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他们的永恒信仰 感受文化复兴的力量
方继孝
“青睐”会员与方继孝在天桥印象博物馆门口合影
郭沫若致朱人瑞书札
徐光耀寄语方继孝，确认《小兵张嘎》初稿完成于北京
梅兰芳致京剧工作者联合会书札
刘炽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五十周年》纪念封上题字 5月29日一早，青睐会员汇集在天桥印象博物馆门前，准备参观“百名文学艺术界中共党员手迹”展览。本次的主讲嘉宾是知名文史学者、鉴藏家方继孝，这一次展览中的手稿真迹也全部由方老师提供。
活动开始，大家跟随方继孝老师走进“中轴的红飘带——永恒信仰 文化复兴”主题展厅。红色展厅内，郭沫若、茅盾、丁玲、梅兰芳、赵树理、曹禺等一个个夺目的名字熠熠生辉，令人景仰。
方继孝在参观开始前表示，“收藏了30多年，这次梳理出来一百位文学艺术界中共党员的100件手稿真迹，每一件都有一种亲切感，如见其面，如闻其声。在这些笔迹中也读到他们的初心、情怀与操守。”
手迹折射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德
提到本次主题展的初衷，作为西城区的文化名人，方继孝颇有些动情地说道，2019年为纪念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西城区区委宣传部在天桥艺术中心主办了“红墙下的文化名人手迹展”，规模和影响都比较大。今年他再次接到“任务”，配合天桥印象博物馆筹备建党百年纪念展，“我觉得责无旁贷，应该尽力为各界群众、各个单位进行党的教育设立这样一个基地”。
何为中轴的红飘带？方继孝的说法是：北京城中轴线的起点是在永定门城楼，终点是钟楼。从历史上看，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再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轴线沿线两侧覆盖的区域内，许多的文化艺术界的优秀共产党员曾经在这一带工作、生活、居住。基于此，确定了“中轴的红飘带”这个主题。
主题确定后，从2020年底开始，方继孝从几千件藏品中挑选、梳理展品，经过讨论，最终确定以“百名文学艺术界中共党员手迹”为展览主线，迎接建党百年。
在紧张的时间内，对展品如何筛选，方继孝划定了三个条件，“第一，我参考《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工具书，从文学艺术界找出的100位文化大家，他们必须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是硬条件。也因此一些耳熟能详的人并没有出现在展览中，比如说巴金，比如民盟的侯宝林；第二条，必须是在北京长期或短暂地居住生活过；第三条就比较苛刻了，他们要在中轴线两侧工作或者生活过”。
这么多展品原件展出会不会受到损伤？方继孝笑言，“我多次展览中的展品都是原件，损伤应该会有一些，但为了让观众看到名人手迹的原件，增加亲切感，在尽量减少损伤的情况下，还是坚持原件展出”。
这么多手迹，怎么才能从中看出门道？方继孝老师点明了手迹展的看点：首先是看人物简介，他们很多都是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奠基人。毫不夸张地说，这里面至少有一百个第一，比如说郭沫若是第一届文联主席，茅盾是第一任文化部部长，周扬是第一任作协党组书记，丁玲是第一个到延安的著名女作家等等；第二，每一件手迹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或记录了一个时期的历史片段，或反映出他的工作、生活、创作的点点滴滴，以及折射出他们的敬业精神和高尚品德。比如萧三与当年延安时期的战友朱子奇的信中回顾了“延安的新诗歌运动”；茅盾的《鼓吹集》后记阐述了他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进程中看到的人们的奉献和成就；第三，看手迹的书写之美。大家在参观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百位作者都写有一笔好看的字。郭、茅本身就是公认的书法家，像谢添的“倒书”，钟灵的楷隶，姚雪垠和萧军的书法，各有各的美。我们看这样的展览，要比看一个单纯的“书法展”过瘾得多；第四，通过阅读展品，还可以学到书信的形式和书信礼仪。
影响几代人的《小兵张嘎》初稿诞生在北京
进入展厅，西侧展出的是徐光耀创作《小兵张嘎60周年》的纪念海报。“今年还有一件事，就是《小兵张嘎》出版六十周年纪念。我小时候刚上学就知道‘嘎子’的故事，小说的原作者就是徐光耀先生，他今年已经96岁了”。方继孝笑着介绍。作家徐光耀生于1925年，笔名越风，13岁参加八路军，亲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丰富的革命经历为他提供了无穷的创作源泉。“他以白洋淀人民英勇抗战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小兵张嘎》和同名电影深入人心，经久不衰，成为影响几代人的红色经典”。
方老师还回忆了30年前和徐光耀交往的一段故事，“我年轻时是文学青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买到了一个有徐光耀手迹的卷宗，卷宗里边除了有徐光耀老先生写的几封信，还有丁玲，陈企霞等人的信”。于是，方继孝写信给时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的徐光耀先生告知此事，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回信，“他问，‘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寄过来，让我看一看，我都忘记了’”。方继孝立刻把原件寄了过去。“结果老先生看完以后又寄回来，还随信送我一幅书法，写的是楷隶，很漂亮。展览筹备期间，《小兵张嘎》出版六十周年的纪念海报刚一出来，他就亲笔签了名，让朋友给我寄过来。大家可以仔细看看，每一幅都有徐老的签名”。
有会员问到，徐老先生基本上都在河北生活，为什么这次主题展把他放在开头的重点位置？方继孝微微一笑，略带神秘地说，“文坛上，《小兵张嘎》的诞生地一般认为是河北保定，这一点徐光耀先生也没有明确说过。那么，《小兵张嘎》到底是在哪里孕育出生的？”看到众人面面相觑，方继孝笑着说，“这次让我破解了这个谜”。
方继孝继续揭秘，“徐老1958年的日记里有两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从今天起，开始写中篇小说李故得儿的故事’——‘故得儿’就是我们北京话说的‘老疙瘩’‘老儿子’的意思。日记里一开始叫‘李故得儿’，后来改成叫‘张故得儿’。而且日记最后一句话是‘张故得儿的故事已经完成初稿’”。
可是后来张故得儿的故事没了下文，“当时徐老被遣送回了河北老家”，方继孝查证发现，1961年秋，徐老先生与北京少儿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后来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隆重推出《小兵张嘎》。那么，《小兵张嘎》是徐老在北京工作时创作的，还是回到河北写的？方继孝研读《徐光耀日记》时发现，小说《小兵张嘎》的初稿，是徐光耀在1958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创作员时，在北京西城区大耳胡同15号完成的。“当时徐光耀在那结的婚，在那写的张故得儿。最后老先生经过回忆确认：《小兵张嘎》是1958年1月23日开始创作，三个多月后，小说与电影剧本一同完成，二者均诞生于北京。延寿寺街旁的大耳胡同15号，我曾经去找过这条胡同，现在已经是大杂院了。当时跟徐老一起住的还有剧作家胡可和杜峰，三个人住在一个小院。”
在方继孝看来，徐老的文学创作涉及面非常广泛，除了小说，还有诗歌、散文、纪实文学、话剧，以及电影文学剧本、杂文、文学理论与批评，“像《平原烈火》感情丰沛，《昨夜西风凋碧树》理性深沉，风格多样，文笔感人，到今天都值得一读”。
每一封信札背后都有动人故事
转过一个弯，进入以文学为主题的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郭沫若给上海社科院朱人瑞的信，方继孝点明信文的关键，“仅六十余字，却简练、扼要地对朱氏所著《替殷纣王翻案》一书给予了肯定和高度评价”。
转过身，方继孝指着展柜里刘绍棠致杜强信札读道，“挂号寄上《蒲柳人家》与《小荷才露尖尖角》简报。学者、评论家认为这两部小说是我的乡土文学代表作，一个写过去，一个写现实”。他接着介绍道，“刘绍棠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0月他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处女作微型小说《邰宝林变了》，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1950年一年内，他又写出了20多篇小说，在多家刊物上刊登后，引起文坛关注。他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曾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代表作有《京门脸子》《蒲柳人家》《青枝绿叶》等，他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乡土文学作家”。
另一个展柜里展示了赵树理关于新鼓词《朱买臣休妻》的修改意见，方继孝揭开背后的故事，“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负有盛名，成为‘山药蛋’派文学创始人的赵树理，曾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等刊物主持工作。那时，赵树理发现在所刊曲艺作品中有一些低俗的、封建的东西，为了创作民族的、表现新时代新风貌的作品，他先后拜访全国文联负责人周扬和北京市委管文教的书记李伯钊，汇报提倡作家创作新鼓词的想法。” 在方继孝看来，今人要以正直之心，实事求是看待老一辈艺术家所作的历史贡献，“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资格去对前人评头品足，还是要认真学习”。
曲艺、戏剧界的“许多个第一”
进入艺术界展厅，首先参观的是戏剧家党员的区域，“文学界里出了很多个第一，艺术界也同样出了新中国的很多个第一”，方继孝带着大家细数起来：李伯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团体的创始人之一；安波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创始人和首任院长；喻宜萱是中国第一个新中国声乐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吕骥是鲁迅艺术学院的创始人之一；钟灵是开国大典天安门会场的布置者；贺绿汀是《游击队之歌》的创作者；周巍峙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创作者；薛恩厚是中国评剧院的创始人之一……
方老师首先在李伯钊的照片前停了下来，说道：“李伯钊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她是著名的剧作家、文艺活动家，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团体的创始人。李伯钊是重庆人，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时期，因为李伯钊在红军中参与建立随军剧社，对部队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之后部队文工团就逐渐多起来了。她还有个身份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她是杨尚昆的夫人，还创办了中国戏曲学院，是当时的党组书记。”这次展出的手稿是李伯钊在1961年写的《又红又专》的手稿首页，就是为中国戏曲学院的新生们讲话时的稿件。
方继孝还特别提到了新中国著名的声乐教育家喻宜萱，著名歌唱家吴雁泽就是喻宜萱的学生。这次展出的手稿收藏是喻宜萱写给著名翻译家、文学家赵萝蕤的书札，方继孝说道：“喻宜萱跟陈梦家的夫人赵萝蕤十分要好，比赵萝蕤大两岁。”
接着，众人走到了著名导演、编剧、电影《南征北战》导演成荫的照片面前，方继孝把大家的视线引导到了一张已经有些泛黄的表格上，这是成荫亲笔填写的。“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第一届文联大会的代表登记表，大会是1949年7月召开的，比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要提前三个月，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对文化艺术界的重视。”方继孝说。
首日封上的题字，流淌着艺术家们的情怀与初心
方继孝有集邮的习惯，所以在这次的展览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文艺界代表人物在方继孝收藏的首日封上题的字。“我曾经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化界人士。”方继孝说起了这些题字首日封的由来。
说着，大家走到了电影表演艺术家赵子岳的照片前。赵子岳是老革命，1936年入党，“七七事变”后，他与石家庄地下党的许多同志一起上了太行山，在太行区党委宣传部做干事。方继孝介绍：“他本来不是职业演员，有一次拍电影缺少一个老汉的角色，就让他来演了，演完之后就‘下海’成了演员。”这次展出的是赵子岳在1991年题写有“奋进”的首日封。
继而，方继孝在著名美术家、电影家、漫画家钟灵的照片前驻足。钟灵曾经是林伯渠的秘书，新中国开国大典天安门会场就是他主要负责布置的，天安门两边的标语也出自他手。方继孝说道：“这个人很了不起，第一套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就是他写的。他还参与了中国人民政协会徽和我国国徽的设计，为电影《甜蜜的事业》创作的歌词《我们的明天比蜜甜》广为流传。”这次展出的是他在首日封上面写的“祖国万岁”。
之后，众人便跟随方继孝的脚步来到音乐家门类的展台旁，出现了两位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音乐家的照片——《让我们荡起双桨的》词、曲作者，乔羽和刘炽。方继孝接着讲起了刘炽的个人经历：“刘炽是15岁参加红军，然后上鲁艺学的作曲，他是冼星海的学生。”这次展出的是刘炽在78岁高龄的时候写给方继孝的一张首日封，刘炽在首日封上写道：“是延河水、土窑洞和小米饭把我养大，是革命熔炉把我培养成作曲家的。”
《让我们荡起双桨》词曲作者，在北海公园游玩时产生创作灵感
许多大家熟知的经典歌曲都是出自乔羽、刘炽之手，比如刘炽作曲的《我的祖国》《英雄赞歌》，乔羽作词的《难忘今宵》《爱我中华》等，而二人合作的那首《让我们荡起双桨》更是影响了几代人，成为了几乎每个孩子成长路上都会唱的歌曲。歌词朗朗上口、曲调优美流畅，是人们共同的“童年回忆”。方继孝也分享了他所了解的这首歌曲创作背后的故事。他透露，这首歌是先写成的词，再填的曲，但二人都是在北海公园游玩时找到的创作灵感。
“《让我们荡起双桨》是电影《祖国的花朵》的主题曲。电影于1958年开拍，1959年拍成，是第一部反映新中国儿童快乐生活的电影。导演组把作词任务交给了当时只有20多岁的乔羽，要求他三天之内写出歌词来。乔羽当时带着女朋友到北海去划船，正好看到对面有一个小孩儿边唱歌边嬉闹，划着船就过来了。小孩躲不开要撞到他的船，他看到了孩子当时的窘态和憨态，看到了小船推的那浪头，突然来了灵感。于是他赶紧跟女朋友上岸，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小本儿，当即就写下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成为了经典。”
词写好了，任务就到了作曲家刘炽这里，方继孝继续讲道：“当时刘炽带了电影剧组的一些小孩儿来北海公园体验生活，他看着孩子们又唱又跳，走到犀牛望月那块石头的旁边儿，也突然间有了灵感，赶紧坐在犀牛望月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拿笔就做出来了。”
方继孝带着大家走到了展厅的结尾，说道：“我当时构思这个展览的时候就想，新中国文化的奠基，不光是文学家，还应该有音乐家、曲艺名家的身影，是这些人物共同构成了我们新中国文化完整的结构。”
文/本报记者 李喆 雷若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