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青花现象”批判

前前后后参观或参加过官方、半官方、民间的许多次元青花展直至“国际研讨”，听到最多的主流声音，是元代之所以能够盛行青花纹饰的瓷器，是因为蒙古元人对草原及蓝天白云“有着特殊的情结和精神寄托，由此对在白地（釉）上绘以青花纹饰尤为青睐以致青花一枝独秀”。

琢磨再三，总觉得这个理论多少有点片面。如果蒙古元人独爱草原上的蓝天白云而倾情青花瓷，那么跟草原上蓝天白云没啥关系，在青山绿水、百花竟艳的中原长大并以正统汉人自居的朱明时期呢？明代不也是以青花为制瓷大宗并且精工制作青花瓷吗？

只要浸淫过两宋瓷器的盆友们都应该深有体会，元代青花瓷较之两宋的“五大名窑”“八大窑系”之工艺，根本不在一个层次。

元青花是不是体现了元人对蓝天与白云的眷恋，今天的人们要喜欢这么说也无妨。但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那就是蒙古元人进入中原后，随着大量屠杀汉人，工匠逃亡散佚，两宋制瓷工艺急剧衰亡，在接下来几十年（元早期至中期）的恢复期，既不具有宋代穷工极艺的人文精神，也完全回不到两宋的工艺传承，对在胎体上“刻、划、剔、印”等等工艺及匠师无以求得，最后也就剩下以宋代处于民窑体系的磁州窑系为基础的粗坯简制和取得相对容易的钴料青花直接绘画了。

青花瓷在元代的兴起，并不是制瓷工艺的进步，而是由于战乱造成的百业俱废后的一种简单“适用”的结果，就制瓷的整体工艺水平而言，是一次极大的退步。

元人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累积了二千多年的人文面貌，也毁灭了其时绝大部分的艺术精髓。

从元青花的胎体就可以非常直接的认识到其时用以制瓷的瓷土严重缺乏精选和淘洗，大部分甚至谈不上陈腐，其绘画艺术相对于前面的宋和后头的明，都只能算十分粗糙。尽管在元至正中后期这种情况因为出口外销的需要和工艺的逐步成熟得到改变而有所提高，但其总体制瓷水平和前后两个朝代相比，都相差甚远，但它还就是声名大噪如雷贯耳了。

因为商业利益改变了一切。从大威德基金会折腾出来原来在北京路边买的一对元青花象耳瓶、由几个鬼佬考据出新中国解放后二十多年都没有能够“发现”的元代以青花绘纹的瓷器（元青花）后，接着再由几个鬼佬通过拍卖“鬼谷子下山”等有限的几件元代青花瓷器而把它推向了天价高峰。

元青花一夜成名，中国人齐头并进义无反顾的掉进了鬼佬用中国的元青花给中国人挖的大坑里。作为元青花的产地中国，元代青花瓷却成了一个被夸耀的噱头，在许许多多被商业概念冲昏了头脑的专家们的助推下，除了馆藏的数百件外，散落在中国大地民藏手上的许多元代瓷器却变成了“赝品”。

几个鬼佬用一个财富神话，轻而易举地拿走了中国的文化定义权。

战争给中国制造了无数灾难，而商业利益思维，又在这些灾难的伤口上撒上一把又一把的盐。

在利益面前，我们自己完全丧失了正确面对事物、进行客观思考的能力了。

扬州博物馆，一件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荣登“全国仅见的镇馆之宝”宝座；内蒙古博物馆，作为曾经元帝国的发源地，以唯有的一件元代青花高足杯为荣，而这种元代青花高足杯完全可以去古玩城的地摊上找到；新疆博物馆，一件只剩不到三分之二的元代扁壶残件，不但是“罕见的镇馆之宝”，还在中央台编出一堆“历史专题”……

也正是由于利益驱使，五十多年来，曾经以青花瓷傲视群伦的江西景德镇把“仿古”作为拉动区城经济的不二选择，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地方的积极响应下，齐心协力把造假公开作为国计民生、发家致富的手段进行鼓吹和标榜。

景德镇每一个“仿古元青花”大罐大盘里，满满的装着收藏爱好者们的鲜血。而景德镇自己，从一个中国古代艺术品曾经的王者，变成一个以混淆是非为傲的藏污纳垢制假之都。

如果说曾几何时是因为国家一穷二白的经济背景而无奈进行“创汇”生产，那么今天，管理者、组织者和生产者们再以糟蹋诚信、违背公德为荣，就天理不容了。

利益使人兴奋，而忘了羞耻。

于是，真和假不再是死对头，而成为一体两面的怪胎。

不幸的是，“元青花”现在已经不再是指“元代的青花瓷”，而是由于天价拍卖、垄断宣传和国内体制内外的“专家”们用追逐财富的热情覆盖了对其生产背景和构成元素的研究，对“元青花”梦想进行不遗余力的推波助澜，使“元青花”一词被标示为某种暴富的财产符号，也就是说，“元青花”已经脱离了瓷器制作的本质，而成为一个财富标志（符号）。

今天这也许并不一定是个错，错就错在明明是做买卖，却说是在研究保护历史遗产；明明是在论财富谈生意，却偏偏要说是在讲文化。可以这么说，所有把“元青花”奉为圭臬、供若神明的人，他一定只是个生意人，而绝不可以称为“文化人”。

粗犷（真实的情况是“粗糙”）的元青花，它的生产背景无疑是因战乱而导致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严重不足。同时，元人进入中原后，事实上在较长（几十年）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能够继承宋代的人文思想。主观上人文思想的缺失和客观上生产力生产资料的匮乏，是元青花作为中国瓷器制造史中相对“异相”的根本原因。

但是，粗也罢精也好，日子都是要过的，瓷器也都是要用的，随着传教士带来的国外文化的试探性进入和蒙元远征军的铁骑踏入中亚地区，文化交流的大门被以不同方式从不同方向打开。元人建立了国家垄断性质的生产关系，在景德镇（浮梁）建立了“浮梁瓷局”，对瓷器烧造第一次以国家行政手段进行管理，内外贸易的扩张使简单易制的青花瓷得以大量生产并为当局创造出极大的行政财产来源，反过来，青花瓷的大量生产也促进了其时中外贸易的繁荣。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如是记录：从昌南望去，窑火遮天蔽日、绵延百里……

尽管有争议，但“昌南”一词作为“China”一词的音译源头——即作为后来“中国”的代名词——由此走向了世界。

关于元代青花瓷器中频繁出现的缠枝花卉纹的来源，如果我们熟悉唐代的金银器和陶器上的彩绘纹饰，就会发现元青花绘画中的缠枝花卉纹和制型中印坯合模工艺的源头实际上来自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