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里有乡土的《红楼梦》，更复活了一个时代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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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敲门》以“父亲”的退场为切入点，“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子孙辈悉数登场成为新时代的主角。评论家陈思和评论小说，认为：“罗伟章对于社会下层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一支笔枝枝蔓蔓地蔓延着各种社会传说，人际关系，枝节上套枝节，总是把小说场景呈现得非常广阔。”
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是沿着河流而来的——如罗伟章所言，人类和存续于人类的文明，如同河水，流动既是河水的体态，也是河水的使命。
“写作者的工具就是语言，拍电影的就是镜头，我们就是文字。语言是作家的武器，因此一个作家要珍惜语言并对它负责任。”近日，作家罗伟章携新书《谁在敲门》，与评论家程德培、黄德海做客思南读书会，为读者带来一场关于“如何用小说表达这个时代”的新书分享会。
《谁在敲门》是一部63万字的长篇小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小说的叙述者”我”，是父亲的三儿子，为了给父亲庆生从省城回老家，但生日过后父亲却病了，没多久便告别人世。在父亲的葬礼上，六个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下一代，一大家子人悉数登场，各种复杂微妙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兄弟姐妹间相同的悲痛和不同的难处，凝练成对生死、道德、人性的感慨与叩问。
思南读书会现场
如果说《饥饿百年》写尽“父亲”身为农民卑微坎坷、坚韧不屈的前半生，《谁在敲门》则写下“父亲”的退场，“父亲”的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大时代的洗礼悄然改变着每一个农民子弟，每个人在时代下的所思所为，也将指引他们走向不一样的命运。
“有时候，敲门声是人的脸，也是人的心，哪种人敲出哪种声音，就跟哪种人会说出哪种梦话一样。”这是《谁在敲门》的第一句话，在分享会上，罗伟章提及了他是怎样书写下这句话的。
2016年，他被下派到川西芦山县，因为刚到一个新地方，不适感充斥着他，他想身为一名写作的人，他可以为这座县城做些什么？于是他走上了街道，见街走街，见巷穿巷，边闲逛，顺便也记下一些地名和人名。那种感觉就像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的：“县城空阔、平坦，站在大街的一头，张眼望去，遥遥地能望到几个模糊的身影。这光景是寂寞的。”罗伟章表示，他写小说从不列提纲，也没有人物表，如果有提纲他是完全不能写作的，都是有了第一句他就顺着这个感觉写下去。但那天晚上回家，他写下了这部小说的开头，却也搁置了很久。
当程德培在现场询问是否能用一句话概括小说到底写了什么？罗伟章表示是一个难题。“路遥写了《人生》《平凡世界》，他将他所处的时代观察然后书写出来。我在想我们这个时代比路遥所在的时代复杂得多，眩晕得多，如果说那个时代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穿，比如理想与现实的碰撞，其间的对抗性是非常鲜明的，但我们的时代不一样，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这些概念都太笼统，不着边际。我们无法用一个词、一个概念对我们这个非常繁杂的时代进行表达，所以我的一个野心是我想用一本小说来写一个时代。”
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如果非要概括的话，《谁在敲门》写得是一个时代下的人物以及时代下的情绪。而这种时代的情绪是有共性的。
程德培表示，在这本小说中，作家通过“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的视角，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带着诗人的犹豫在观察着整个家族。“很多曾经消失的东西，包括丧葬仪式，整个过程写了几十万字，从父亲的退场，几代人陆续登场来看，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就是不断地变化，太快又太突然。”他进一步说道，“长篇小说《饥饿百年》如果写的是‘生的欲望’，那么《谁在敲门》写的就是‘死亡驱动’，他写了无数种死亡，父亲去世，家族也开始‘树倒猢孙散’，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是描写死亡降临、描写离场、散场的小说。但死也是生，比如大姐的死，同时也是一种生。”
整部小说读下来，他感觉到年轻时关注的现实主义好像又要冒出来了，但是这个现实主义不是教条的现实主义，它生机勃勃，具有生命力。《谁在敲门》里写了50多位人物，在程德培眼中，他觉得写得最好的人物之一是大姐夫，一个基层书记。“大姐夫家里总有各种各样的香烟，给什么人发什么烟有讲究。发烟的学问，就是中国社会现实的一种写照。”
“《谁在敲门》故事之复杂，写作之细腻，场景把控之精准，让我感觉这是一个乡土的《红楼梦》。你越读越被里面的人物所吸引。”黄德海现场提及，虽然《红楼梦》不是写乡土的小说，但它是写传统的。“《谁在敲门》里的描述重点——葬礼，整个葬礼的过程基本就像是王熙凤操持贾母的葬礼那般，一个家族从枝繁叶茂到七零八散。这本书慢慢看，就会发现一个丰富的时代在敲门。”
从这个角度出发，“城市”也是敲门者，“农村在慢慢退场的过程中，一个复杂的城市景象又出现了，而现在的农村也早已不是单纯的农村，它是跟城市生长在一起的农村。城市的各种伦理、观念，已走向农村，这里面有很多引人深思的东西。”而他同时提到，这本书用这么复杂、丰富的东西最终写出的是寂寞，“你最后会发现每个人不管声音多大，显得多么热闹，但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心里话。”
就像此前罗伟章提到的，这部小说的开头是在一种寂寞中写下的，而最深的寂寥，是故乡或者说老家给他的。在他下派的地方有一条河和老家的河有点相似，在某个瞬间，他体悟到童年感受到的孤独和那时走在街上的孤独是一样的，于是，在小说里，“清溪河与芦山河，成了同一条河——同样的复活与生长。”
在他看来，人是可以心灵相通的，好的文学作品，可以在母题上进行多重的阐释，孤独、寂寞，包括对山水，对自然的感觉，都可以用母题去阐释。他回忆说这部小说能从开头接续下来最直接的动因是源于一次对少数民族音乐的共鸣，所以，写作者要珍惜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我觉得每个人最要珍惜的是自己柔软的部分，坚硬的部分不会让你宽阔，恰恰是柔软的那一部分，就像水泥地和土壤，土壤才能生根发芽。这也是一种自我发现。”而寂寞在他看来，对人的伤害是一种很硬的伤害，但恰恰是这个时候人把自己呈现得最充分，才真正知道自己是谁，它也是一种力量。“当我在一片黄沙旷野里行走的时候，我只有自己。我来到这个世上，其实是孤独的，但又是有意义的，我可以拯救自己。”
小说节选
文丨罗伟章
我请的假，并不像我所说，非得明天回去。我可以后天回去。但次日天亮，我却早饭也没吃，就去下街的岔道口等车。我出门时，大姐夫还没起床，在里面大声喊，说叫杨津送我去火车站。我说不用了，这么早的，我去坐个组合车就是。大姐夫再三说，我再三推了。大姐便给我封了一大包榨菜，一瓯子豆瓣酱，一方盒藠头，都是我妻子爱吃的；还要给我一壶菜籽油、半口袋绿豆、几只鸡，我怎么拿得走！尤其是鸡，不方便带不说，带回去又不忍杀，只能养着，家悬在半空，没有土坷垃，没有青草，鸡活着也是受罪。
每次回来，临走时都像吵架似的，推掉大姐给的许多东西，就像那些有母亲的人推掉母亲给的东西。大姐送我去车站，我不要她送，她非送不可，只好依她，心里却叫着苦，因为我今天还不想回省城，打算去县城，找老朋友玩一天。
…………
所谓文明，就是曲折，就是暧昧，这些东西，山里是不会有的，山里树就是树，草就是草，岩石就是岩石；城里人偶尔去趟山里，只是为了知道曲折和暧昧的好处。
正这么觥筹交错，大姐夫的电话来了。“你在哪里？”我不好当着朋友的面撒谎，就说今天没走成，还在县城，明天一早就走。“赶快回来，爸爸病了！”大姐夫的电话让我很不开心。
“爸爸病了”是什么意思？昨天黄昏时分他才回去呢。是又流口水吗？那也叫病吗？那不过是人老了，管不住自己口水。但大姐夫说得那样简短，怎样病的，什么病，都不说，只叫我赶快回去，像我在县城跟朋友们玩，是宗罪过。他多半是见我早晨走恁急，结果却待在县城，而我在县城兜揽的朋友，按他的说法，“屁用没有”，心里不乐，便对我发号施令。他当了多年村干部，发号施令惯了。
挂了电话，我没对任何人说，又若无其事地，端了杯子，跟今晚的东道主说些彼此倾慕的话。这人我以前没见过，是新结识的。过了不到半点钟，大姐夫的电话又来了：“到哪里了？”我心里才咯噔一声，未必父亲真的病了？
紧跟着兄弟的短信来了，说父亲既流口水，话也说不明，让我直接去镇卫生院。这席桌是因为我设的，如何说出提前离席的话，真叫我为难。但又必须说。正要说，两个女诗人提议：喝完酒，再去唱歌，春明哥哥难得回来，不到后半夜，谁也不许散！
一片声响应。只是东道主压了压手掌，说：“酒喝够了再说二话。这里喝够了，还要换个地方喝。河边有个‘牛千里’，烧烤嫩牛肉，老板之前十年都在韩国做烧烤，上个月才回来，‘牛千里’前天开张，我昨天去吃了，整得我这吃遍五湖四海的，也舍不得丢筷子。
今晚本来该请许老师去那里欢喜，可惜说迟了，没订到六点的席桌，但我订了九点的，我们先在这里喝舒服了，再杀到那里去！”掌声四起，边拍掌边喝彩，接着举杯。
这时候我变成了两个人，一个在我脸上，一个在我心里。脸上的我笑着，尽量去配合席上的气氛，心里的我却在那里孤单着，心里的我语调荒凉地对我说：“春明，你爸爸病了。”这个我终于跳出来，把脸上的我赶开。我站起来说：“各位，实在抱歉，我有点儿急事。”本不想说具体，但不说是走不掉的，便把兄弟的短信给他们看。
席上雅静下来，像刚才是另一群人在这里喧闹。遇这种事情，自然是不能挽留的，大家都送我下楼。需个人把我送到回龙镇去。大姐夫没叫杨津来接我，也是知道县城的朋友一定会送。
但都喝了不少酒，开不了车，好在东道主有司机，便让他司机送我。
想到不可能再来县城，我去宾馆退了房，取了行李。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摄图网、unsplash
1981·文学报40周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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