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人｜景蜀慧：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剖析
晋宋易代之际, 世事纷扰, 如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魏晋清谈之关系》中所言, “时移世易, 又成来复之象, 东晋之末叶, 宛如曹魏之季年”。在新旧鼎革的历史关头, 何以自处, 士大夫必须做出选择。此时, 已远离官场, 归隐田园十馀年, 又年届六旬的陶渊明, 对社会人生抱有何种心态, 是值得探询的。学术界常常有一种看法, 认为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心情日益趋于平淡, 即便有苦闷, 亦只是由追求与自然合一时的内心冲突所致, 且越到暮年冲突就变得越微弱。愚意以为, 这类观点, 似乎过于轻看了晋宋之际政治时事对陶渊明这位感诗人内心所造成的冲击, 亦多少忽视了其躬耕生活所遭遇的种种艰难困苦给诗人精神上带来的重负。且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陶渊明集中那些所谓“金刚怒目”之作, 大多写于他的晚年,
这多少透露了陶渊明“如何蓬庐士, 空视时运颓”的心路历程。所以, 可能更合符实际的情况是,陶渊明在晚年的人生和政治态度, 恰与他中年时的“平淡”相反, 是相当激烈和不妥协的。萧统《陶渊明传》载:
（渊明）躬耕自资, 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 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馈以粱肉, 麾而去之。
按檀道济为江州刺史是在元嘉三年五月, 其时晋宋易代已历五载, 渊明则年过六旬, 老病贫困弥加。其拒绝檀氏馈赠一事, 正显示了他的上述态度,亦即坚决维护一个贫者的尊严并始终不与刘宋新贵集团合作。所以清人顾易作《柳村谱陶》，因此事谓渊明是“姜桂之性, 到老愈辣”。而直到渊明辞世, 这样的态度都未或之改。
就今天大致可以确定其写作时间的陶诗来看（主要参考王瑶辑《陶渊明集》、逯钦立辑《陶渊明集》、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清·顾易《柳村谱陶》、丁晏《晋陶靖节年谱》中的系年），陶渊明晚年之作, 大致包括《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岁暮和张常侍》、《咏贫士》、《杂诗》之一部分、《有会而作》、《乞食》及《拟古》、《述酒》、《饮酒》、《读》、《咏三良》、《咏二疏》、《咏荆轲》、《挽歌辞》等数十首, 这些诗有不少都对社会和人生表现出一种抗愤。我们可以从其中所显示的陶渊明对贫困和易代两方面的态度来进行分析, 以便具体说明诗人晚年思想行为的激烈。
一
诚然,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 确实有一段时间因为“矰缴奚施, 已卷安劳”（《归鸟》）而感受到“日夕气清, 悠然其怀”（同上）的超脱与宁静, 为此而创作了许多表现“众鸟欣有托, 吾亦爱吾庐”之情的愉悦诗篇。可是随着生活环境的恶化, 其冲逸淡远的心情也发生了变化。在渊明五旬以后所写的《与子俨等疏》中, 可见这种变化的端倪。疏中言：
少学琴书, 偶爱闲静, 开卷有得, 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 时鸟变声, 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 遇凉风暂至, 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 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 机巧好疏, 缅求在昔, 眇然如何！病患以来, 渐就衰损；亲旧不遗, 每以药石见救, 自恐大分将有限也。汝辈稚小家贫, 每役柴水之劳, 何时可免? 念之在心, 若何可言。
又有“吾年过五十,……性刚才拙, 与物多迕, 自量为己, 必贻俗患，僶俛辞世, 使汝等幼而饥寒”等语。从这些文字中, 可以看出陶渊明归隐之后, 从怡然自得渐次到贫病相袭, 心意难宁, 相对宁静的生活遽告消逝的一段历程。大致五十以还, 现实生活中有三方面的困窘不断袭扰渊明：一为旧疾，陶渊明少罹痁疾, 向立以来, 多游宦之劳; 归耕之后, 有农作之苦, 以至五十甫及, 旧疾转剧。友人颜延年诔中言其“年在中身，疢维痁疾”，渊明诗中, 有“负疴颓檐下, 终日无一欣”（《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气力渐衰损, 转觉日不如”（《杂诗》）等句, 可见渊明长期为二竖所苦的情形；其次则是诸子不能成立的疚怀，据疏中言, 因家道艰难, 渊明诸子虽幼, 却不能免受饥寒, 且不得不充任薪水之劳, 其生长条件可知。渊明《责子诗》中, 有述诸子粗劣无文之句：“虽有五男儿, 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 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 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 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 但觅梨与栗。”以陶渊明的人品学养, 诸子本不难受到较好的文化熏染, 然而竟顽劣如是, 究其缘由之一，当是因诗人劬劳生涯, 无暇多顾及儿子之教育, 而诸子亦须承担劳动，不能全力向学, 以至老大无成。就儒家重视家族延续的传统价值观而言, 儿孙不立, 无疑是人生的一项缺失, 渊明贤者, 对此亦很难释然。他表面上虽以一种达观的态度, 将其归之为“天运”，以“且进杯中物”来自慰, 但实际上对儿子家人的负疚感，却是他时常“念之在心”的；困扰之三, 即来自生活的贫匮。渊明归耕之后, 家道日落, 所居浔阳一带, 战乱不断, 比年又频遇水旱风虫回禄之灾, 最初尚能园田草庐, 悠游卒岁，终则年老力衰, 衣食无继。所谓“倾壶绝馀沥, 窥灶不见烟”、“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屡缺清酤至，无以乐当年”一类诗句, 无疑是陶渊明晚年贫居而少饮酌之欢生活的真实写照。而贫困, 也构成了对渊明晚年人生态度的最大考验。
这一时期的陶诗对贫困处境的描写, 往往是非常具体而微的。此点和陶渊明中年时期的诗作鲜有直接渲染贫苦生活的情形, 形成相当鲜明的对照。兹以渊明的最后一首劳作诗, 作于义熙十二年的《丙辰岁八月于下潠田舍获》为例:
贫居依稼穑, 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 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 束带候鸣鸡。扬楫越平湖, 泛随清壑回, 郁郁荒山里, 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 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 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 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 聊得从君栖。
《柳村谱陶》于此诗下按云：“公自躬耕抱疾, 至此垂老而犹作苦, 然《晋传》云‘不营生业, 家务悉委之儿仆’，当是年愈高而疾愈剧, 亦不能复作苦也。此后获诗亦不再见。”仔细体会诗中之味, 不仅与渊明早岁及归田之初所作的同为叙写劳作和田园感受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归园田居》五首等迥然有异, 甚至和他五十岁以前作的《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中获早稻》诗中的情调亦有区别。《怀古田舍》《归园田居》诸诗, 对平凡的田家生活, 尚怀有一种新鲜的憧憬。其有关的诗句如“秉耒欢时务, 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 即事多所欣”、“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等，多少有一点“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的士大夫意趣。而“长吟掩柴门, 聊为陇亩民”等句中还可以看出诗人是借矢志躬耕来表明一种人生选择, 并非仅言劳作感受, 其基调与丙辰岁获诗不同自不待言；《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作时,渊明已在多年躬耕中备尝劳作的艰辛, 故诗中所言, 皆实在语, 性质上与丙辰八月中获诗最为相近。然而后者在平淡中表现出的深沉哀苦, 却为庚戌岁诗所不及。如丙辰岁诗一开首的“贫居依稼穑”四句, 与庚戌岁诗“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的开头相比, 已不再仅为选择了某种正确的人生之道而自感满足。现实生存的需要, 已令诗人将对至道的追求, 演化成为一种无须任何炫耀夸饰的平淡无奇的日常劳作。实际上, 由于诗人生活处境的恶化, 丙辰岁诗中写到的劳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苦：为了收获，“姿年逝已老”的诗人, 中夜即起, 坐以待旦, 虽为此而颇为难得地获得一饱, 但一天的劳动却是很不轻松的，要驾舟穿过蜿蜒的水道, 进入荒凉的山中, 随着清怨的猿声体会一种“常恐负所怀”的深忧。而且在庚戌岁获稻诗中, 当诗人“四体诚乃疲”时, 尚可“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而此诗中却已全然没有饮酒解乏的描写, 足见此时渊明家境日贫, 多劳少欢的景况。分析起来, 在渊明最后的这首描写他亲自参加劳动的诗里, 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渊明欲借躬耕而实现的道德理想追求, 已经到了一种豪华落尽的自然阶段, 而另一方面我们则不得不看到诗人艰辛的劳作也确实因受到生活现实的驱迫, 多少丧失了一些审美的愉悦性。
如果说这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对渊明贫苦生活的表露尚不是十分直接, 那么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及《杂诗》“代耕本非望”等诗中, 陶渊明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这一时期困窘的景况和不无矛盾的心情, 其对人生的感慨也是很深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
天道幽且远, 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黾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 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 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 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 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 离忧凄目前。吁嗟身后名, 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 钟期信为贤。
此诗回顾了诗人归耕以来, 特别是义熙四年遇火之后举家艰困的生活, 其情调的悲苦远过于以往的作品。诗人内心对天道不明和自己的命途多舛深有所感，古语云：“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渊明“结发念善事，黾俛六九年”却遭遇如此, 他对天道是有深刻怀疑的, 对身后之名, 亦愈加视之淡然。像“慷慨独悲歌, 钟期信为贤”这样的诗句, 包含的心情十分复杂, 其中, 我们至少可以体会到渊明在贫居躬耕中感受到的人生孤独感。这种孤独的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诗人个人与外部社会（甚至还有自然）的对立, 它们不仅表现为贫困的煎熬, 也表现为时运的相逼。在此时作的《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中, 同样可隐隐看出渊明心中的“孤凄”：
市朝凄故人, 骤骥感悲泉, 明旦非今日, 岁暮余何言。素颜敛光润，白发一已繁；阔哉秦穆谈, 旅力岂未愆！向夕长风起, 寒云没西山, 厉厉气遂严, 纷纷飞鸟还；民生鲜长在, 矧伊愁苦缠。屡阙清酤至, 无以乐当年。穷通靡攸虑, 憔悴由化迁。抚己有深怀, 履运增慨然。
此诗据王瑶先生意见，“写市朝变化, 风云严厉, 最后抚己履运, 不胜感慨；当为戊午（四一八年）岁暮作”，诚然。而诗人感伤的“岁暮”，除了代表自然界的寒云朔气, 严冬将至外, 尚有多层寓意。就人生而言, 诗人此时已五十四岁, 进入暮年,体气渐衰, 华发早生, 又贫馁无酒, 生计少欢。因而追忆年华，抚念平生, 对岁暮的感慨, 也就是对自己生命价值消逝的伤感。象“明旦非今日, 岁暮余何言”的怆然无奈, 表明渊明此时的心境, 已不完全似当年《形影神诗》“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那样的平和超脱。尤其此诗本作于义熙末年, 正值晋宋交替, 多事之秋, 恰是一个朝代的“岁暮”。孔子云“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渊明诗中有“芳菊开林耀, 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 卓为霜下杰”之句, 都是寓含了士君子在风霜凌厉的叔季之世或岁暮之时应坚守的做人原则。渊明在义熙末年辞尚书郎不就, 即是他在“岁暮”所持操守的具体表现。然而大致同时, 陶渊明的许多友人故旧如殷景仁、颜延之等却纷纷入朝，成为新贵, 甚至与渊明同号“浔阳三隐”的周续之, 亦不耐寂寞, 应刺史檀韶之请, 出而讲《礼》，为统治者粉饰太平。世路多歧, 良可哀悯, 所以诗人有关“岁暮”的深沉感慨, 不仅仅是“忧生”，亦因目睹了此时此际人情世态的沉浮变幻而有很强烈的“忧世”之意。“向夕长风起, 寒云没西山。厉厉气遂严, 纷纷飞鸟还”的诗句, 深刻表达了诗人在肃杀的时气下, 有感于多少流俗之辈, 如草向风, 随世俯仰, 在权势面前, 不惜放弃人格操守和一向的处世准则, 竞为随阳之鸟, 追逐稻粱。而那些真正能在厉厉严寒, 众芳芜秽之时葆有一份岁寒之心的坚持理想之士, 唯有孤独寂寥, 独守困穷而已。所谓“抚己有深怀, 履运增慨然”的苍凉况味, 千载之下, 犹可感知。
分析起来, 此时渊明之心, 并非静如止水。贫馁与世事的变迁成为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压力, 在他心里也激起一些矛盾与冲突, 如《杂诗》“代耕本非望”中所写，“代耕本非望, 所业在田桑。躬亲未曾替, 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 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 粗絺已应阳。正尔不能得, 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 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 且为陶一觞。”诗里的失意感慨, 体现了正直守道的诗人的一片愤世之怀, 也是他对以往人生的一次带有疑虑的总结。而陶渊明对此表现了何种反省思考，则可以从他的《咏贫士》七章中得到答案。
《咏贫士》七首写作的时间, 从第一首中“朝霞开宿雾, 众鸟相与飞”及第二首中“凄厉岁云暮”的诗句来看, 大致应与《岁暮和张常侍》同时或稍晚。具体而言，当是在义熙十四年下半年到元熙元年, 刘裕先后封宋公、宋王, 建立宋台, 大批趋势的晋臣竞相为其僚佐的这段时间之内而不会晚于刘裕代晋成功, 东晋群臣已别无选择地成为新朝官僚的永初元年。时诗人年在五十五岁左右, 王瑶先生称这组诗是“渊明晚年咏怀之作”。
的确, 《咏贫士》是表现渊明后期生活态度的极重要作品。纵观渊明一生, 曾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人生阶段, 这中间, 不乏一些重大的选择关口。自二十九岁初仕郡职, 十馀年间, 渊明是在仕与隐, 用志不遂和禄仕求生间徘徊, 最后终于在义熙元年赋归, 作了“遂尽介然分, 终死归田里”的抉择。在此之后, 大致从不惑到知命之间, 渊明耕作田园, 家境尚可, 世事且无大变, 所以诗人亦能“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享受一种宁静坦然的心情。义熙后期以还, 渊明贫病相寻且家国多事, 新朝统治者对知识分子极尽利诱拉扰之能事, 所以有义熙末朝廷征渊明为著作郎之举。面对“纷纷飞鸟还”的时代气候, 渊明的人生又到了一个选择关头, 如果要改变初衷, 此刻对渊明或许是最后的机会。渊明就在这时写了《咏贫士》七首, 在剖白了内心一度有过的矛盾怅惘之后, 藉对古贤的歌颂, 表明了他此时的人生态度。从诗中“何以慰吾怀, 赖古多此贤”和“人事固已拙, 聊得长相从”等句, 可看出《咏贫士》在性质上, 既是诗人在贫困生活中的自解自慰之作, 又是诗人在非常之世的见心明志之篇。
具体而论, 第一首“万族自有托, 孤云独无依, 暧暧空中灭, 何时见馀晖。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 未夕复来归。量力守故辙, 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 已矣何所悲”，是以比兴象征之法, 委婉写出当时之时势, 并借“迟迟出林翮”的意象, 表现了诗人内心因守道独行, 世无知音而感到的无限孤寂。不难看出, 此诗与《岁暮和张常侍》诗意有一些相通之处, 同样显示了渊明精神上的某种孤独苦闷。
第二首“凄厉岁云暮, 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 枯条盈北园。倾壶绝馀沥, 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 日昃不遑研。闲居非陈厄, 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 赖古多此贤”中, 诗人真切地描写出了岁暮时贫士生活的惨淡。如前所析，“倾壶绝馀沥, 窥灶不见烟”正是诗人自身贫苦生涯的真实写照。“诗书塞座外”二句, 隐隐暗示了诗人在艰困的处境下, 对素所深研的传统圣人之道似乎亦有了某种暂时的怀疑与迷惑；“闲居非陈厄”二句, 更表现出一种内心的不平。盖孔子当年绝粮, 不过暂厄于陈, 而子路愠见, 已为“君子亦有穷乎”愤愤不已；渊明则于“闲居”中经年长贫, 终日抱饥, 心中的愤然当然是有过于子路的。而在诗之末尾, 诗人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化为对前贤风范的追想, 并以此使自己得到慰解。
从第三首到第七首, 诗人即逐一举出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等古近贤人, 从各个不同侧面阐述君子固穷之节, 实际上也对自己的人生信念作了更进一步的思考和肯定。在这些诗中, 渊明既咏贫士, 又写自己, 许多辞句不仅是揄扬前修之言, 更是夫子自道之语。象第六和第七两首诗, 一写后汉张仲蔚, 穷居陋室, 不事交游，“介然安其业, 所乐非穷通”；一写后汉黄子廉, 弃官贫居, 妻儿冻馁, 而“惠孙一唔叹, 腆赠竟莫酬”，不受他人施舍, 与渊明的为人经历何其相似；而“弊襟不掩肘, 藜羹常乏斟”（第三首）“刍藁有常温, 采莒足朝餐”（第五首）这类描写, 亦为渊明日常生活所不免。在这组诗中, 还有许多以反诘问答形式出现的句子, 如“岂忘袭轻裘, 苟得非所钦”（第三首）、“岂不知其极, 非道故无忧”（第四首）、“朝与仁义生, 夕死复何求”（同上）、“岂不实辛苦, 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 道胜无戚颜”（第五首）、“谁云固穷难, 邈哉此前修”（第七首）等等, 不仅显示了诗人以固穷自励的坚决信念, 在一个侧面, 也说明诗人在选择谨守固穷之节时, 内心并非毫无曲折, 最终, 是深厚的儒学思想修养和崇高的道义精神, 帮助了渊明以一己之力与传统和流俗相抗。
综而言之, 《咏贫士》七章确实体现了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的一个层面和一种状况, 这就是其思想中因为面对晋末社会的世风趋下与自身之老病穷愁而激起的层层波澜, 种种疑惑, 通过对古代固穷的贤人君子的标举认同而得以平抚慰解。此后他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固有的人生信念, 进而还将中年以来对穷达、贫富、贵贱视之如一, 不喜不惧的淡然冲和风度, 微妙地变为摒弃荣贵, 以贫自傲的高傲孤洁心态, 更不希冀世人的理解。由于这种以贫自傲的心境, 渊明在晚年的诗作里, 从不讳言自己的贫窘之状, 一方面不以乞食为耻, 另一方面则对权势的施舍不屑一顾。其晚岁所作的《有会而作》和《乞食》二诗, 很清楚地表现了这一倾向。《有会而作》诗云:
弱年逢家乏, 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云暮, 如何辛苦悲。常善粥者心, 非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 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 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 在昔余多师。
《乞食》诗云:
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 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 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 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 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 冥报以相贻。
据王瑶等先生考订，此二诗大约同时作，时间是在元嘉三年年底，当时陶渊明屡遇年灾, 生活最为困苦。史云其“偃卧, 瘠馁有日”，即是此时, 而拒绝檀道济的粱肉之赠, 亦在此时。《有会而作》中的“菽麦实所羡, 孰敢慕肥甘”，就是诗人对檀道济之辈的一个似委婉实尖锐的回答。从诗中可以看出, 诗人拒受粱肉的含义, 不仅仅在于因政治上反感刘宋新贵集团而不欲与之过深交往, 更主要的是表现了身处贫贱而粪土王侯的诗人，在当时尤其刻意标持的一种贫者、饥者的骄傲。檀道济之流以权贵的身份, 借粱肉的馈赠渎犯了渊明的这种骄傲与尊严, 自是渊明所深耻而不能容忍的。所以渊明对此的反应异常激烈，“常念粥者心”四句颇为愤然的反语, 表达了诗人对于古之饿人不食嗟来之食而宁愿蒙袂而死一事的深深感叹, 并借此将自己“固穷夙所归”之志昭示于世。正是由于这样的态度, 陶渊明虽拒受权势施舍, 却不辞于饥馁之极时向里人乞食, 并且还在诗中细致入微地描述自己乞食的经过。《乞食》诗“饥来驱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 叩门拙言辞”之语备极生动, 完全刻画出了一位年老疲惫的诗人为饥所驱, 叩门求食的那种恍惚、羞涩的神态。而渊明在诗里坦然无忌地写出这一切, 可见他心中并不以此为耻。实际上,在渊明看来, 一个在污浊之世坚持高洁理想人格的贫士, 困苦饥寒, 在所不免。为了维持生存而接受善良的下层人民帮助, 乞食乡里, 受恩“漂母”，又何足病。唯有腆受权贵施舍, 隳节易行, 丧失固穷的品德, 这才是真正的可耻, 是对理想人格的玷污, 在此方面, 不容有丝毫的妥协。渊明晚年诗之“说固穷多”（方东树语, 见《昭昧詹言》卷四），此点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从本质上看, 魏晋以来, 不满现实的知识分子的反抗避世之举有多种多样。酣饮者以酒傲世, 佯狂者以狂傲世, 其本心, 都是藉此不与昏暗之世合流, 保持自己的人格独立。陶渊明在暮年笃守固穷之节, 并用一种相当激烈的态度来刻意维护, 亦可称之为以贫傲世, 同样是为了在一个世风衰替, 道义无存的社会里, 保持自己高洁的自我人格。较之嵇阮等前贤, 渊明所为, 可谓方式不同而其道一也。
二
陶渊明晚年面对社会和人生所持的“以贫傲世”态度, 不言而喻, 是相当激烈的。但如果和他晚年对政治的态度相比, 则后者的愤激程度, 又远过于前者。渊明政治上的愤激, 有一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年以后, 陶渊明退出官场, 隐居躬耕, 其初衷本是因济世之志难遂, 而折腰逢迎，“违己交病”。所以归隐后虽人在江湖, 仍然对国运兴衰. 政治治乱深怀关切。早年所作《停云》诗中“八表同昏, 平陆成江”“八表同昏, 平陆伊阻”之句, 即体现了这种情怀。对摇摇欲坠的东晋政权, 渊明内心企盼有一强有力者出来匡扶社稷, 收拾局面; 而在晋末政坛上似乎扮演了有力者角色的, 前有桓玄, 后有刘裕。桓玄篡晋未果, 身败名裂, 刘裕继之而起, 成为政治上举足重轻的人物。从元兴元年起, 刘裕先后击败孙恩卢循徐道覆的部众, 消灭桓玄势力, 迎安帝兄弟反正, 又整饬朝政, 北伐关洛, 创造了自东晋立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勋绩。凡此种种, 都显示了刘裕对晋室有再造之功, 而不绝如缕的东晋王朝, 在刘裕主持下, 也一度呈现了新的气象，“不盈旬日, 风俗顿改”（《通鉴》卷一一三晋安帝元兴三年），似乎中兴有望。总之从元兴到义熙初, 刘裕大致扮演的正是一个渊明所希望的角色, 故渊明在这一时期诗中涉及时事, 态度尚平和, 对刘裕本人, 也无太大恶感。后来作的《拟古》诗中, 忆及当年之事, 犹有“仲春遘时雨, 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 草木纵横舒。翩翩新来燕, 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 相将还旧居”的诗句, 注者以为此乃言义熙元年安帝兄弟东返建康事。尽管时人已看出刘裕乃“司马德宗之曹操”（见《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但“将相还旧居”诸语, 仍可见渊明对刘裕依然寄有一定希望。到了义熙之后, 刘裕翦除异己, 扶植羽翼, 恣行废立, 篡迹渐著。而陶渊明对时事和刘裕其人的观感亦日趋失望, 政治态度逐步改变, 从最初的怀疑担忧渐次发展到内心的强烈抗愤。所作有关时政的诗, 亦日渐显出“金刚怒目”之形。
这一态度变化, 大致也出现在义熙十年之后, 陶渊明五旬以还。作于义熙十三年的《赠羊长史》，是曲折表现渊明内心犹疑的一首诗, 诗云：
愚生三季后, 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 正赖古人书。圣贤留遗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 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 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 负疴不获俱。路若经商山, 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 精爽今何如? 紫芝谁复采, 深谷久应芜。驷马无贳患, 贫贱有交娱。清谣结心曲，人乖运见疏。拥怀累代下, 言尽意不舒。
从本心说, 陶渊明对收复关河, 混一九州是至感欣盼的, 所以此诗的前半部, 情调颇为高昂。而到了后半部分, 诗人的思绪就变得复杂起来。析言之, “路若经商山”以下, 所含情感大抵有四：其一是对商山四皓高蹈隐居, 义不仕秦, 也不应汉高祖征辟之奇节的敬仰；其二是对当今世人竞逐荣利, 四皓这样的高士早已无存的感慨；其三是对易代之际汲汲于富贵者“贳患”的担忧；其四是诗人自己安于贫贱夙志的表述。而这四重的涵义在这样一个时间、场合和这样一首诗中表达出来且更言“言尽意不舒”，本身即大有深意在。不过因刘裕当时毕竟未行篡事, 所以诗中虽隐有对刘氏的疑虑, 但感慨比较含蓄温和, 其寓意也是若隐若现的。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 渊明感慨时事的诗作不少, 其情感随时势的变化而有起伏, 总体上是渐趋愤激, 亦间有平静超脱之作。在作于义熙后期的《饮酒》二十首中, 这种情况比较明显。逯钦立辑《陶渊明集》定《饮酒》二十篇撰年为元兴二年, 实际上这组诗首篇即言“衰荣无定在, 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 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 人道每如兹”，其句已深含易代之际的人事感伤。第六首中, 还有“咄咄俗中愚, 且当从黄绮”一类句子, 在辞意上与《赠羊长史》诗有某些暗合之处, 可推想二诗写作时间相去不远。（至于第十九首中“是时向立年, 志意多所耻。遂尽介然分, 终死归田里。冉冉星气流, 亭亭复一纪”中之“一纪”，盖指“归田里”之后而非“向立年”之后也）所以王瑶辑《陶渊明集》定这组诗为义熙十三年后作, 当更可信。总体上, 这组诗可以说是渊明在易代前夕, 以饮酒为名, 曲折表达对新王朝不合作态度的重要作品, 诗中凡言饮酒、言不仕、言隐居、言固穷, 均是“有深味”的。其中, 我们可以看到诸如“积善云有报, 夷叔在西山; 善恶苟不应, 何事空立言”这类愤郁不平的诗句；“行止千万端, 谁知非与是, 是非苟相形, 雷同共誉毁”这种对历史和现实表示深刻怀疑的诗句；“幽兰生前庭, 含熏待清风, 清风脱然至, 见别萧艾中。……觉悟当念还, 鸟尽废良弓”这样感世知机的诗句；“纡辔诚可学, 违己讵非迷”这样守道不移的诗句；同时也能看到象著名的“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这类淡泊明志的诗句。这些复杂错综的思想感情表明诗人虽已对政治彻底失望, 对统治集团不无感愤, 但同时亦能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 对政治历史的兴亡得失以相对视之, 其情绪是沉郁而偏于消极的。
到刘宋建立的永初元年, 陶渊明作《拟古》九首, 诗中的愤激意味已较《饮酒》更为突出。而所谓“拟古”，不过是用古人杯酒浇自己块垒, 藉以掩饰批判现实的咄咄锋芒, 传达某些在当时形势下不便言说的隐微心绪而已。从形式上看, 《拟古》九首实际上是一组彼此密切相连的抚今追昔, 感慨时事之作, 在从往事到现实的追忆之中, 蕴含了对晋宋间政治的思考与批判。诗中有不少直接抒写愤世之情的篇章, 如第八首“少时壮且厉”：
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 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 惟见古时丘。路边两高坟, 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 吾行欲何求！
陶渊明内心, 一向与黑暗现实持冲突抗拒状态, 在《与子俨等疏》中自言“性刚才拙, 与物多迕”；又作《感士不遇赋》，其序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 闾阎懈廉退之节, 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 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 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 三闾发‘已矣’之哀。”而这首诗不仅显示了秉性贞刚的诗人向来的愤世态度, 尤其还通过“饥食首阳薇, 渴饮易水流”等句, 写出了陶渊明在晋宋交替之时特定的激烈情感。从前引诗文中可以看到, 渊明凡涉及到自己易代之际隐居不仕立场时, 喜援用商山四皓和伯夷叔齐的古典, 如《赠羊长史》中的存问绮甪，《饮酒》中的“夷叔在西山”，《感士不遇赋》的“夷皓有安归之叹”等。不过四皓与夷齐二典所体现的政治态度, 实有一些微妙的区别：商山四皓之不应统治者征辟, 避世的成份较多；夷齐的不食周粟, 则更具反抗的政治色彩。而这两者间的不同, 似乎正代表了渊明在晋末宋初逐步发展的愤世情感。事实上, 渊明诗中, 义熙后期较多用到四皓之典, 易代前夕常夷皓并言, 到东晋鼎革之后, 则不仅仅常有怀感夷齐的诗句, 而且还进一步寄情刑天、夸父、精卫及三良、荆轲这样些身死而精神不灭的失败英雄, 以寓托自己的政治情感。而诗人在永初二年前后所作的《述酒》、《咏三良》、《咏荆轲》、《读〈山海经〉》诸诗, 也最可代表陶诗“金刚怒目”的一面。
以《述酒》为例, 该诗作于刘宋永初二年九月以后, 以刘裕篡晋后用残忍手段鸩杀已废为零陵王的东晋恭帝为“今典”。全篇利用大量廋词隐语, 表述了刘裕代晋称帝, 又无端弑逆的经过, 充满愤郁之情。篇首“重离照南陆, 鸣鸟声相闻, 秋草虽未黄, 融风久已分”四句, 即以曲折的古典, 开门见山地暗示了刘裕在永初元年的受禅和一系列相关事件。按元熙二年夏四月, 刘裕入京辅政；夏六月, 恭帝禅位, 改元永初；次年九月, 已废的恭帝被杀。诗中之“重离”，代指司马氏, 亦可喻日喻君；日照南陆, 正是夏季之时。“鸣鸟”句用《楚辞》“恐鹈鴂之先鸣兮, 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之典, 《夏小正》言“五月鴂则鸣”，时值仲夏, 而鴂鸣之后, 即将进入秋天, 故诗中言秋草将黄, 春夏的和风渐渐消逝了。这段由夏到秋的物候描写, 加上“重黎”这样富于启示的语词符号, 所喻指的, 正是在这一期间发生的难以明言的人事变迁。下四句“素砾皛修渚, 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 重华固灵坟”，对晋宋相代的由来作了回顾追溯。“素砾”句颇为难解, 逯钦立先生认为是隐指在刘裕之前的桓玄篡晋改国号为楚, 东晋国祚为之一绝；“南岳无馀云”，则暗指司马氏在江东的基业已荡然无存, 正是唐人诗中“金陵王气黯然收”之意；又按桓玄和刘裕在晋末都曾被朝廷封为豫章公, 并都以此起家, 倾覆晋鼎, 故“豫章抗高门”当是指桓刘二人势力的逐步膨胀, 以至于与朝廷分庭抗礼；“重华”句中的重华代指被废为零陵王的东晋恭帝, 盖零陵有舜冢，“固灵坟”则暗示零陵王已死。叙述到此, 诗人已是悲不自已, 因而流泪叹息, 夜不能寐。以下从“神州献嘉粟”到“日中翔河汾”的大段文字, 渊明仍然用古典喻今典, 若晦若明, 曲折反复地揭露了刘裕集团为了篡晋, 一方面制造符瑞, 以示天命所归；另一方面则诛灭异己, 翦除晋室枝叶，弑安帝而立恭帝, 又自登大位, 并再度弑逆的种种恶行。最后, 诗人在“朱公炼九齿”六句诗里, 借陶朱、夷齐等古典, 表明了自己决不与刘宋集团合作的态度并对无辜被害的安、恭二帝寄予深切的同情。
《述酒》是陶渊明作品中少有的直接涉及现实政治, 咏叙时事, 揭露历史真相（尽管是用纡曲晦涩的方式）的诗篇, 它明确地显示了诗人对刘裕集团所抱的强烈义愤。但渊明对统治者恶行的谴责并非仅此而已, 在《读》十三首的一些诗里, 诗人表现出来的义愤, 其激烈程度似更有过于《述酒》。如第十首:
巨猾肆威暴, 钦鴀违帝旨；窫窳强能变, 祖江遂独死。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长枯固已剧，鵕鹗岂足恃！
诗中所举, 都是一些神话中人物, 字面上, 也只是就这些子虚乌有之事发抒感慨。然而联系当时的政治现实和诗人在其中投注的激烈感情, 它们却决非无谓之语。正如王瑶先生所言, “诗中怜悯祖江独死, 说明不可为恶之旨, 当为宋武帝弑晋恭帝而作。”
从年岁上看, 永初中渊明已将近六旬, 但在上引的这些诗里, 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人进入迟暮后常有的随和平淡, 也不似渊明素来的“静穆”。相反, 可以发现, 渊明到老, 对世事仍是相当认真执著的, 不仅追求理想, 崇尚道义的精神不减“抚剑独行游”的青年时期, 而且还在诗中一再显示出某种忠臣烈士生死以之的“猛志”奇节。《读》中，诗人同情欲衔微木填平东海的精卫；怀感虽死仍执干戚而舞的刑天；赞美与日竞走, 力尽而死, 功在身后的夸父；《咏三良》中, 凭吊投义赴死, 异路同归的义士；而在《咏荆轲》中, 更是对酬报知己, 誓灭强嬴的刺客那种“雄发指危冠, 猛气冲长缨，……凌厉越万里, 逶迤过千城”的英雄豪侠气概备极歌颂, 虽奇功不成, 仍有“其人虽已没, 千载有馀情”的无尽缅怀。不难看出, 为渊明所称颂的这些神话或现实中人物所具有的“宏志”“猛志”“忠情”“奇功”，亦正是渊明自身的骨鲠狷介处, 是他胸中慷慨豪宕之气的自然流露。所谓“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诗人内心始终存在的“猛志”，使他在迟暮之年对黑暗政治仍保持了不妥协的批判锋芒。
三
在业已了解了陶渊明晚年对政治的态度之后, 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 这就是渊明既然在晚年如此愤激, 他是否如沈约所说, 是忠于晋室, 耻事二姓呢? 换言之,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诗人那些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诗篇中的政治思想倾向或深层心态呢? 个人以为, 对此问题, 应当从影响渊明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老年情绪心理方面来讨论。一般而言, 陶渊明是一位具有高度超悟哲学修养的诗人, 思想上并不斤斤执著于一家一姓的得失兴亡,其愤激本身, 与老年心理中易出现的异乎于中年的“认真与激烈”有关。从心理学角度看, 一个人由最初的个性、气质、信仰与理想追求在其情绪心理上烙下的印记, 在经过了中年期可能有的淡忘之后, 往往会在老年时复苏。暮年回顾平生, 价值理想的基本实现, 固可使其心理上感到满足, 获得宁静；然而如果看到昔日追求和当今现实之间的距离依然遥远, 此生无法弥合, 一种理想破灭的痛苦有可能使秉赋刚直者的内心产生强烈的激惹,导致其情绪愈加趋于愤世和厌弃流俗。陶渊明晚年的心境中, 无疑有这样的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影响渊明晚年心态的政治思想因素, 来自不同渊源的两个方面。较显的一面是渊明一向奉行的儒学理想主义原则, 此点使他对统治者的“为恶”难以容忍。从他在刘裕代晋过程中的态度转变, 不难看出此点。如前所述, 刘裕起家之初, 消灭桓玄, 重安晋室, 拯民水火, 彼时渊明对他并无恶感, 甚至还心存希望。义熙以后, 刘觊觎帝位, 步步紧逼, 为之不顾国家大义, 逆顺之理, 不择手段地延揽大权, 把持朝政。到义熙十四年, 刘裕对登位已是迫不及待, 因“昌明之后犹有二帝”的谶言, 遂废安帝立恭帝以足其数, 次年就迫恭帝禅位于己。此种行为, 已无异于以强凌弱, 巧取豪夺。而尽管恭帝去位时有“今日之事, 本所甘心”之语（见《宋书》卷二《武帝纪》中），刘裕仍不放心, 最终鸩杀恭帝, 开启了东晋南朝禅国之君不得善终之恶例。其行径, 无疑与渊明奉持的儒家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格格不入。晋末天下昏乱, 有德者出而主政, 拯济苍生, 本在情理之内, 儒家在政治上, 亦一向有侮乱取亡, 废昏立明之权变。渊明达者, 尚不至于抱狭隘的节义观而只着眼于晋室的王业污隆。然而儒学道德理想原则不仅看重目的, 亦不忽视手段, 目的既通过手段达到, 手段的正义与否亦必然反映或影响目的的正义性与合理性。干宝《晋纪·总论》论古代天下鼎革, 举文、武建周为例云:“三分天下有其二, 犹以服事殷；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 犹曰‘天命未至’；以三圣之智, 伐独夫之纣, 犹正其名教, 曰‘逆取顺守’；保大定功, 安民和众, 犹著大武之容, 曰‘未尽善也’。”以为如此始能“积基树本, 经纬礼俗, 节理人情, 恤隐民事”。此为三代之垂范, 后世许多取天下者虽崇拜权力, 但在手段上都还不得不有所顾忌，所以每每粉饰天命, 收买民心, 务欲使改朝换代显得更合符天理人情。魏晋以来, 禅代相循, 古道日颓, 窃国者已全然无视道义之掩饰。刘裕之篡晋, 同样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 其残忍凶暴诛杀无辜的做法, 固为仁厚正直之士所不忍见, 其欲达到之目的, 亦不得不为人之所非。且刘氏当权以来, 纵然在一些内外举措上有差强人意之处, 但就整体政治模式而言, 则无非以暴易昏而已。而刘宋开国以后, 其寒人政治的劣点立即暴露无遗, 统治层中猜忌诛杀, 内乱不已。种种现状, 都令志行高洁, 秉性贞刚, 崇尚理想的陶渊明, 对由田舍翁暴发起家. 毫无政治道德感可言的刘裕之流, 于失望之外, 更多了一层愤懑反感鄙夷厌憎的情感。此种心情下写出的诗篇, 自是激楚之音多于恬静之气。
从前文之引证中还不难看出, 渊明集中, 多有向往仗剑独行, 纵横四海之侠士生活的诗篇, 如《拟古》中的“少时壮且厉, 抚剑独行游”、《杂诗》中的“忆我少壮时, 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 蹇翮思远翥”诸句, 锋芒未敛, 气度豪雄；易代之际, 更是寄怀于抗暴御侮, 扶危济难的烈士奇侠, 所以清代龚自珍咏陶渊明, 有“吟到恩仇心事涌, 江湖侠骨恐无多”的诗句。而渊明内心的这种刚烈侠义气概, 除源自传统儒家的道德人格理想和成仁取义之价值观之外, 还受到另一种重要的然而亦是潜在的和易被忽视的思想成分的影响, 这就是古代墨家学派的社会正义观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任侠精神。
简言之, 墨家学派在先秦为显学, 其组织比较严密, 思想主张亦为下层民众所偏爱。所以虽历经秦人坑火和汉代独尊儒术的打击, 一度在学术领域湮没无闻, 但它的很多社会思想, 却在秦汉以后逐渐形成的原始道教教义中保存下来并凝结在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中。陶渊明受墨派思想影响的主要途径, 分析起来, 当与其祖传的宗教信仰有关。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 陶氏家族为溪人之后, 世传天师道信仰（参见《金明馆丛稿初编·〈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其家族中, 不乏持律甚严的道教徒。对这一家族的某些成员而言, 祖传的信仰虽并不明确表现为入道的形式, 但教义中蕴含的哲学理论却会在其思想行为方式上打下极深的印记。象渊明曾祖陶侃和渊明本人, 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关于天师道教义中保存的墨家思想及陶侃与陶渊明在各方面受墨派影响的诸多表现等问题, 当作专文阐述, 此不赘言）
墨家重义, 这在很大程度上, 代表了下层劳动群众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求, 所谓“兼相爱, 交相利”，平等的互利互爱, 即是所谓“义”。墨家崇尚的道德原则, 大多源自小农、小手工业者的精神追求和行业规则, 反映了他们希望冥冥之中有一强有力者出来保护弱小者利益的思想观念。由于下层劳动人民的利益, 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受到侵犯没有保障的, 所以墨子尤其主张尊天事鬼, 以天、鬼这样的人格神来制约上层统治者的侵夺欲望, 所谓“天子为善, 天能赏之；天子为恶, 天能罚之”（《墨子》卷七《天志中》）。若统治者行不仁不义, 杀不辜, 则天予不祥，“祸祟必至矣”等类说法, 都出自政治上没有权力的下层民众欲借天鬼来儆戒统治者, 使之在施政上有所顾忌, 真正履行主持正义职责的善良愿望。
基于此, 墨家特别反对的就是以强权凌侮弱小, 以为这是最大的不义。《墨子》中痛心疾首地一再指出：“当今之时, 天下之害孰为大? 曰：若大国之攻小国也, 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劫弱, 众之暴寡, 诈之谋愚, 贵之敖贱, 此天下之害也”（卷四《兼爱下》）；并反复阐发“义正者若何? 曰大不攻小也, 强不侮弱也, 众不贼寡也, 诈不欺愚也, 贵不傲贱也, 富不骄贫也, 壮不夺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国, 莫以水火毒药兵刃以相害也”（卷七《天志下》）这样一种道义原则。至于这种道义原则的实现, 墨家并非只诉诸天道。传说“墨子之门多勇士”（《新语》），“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勤生而薄死, 以赴天下之急”（《淮南子·泰族训》）。墨家的信徒, 本着“兴天下之利, 除天下之害”（《墨子》卷四《兼爱下》）的宗旨, 在当时殷勤奔走于各国之间, 非战非攻, 扶弱抗强。所谓“士损己而益所为”（《墨子》卷十《经》上）的任侠之行, 正是建立在墨派的这些理论和实践基础上的。而墨家之徒“赴火蹈刃, 死不旋踵”（《淮南子·泰族训》）的精神, 亦成为后世剑客奇侠之渊薮。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称颂的侠士“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 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的品质,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继承了墨家的任侠传统。汉以后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 使游侠之风渐隐, 但任侠的精神却在社会中许多敢与黑暗势力相抗的志士仁人身上得到体现。渊明“性刚才拙”，崇尚理想, 正是朱子所谓“带性负气之人”（见《朱子语类》卷一四零）。这样的个性加上家传信仰所蕴含的墨派思想的深厚熏陶, 使陶渊明对古侠士贵义轻生, 舍身行道的精神十分仰慕, 其为人亦深具尚道抗恶的正义感与扶危济难的任侠精神。暮年遭遇世变, 目睹统治者的欺天之行, 同情弱者, 伤悼无辜的“侠气”更加激荡于心。于是不仅写出若干追怀义士奇节的愤世诗篇, 而且不畏强权, 抨击暴政的豪气激情, 亦成为陶渊明晚年政治态度的基本出发点。
综全文所述, 陶渊明晚年思想心态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日益趋于平淡，相反, 由于时代、政治气候和生活处境诸方面因素作用, 其心境较之中年显得更为激烈。其具体表现是人生态度上的以贫傲世, 固穷守志, 坚决维护贫者的尊严；以及政治态度上的猛志长存, 反抗暴政, 谴责统治者之“为恶”。而所以如此的原因, 除去老年情绪心理方面的因素外, 与渊明内心所奉行的儒学理想主义道德原则以及古代墨家学派社会正义观影响下的任侠精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
写于1993年
《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思想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