仅是语言的功力，更是思想的功力。

“民有、民治、民享”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为纪念阵亡将士所做的演讲中提出的，最后一句“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他的这篇为时仅两分钟不到的演讲被公认为是英文演讲中的最高典范，是学英语的学生必背的篇章。

估计许先生肯定也背过。然而，要把这三个词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联系起来，是需要一定的思想功底的。仔细想来，民族主义可不就是民有嘛，民权主义可不就是民治嘛，民生主义可不就是民享嘛，真的是对应得再工整不过了，令人拍案叫绝。相形之下，任何其他的译法都显得很洋泾浜了。

许先生对于诗词翻译的兴趣源于1939年，他当时十分爱慕一个女孩，于是将林徽因怀念徐志摩的新诗《别丢掉》译成英文，寄给她。一直到50年后，远在台湾的她在报纸上看到许渊冲获奖的消息才回了他一封信。

当年虽然没能赢得芳心，但是他对诗词翻译的痴迷从此延续了一生。2017年，他在电视节目上出现，回忆起当年，“别丢掉，这一把过往的热情……”禁不住泪流满面。

许大炮、老小孩、狂叟

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许渊冲的日常是“听闻一多讲《诗经》，听冯友兰讲哲学，跟卞之琳学写诗与译诗”。他对诗越来越痴迷，他说：“‘庄生晓梦迷蝴蝶’就是庄生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蝴蝶是庄生……我的人生观就是，我的人生就是把诗变成人了，人变成诗了。”

老师吴宓改变了许渊冲原本偏向直译的翻译观，“还是意译更有道理”，他最终认为翻译是一门艺术，“翻译是把一个国家创造的美转化为全世界的美”，要讲究“音美、形美、意美”（源自鲁迅的汉字三美）。在严复的“信、达、雅”的标准中，许先生的“三美”大致可以作为“雅”的细化和扩充。

当然，许先生的老师钱锺书曾感叹：“美丽的妻子不忠实，忠实的妻子不美丽。”许渊冲曾和他在书信中探讨过诗歌翻译的问题。钱锺书认为诗歌翻译有“无色玻璃”和“有色玻璃”两种译法，“前者会得罪诗，后者会得罪译”。钱锺书选择“两害相权择其轻，只好得罪‘诗’而不得罪‘译’”；认为许渊冲的翻译有过多发挥，属于“有色玻璃”。

但许渊冲却认为，如果原诗是真而美的，译文“真而不美”，也不能算是“传真”；但倘若译文“美而不真”，则有可能是“失真”，也有可能是“超过了原文的美”。

1983年，许渊冲从洛阳调到了北大后，还专门跑到中国社科院去找钱锺书，双方为了译诗“传真”和“求美”的矛盾辩论不已。“钱先生最后说，这个问题我说服不了你，你也说服不了我，还是各自保留意见吧。”

| 钱锺书

这个问题上，笔者力挺许先生，神似比形似更重要，因为“形”本身就是为“神”服务的，形为神役。

有一次，和一个中欧校友的女儿聊天，她师从一大家学画，笔墨山水，十分生动。她说，老师教我，可以“得意忘形”。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是啊，既然形为神役，何不“得意忘形”。

笔者翻译过中欧教授的一本市场营销方面的书，校友对教授说，朱老师的中文比你的英文写得好；教授说，是嘛，我请她再翻回英文给我看看。大家都笑。

许先生的那个年代，翻译界有很多持不同翻译观的翻译家，许先生几乎和大半个翻译界辩论过，或者说吵过架。最著名的论战是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的最后一句“Elle mourut”该怎么翻。赵瑞蕻译成“她死了”，许渊冲译成“魂归离恨天”。冯亦代形容许渊冲的翻译是“花花绿绿的东西”：“原文就是‘她死了’”。但在许渊冲看来，市长夫人是含恨而死：“要表示含恨而死，还有比‘魂归离恨天’更恰当的表达方式吗？”

这里笔者选择站在许先生的对立面。如果司汤达要用“有色”语言来表达“她死了”的意思，他完全可以做到，法语中肯定有更“花花绿绿”的表达，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说明他是有意用最简单的“她死了”这个表达。有时最简单的表达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留白，此时无声胜有声。

许先生和他人争论的另一个主题是古诗翻译是否需要押韵。翻译家王佐良推崇散体译诗，注重诗歌的形象、意境和气氛，认为“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许先生不同意，觉得散体译诗没有美感，失去了诗歌最重要的美感之一。两人由此结下了梁子，许申请北大博士生导师，被王压了下来。从1992年到1995年王去世之前，《中国翻译》没有再刊登过许的文章。

这里，笔者站回到许先生一边，押韵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最重要的特征，如果翻译的时候抛弃这个特征，那和翻译其他文体又有什么区别呢？形象、意境、气氛诚然重要，然而押韵应该也同等重要。当然如果实在不能两全其美，那么也许只好舍弃押韵，但不能说一开始就不把押韵作为追求的目标。

许先生的学生、新东方的创始人之一王强说：“他（许先生）起床就坐在书桌前，开始想哪个词和哪个词能押韵，哪个词和哪个词放在一起用合适。”往往绞尽脑汁，正待放弃，忽然想到押韵的词了，而且意义完美匹配，欣喜若狂。以后也许人工智能在这方面能帮上诗词译者的忙。

许先生还反对朱生豪对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中名句 “To be or not to be，that’s the question”的翻译，朱生豪的译文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许先生认为这样翻译是不对的，应该翻译成“要不要这样过日子，这是个问题”。

这里笔者倾向于站在许先生一边，当时学这段的时候就有点犯疑，这段独白后面还提到“To die—to sleep”（死亡——长眠），显然这才是指活不活的问题，那么前面应该是指活法的问题，如何活、活成什么样，还没到活不活的问题，不然就重复了；而且be动词表示的是状态，不是动作。当然，直截了当说朱生豪犯错了，也只有许先生有这个底气和胆量了。他还指出傅雷的某些翻译不够完整，傅雷表示接受批评。

｜1959年，许渊冲与夫人照君合影

还有一个许先生强烈反对的是《道德经》的“道可道，非常道”的翻译，他说：“有的译者，道可道，道，他就直接翻译成Tao，这样翻有个屁用！翻了和没翻一样。”

这里笔者也站在许先生一边，除非目标受众对“道”的概念已经熟悉了，那么也许可以用拼音创造一个新词“Tao”来表达这个概念。不然直接用“Tao”，真的没有什么用。就是罗新璋先生所说的三非中的一非了，外译中，非外译“外”，这里是中译外，非中译“中”。语言是对概念约定俗成的表达，还没有约定俗成，就不成其为词。

比如最近的热词“躺平”，不能只翻译成“lie down”，要加一两句解释，等到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后再直接用“lie down”。不然，受众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个比“Tao”更麻烦，英语里本来没有“Tao”这个词，读者最多看不懂，而“lie down”在英语里是有意思的，“躺下”，如果你把躺平直接翻译成“lie down”躺下，不做解释，是会产生不小的误解的。

还有一个小问题，为什么用“Tao”，而不用“Dao”呢？英语中有和“Dao”相近的发音，外国人发这个音不困难。不像“朱”，如果写成“Zhu”，外国人就不知道怎么读了，只好写成“Drewe”。

当然，有时音译比意译更合适。玄奘大师（即唐僧，也是著名的佛经翻译家）就提出了佛经的“五不翻”的原则，即五种不意译而是用音译的情形。首先是秘密故不翻，如咒语等，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就没有翻译成“哦！莲花里的珠宝”，而是音译，因为咒语的音有秘密的含义、功效。此外，还有多义故不翻、此无故不翻、顺古故不翻，最后是生善故不翻，如“般若”，并不直接翻译为“智慧”，因为“般若”的意义高于“智慧”，不翻更能让人产生崇敬之意。

许渊冲的名字取自《道德经》，“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另外一个解释可以是他知识很渊博，但说话很冲。只要是他认为是正确的话，他就说，从不怕得罪人。实际上他把翻译界的同志几乎都得罪光了。加上他嗓门又大，脾气火爆，所以得了个外号叫“许大炮”。

他和别人对话，别人往往根本插不进话，他声如洪钟，气壮山河，滔滔不绝。年岁上去后更是这样，听不清别人的话了，以为别人也听不清他的话，嗓音就更大了些。

这常常给人一种狂妄的感觉，不过正如他自己所说，其实是“狂而不妄”。96岁的他做客电视节目时，拄着拐杖，迈入会场，而后递出了一张名片——“书销中外百余本，诗译英法唯一人”，然后开始列数自己的成就清单，一点不客气。

他不认为这样显得狂妄，因为“我只是实事求是”。他的确是实事求是，但是但凡有点城府的人都会懂得，这是主持人的工作，鼓吹、抬轿，自己说就会让人反感。但他似乎对人性不太了解。

这样一个会做学问、不会“做人”的人，竟然安然度过了过去一个世纪中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革命，而且心性依旧，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一般来讲，有这两个特点中的一个都会致命。

他的丰富经历使得每次运动都忘不了他，他给美国空军当过翻译，被认为是帮美帝扔原子弹屠杀日本人民；他见过罗马教皇，就被当成国民党潜伏在大陆的最危险的特务；他不同意当时把毛主席诗词分成分行散文的译法，就被批斗。批斗的时候他嘴里嘀咕着找押韵的句子翻译毛主席诗词，批斗他的人以为他歪曲毛泽东思想，狠狠地抽了他一百鞭子，疼得他无法坐下，他的妻子照君只得把救生圈吹足了气给他当座垫。

对诗词翻译的痴迷救了他，他满脑子只有他的翻译，没时间多想其他事，比如自杀。当他被押去开批斗会时，就特别自觉地主动站到太阳底下，听一群人骂骂咧咧。那些不堪的话，左耳入，右耳出，心里忙着琢磨怎么翻译“不爱红装爱武装”。他说：“琢磨着翻译的时候，就把热、累、批、斗都忘到九霄云外去了……等到我把全词翻译完，会也结束了。”

62岁，人生刚刚开始

2010年，许渊冲获得“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2014年8月2日他荣获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之一的“北极光”杰出文学翻译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翻译家。

然而，他借以获得这些殊荣的100多部作品绝大多数是在1983年他调任北京大学教授后完成的，实际上他从1956年开始出版译作，由于各种干扰，在解放后的头30年里只出了4本书。其它的著作都是在62岁之后完成的。62岁，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步入老年了，是退休的年龄了，而许先生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86岁时，他被诊断得了直肠癌，医生认为他最多还有七年的寿命。他不以为然，继续翻译，还加倍努力，结果七年后癌症消失了。94岁他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步入100岁后他开始写自传《百年梦》，以补充之前出版的《西南联大求学日记》《梦与真》《绮年琐忆》等。

许先生一直住在北大畅春园的一个狭小的两居室里，畅春园是上世纪80年代建造的教职工住宅，许先生的居室也还是八十年代的装修、装饰。

新东方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是他的学生，想改善他的居住条件，他不要，说：“书太多了，搬起来麻烦。”俞敏洪又付了100万元定金安排他入住高端养老院，他也不要，说：“看到的都是老年人，不舒服。”

2018年，和许渊冲相伴60年的妻子照君去世了。第二天，两个学生去看望他，发现老人仍然坐在电脑前，拿着放大镜看原文，然后用两根食指在电脑上敲字，在翻译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集。看到学生过来了，许先生指着屏幕向两人展示刚刚翻译的段落。

许先生说：“如果我现在不翻译，我没法想象我怎么从失去老伴的悲痛中挣脱出来，那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幸亏我还有翻译的世界，当我进到翻译的世界里，它那种强大的力量会把我从悲伤中暂时带离。”

这让人想起与严复同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翻译家林纾。林命运多舛，科举失意，患有结核病，敏感、紧张、伤感，易冲动。母亲、妻子、两个孩子在四年内先后去世。为了把他从绝望和孤独中拯救出来，他的一位朋友提议两人合作翻译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一书，他的朋友把原著口头翻译给林纾听，林纾写下书面语。林的笔译神速，常和口译同时完成。他一生完成了159部、1200万字的译著。

尽管林欣然承认他的译文不太准确，但由于他敏感的气质、杰出的文学才能，他能凭直觉把握原著的精神、语气、幽默，所以他特别能接近原著的本质。他能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融入到角色中去，有时人们认为他的译文比原著更胜一筹。

当代从事东方作品英文翻译的权威人物Arthur Waley在比较了狄更斯的原著与林的翻译后，曾评论到：“译文中的幽默更为准确简洁；狄更斯作品里过于繁琐的缺点都被林纾不知不觉地、有效地加以修正了。”

翻译让许渊冲、林纾走出痛苦，忘却人间烦恼。翻译也给他们带来莫大的乐趣。许先生说：“我认为这人生最大的乐趣，是创造美、发现美。我翻的同样一句话，翻得比人家好，或是翻得比自己更好，就是乐趣。这个乐趣很大，这个乐趣别人夺不走的。”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这可能是许先生长寿的最大秘诀。他的起居和饮食似乎都不太有利于长寿，他每天晚上11点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喜欢吃甜食。当然他喜欢运动，每天会骑自行车到两公里外的海淀公园去散步，96岁那年摔过一跤后改由保姆骑电瓶车带他去。有一次下雨，保姆建议就在小区里逛逛，许先生不同意：“你可以一只手打伞，一只手骑车嘛。”保姆哭笑不得，表示没有这个技术。总之许先生坚持每天出门走走，一天不动怎么行。

不过对他的长寿作用更大的应该是他的情志，情志的权重最大（参看之前的文章《企业家养生指南》）。他百年忠一事，乐在其中；他的灵魂出奇纯净，“不沾染别的东西”（他的夫人照君的话），光明磊落，坦荡敞亮，天真率性。令人羡慕啊。

他最大的遗憾是翻译事业没有接班人，这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城里人去海外拱白菜，土猪进城拱白菜，或许等到白菜吃饱的一天，会有人向往翡翠白菜。让我们再等等吧。

许先生说：“生命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那么寿命也许可以定义为你被记住了多少日子。正如道德经所说：“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许先生在他的译著中获得了永生。

「 图片 |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