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一周书记：永恒的谋杀与……侦探俱乐部

《“谋杀”的黄金时代：英国侦探俱乐部之谜》，[英]马丁·爱德华兹著，田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520页，79.00元

我不是推迷，连入门级的都不是，我的侦探情结还停留在东方快车和尼罗河的时代，最多拐个小弯去到勒卡雷的柏林。但是马丁·爱德华兹（Martin Edwards）的这部《“谋杀”的黄金时代：英国侦探俱乐部之谜》（The Golden Age of Murder，2015；田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 月）却很吸引我，只能说明从永恒的谋杀、推理到侦探俱乐部有着同样永恒的阅读魅力。

那个“谋杀”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马丁·爱德华兹说“它们被人遗忘，也没有得到哀悼”。 他说那个时代的侦探小说，除了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萝西.L. 塞耶斯（Dorothy L. Sayers）和其他少数作家的出色作品之外，在英、美都已经不流行，包括安东尼·伯克莱（Anthony Berkeley）、约翰·狄克森·卡尔（John Dickson Carr）和理查德·赫尔（Richard Hull）等名家的极富娱乐性和独创性的小说都已经绝版了半个多世纪。“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这种说法源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翰·斯特雷奇（John Strachey），他是一战之后英国工党政府的战争部长。他在1939 年发表的《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说法，认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出色的侦探小说是振奋人心、充满创意和令人难忘的。四十五年之后，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评论家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重复了斯特雷奇的观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代是侦探故事的黄金时代。”（15页）

马丁·爱德华兹无疑是写作该书的最佳人选。他不但是著名的侦探小说家、英国推理作家协会（CWA）的档案管理员、国际知名的侦探小说评论家，而且是“侦探俱乐部”的现任主席。“对一个侦探小说爱好者而言，还有什么比解开最初建立侦探俱乐部的那些人的谜团更具挑战性的呢？很快，我就发现了比预想中更多的谜题——尤其是关于克里斯蒂和其他俱乐部早期成员的。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推测，也开始怀疑那些评论家的推测，这些人的判断大多基于猜测和偏见。”（英文版前言）作为当家人，他不仅有强烈的兴趣、更有重大的责任解开那些历史的谜团，使世人能客观、公正地认识英国现代文学的这段重要历史。于是，“我决定围绕该俱乐部的早年情形来构建这本书的主线，具体来说包括四个方面：作家；他们所创作的侦探小说；启发某些故事的真实罪案；影响那个时代图书写作与出版的社会因素”。（中文版序言）很明白，“侦探俱乐部”是该书的研究主线，作家、文本、现实社会是他的主要研究视角。而在他的具体研究与写作框架中，俱乐部成员的个人生活经历、相互间的关系、写作风格以及文本分析则是其叙事结构，在文学史研究中可以看作是以文学团体与作品文本为中心的研究类型。这样的研究视角从文学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内部成员的差异性作为切入点，使作品分析、个人生活方式、文学体制和社会场域多重研究融为一体，使侦探小说这个文体与发挥着体制性功能的文学社团（侦探俱乐部）互为表里，以此构筑起我们今天对这段文学史的重新认识。

侦探俱乐部是作家们的精英社交圈，从1930年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止，只有三十九人入选，候选人的资格非常严苛，有时甚至到了怪异的程度。爱德华兹说阿加莎·克里斯蒂、萝西.L.塞耶斯和安东尼·伯克莱是俱乐部的指路明灯，他的研究也很自然时常聚焦在这三人身上。但是他们都过着不同寻常的私生活，都把秘密带进了坟墓。因此任何研究侦探俱乐部的人都是在一个充满死巷和岔路的迷宫里探索，都要面临三重谜题的挑战：作品本身的创作之谜、现实生活中的谋杀疑案与作家的关系，以及作家私生活中的阴暗秘密。“这一切，都被编织进一张复杂的网。”（12页）爱德华兹信心不减，他认为“他们将线索散落在了作品里，就像他们笔下犯了错误的真凶，暴露了其狡诈的图谋。我们能从他们作品的字里行间推断出的东西，远比作者自己意识到的要多。……探究天才三人组的真相，就和寻找虚构的罪犯一样引人入胜”。（13页）伯克莱喜欢藏身在面具背后，他成功地使用让媒体长期猜不出是他的笔名。但是他仍然有讲述自己故事的欲望，其方法是把私人生活的线索写进侦探小说里，藏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有强迫症的怪癖，甚至在遗嘱中吩咐遗嘱执行人一定要确保他已经死亡再下葬，因为他害怕被活埋。许多非同寻常的私人秘密隐藏在侦探作家的作品中，需要以开放的心态筛选证据，也需要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来填补不可避免的空白。“最终，我发现了足够多的真相，可以在最后一章中对主要嫌疑犯们进行适当的‘裁决’。”这的确是这部《“谋杀”的黄金时代》非常引人入胜的地方。

爱德华兹在各地旅行，寻找并采访侦探俱乐部的旧成员的家属和其他知情者。他也知道“真相”不是唯一的目标，有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爱德华兹说他在采访知情人的过程中，“有几次，我遏制住了自己的好奇心，以免问题会侵犯隐私或造成伤害——就像大侦探波洛（Poirot）在《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结尾时所意识到的那样，有时候重要的并不只是真相”。（英文版前言）他在全书正文中没有加注释，但是在每一章节的后面都有一篇“特别说明”，既有对某些他认为的重要判断、提法提供资料来源，同时会对某些相关史实或观点提出补充说明，“目的是为了进一步阐述黄金时代及其代表人物某些方面的故事，并鼓励读者进一步进行阅读、研究和享受”。

侦探俱乐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8年，当时伯克莱参考了由阿瑟·柯南·道尔爵士、P.G.沃德豪斯和前间谍、议员A.E.弧梅森等人组成的犯罪俱乐部（The Crimes Club）的先例，提议侦探作家朋友们“应该定期聚餐”。一年之后，参加晚宴的作家就达到了二十位左右，是时候成立俱乐部了。俱乐部是为“侦探小说作家交往，以及促进和保持他们之间的共同友谊”而设立，每位候选人的成员资格都要“经过充分和仔细的审查”。（96页）俱乐部新成员宣誓入会的誓词真的非常有意思：

“你能否发誓笔下的侦探确实依靠你所赋予他们的智慧侦破罪案，而非依赖或利用天启、女性直觉、神力、欺骗，巧合或天意？/ 是的，我发誓。/ 你能否庄严发誓永不向读者隐瞒关键线索吗？/ 是的，我发誓。/ 你能否发誓适度使用黑帮、阴谋、死亡射线、幽灵、催眠术、陷阱门、 中国人、超级罪犯和精神病人，并永不使用科学尚未知晓的神秘毒药？/ 是的，我发誓。/ 你能否坚守纯正英语？/ 候选人：是的，我能。”最后一句颇有威胁的味道的话才是高潮：“你已被接纳为侦探俱乐部的一员。如果你无法信守承诺，那就祝你和别的作家创意撞车，和出版社的合同缩水，有陌生人告你诽谤，书印刷质量不好，书销量直线下降。阿门。”（136-137页）这才是货真价实的誓言啊！

侦探小说必须要有写作规则， 罗纳德·诺克斯在1928年就提出了所谓的“诺克斯十诫”，其中有凶手必须在故事的前半段出场亮相、故事中绝对不可以存有超自然的力量或媒介、不允许有超过一个的秘密房间或通道、禁止使用当下尚未发明生产的毒药、不可利用繁复难懂、需要长篇解说的器械工具犯案、侦探决不可靠意外事件和无法解释但被证明正确的直觉能力破案等等。更奇怪的是诺克斯还坚称作品中绝对不可以出现中国人，原因是在当时的惊悚小说中邪恶的东方凶手已经成了陈词滥调的种族主义，他要反对这种倾向。在诺克斯提出“十诫”几乎半个世纪后，捷克作家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Josef Skvorecky）出版了致敬经典的小说集《诺克斯神父的罪恶》，在每个故事中都挑战读者：不仅要找出凶手，还要指出故事违反了诺克斯的哪条规则。（135页）

侦探小说的作者必然都会对现实生活中的谋杀感兴趣，都希望能为破案提出有效的思路甚至像他们笔下的侦探那样解决谜题，为受害者和无辜者伸张正义。1922年轰动一时的“汤普森—拜沃特斯案件”使侦探小说家意识到尽管虚构的推理小说肯定和现实案件不同，但他们可以、也应该从现实世界中的凶手身上学习一些东西。许多疑团就这样从现实中进入到侦探小说：凶手是谁？动机是什么？死者是谁？如何弄清楚尸体的身份？谋杀的具体方法、过程是什么？什么是最巧妙、最有说服力的不在场证明？被告到底是一个落入陷阱的无辜者，还是个假装落入陷阱的罪犯？你怎么知道在晚宴上的牛排里没有撒上番木鳖碱，香槟里也没添加氰化物？当你面对一个话筒、一座闹钟的时候，怎么知道里面没有子弹会射出来？怎么知道一只琥珀制的蝎子形烟斗里面不会爬出一只活生生的蝎子？谋杀的精妙技术与复杂的犯罪心理，哪样更可怕、更致命？作为普通读者，我们也应该向侦探作家们学习。如果来到一座乡村豪宅或古堡，或者是公路旁的汽车旅馆，甚至仅仅是突然感到这个地方特别宁静，都应该想到可能有谋杀案发生；在闹市过马路的时候，如果是大晴天而对面过来的人流中有一男子手执长柄雨伞，他很可能就是冲你而来的杀手；当你走进一列火车车厢，更应该感到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包括谋杀。应该时刻记住，没有谁是“最不可能的人”，就如塞耶斯一直坚持的原则：“读者应该怀疑每个人。”

“谋杀”的黄金时代当然离不开它的群众基础。“在黄金时代，和侦探小说有关的有奖竞猜极受欢迎。处理得好的话，它们可以成为非常划算的营销手段。”1905年，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为能够解答他的惊悚小说处女作《四个正直的人》中谜题的读者提供了一千英镑的奖金，结果发现自己破产了。（59页）1922年《每日见闻报》连载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的《诺曼庭神秘事件》，解答谜题的头奖奖金是惊人的一千三百英镑，这也足以看出当时的报纸正不遗余力地吸引读者，作为侦探作家的克里斯蒂和其他十一个人分享了八百英镑的二等奖奖金。（69页）

侦探文学的普世性不仅表现在谋杀、推理和破案是全世界都有的，而且对于喜欢把故事背景国际化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来说，还表现在她的核心理念中：从本质上说，任何地方的人性都是一样的。克里斯蒂的作品总计卖出二十亿册（或者是四十亿册？），作品被翻译的次数也居全球之冠，她的作品迄今为止已经被拍成约两百部电影和电视剧，另外还被改编成电子游戏、图画小说和日本动画。“阿加莎·克里斯蒂”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爱德华兹说她的名字就是侦探小说和推理故事的代名词。克里斯蒂的写作风格浅显易懂，与诡计频出的故事情节形成了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她对这个世界有着独特而深刻的理解和经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众多更为复杂的小说已消失在人们视野中时，她的作品依然受到欢迎”。（65页）除了她的作品本身，当代侦探小说、影视与“谋杀”的黄金时代也有着天生的渊源关系。爱德华兹说克里斯蒂的长篇小说背景通常都程式化地设定在乡间别墅和类似她家乡的村庄，侦探小说家科林·沃特森（Colin Watson） 甚至为此创造出了一个概括性的术语：“小骚乱”（Mayhem Parva）专指故事背景设定为英国村庄的一类推理小说。我最近看的美剧《双峰镇》（Twin Peaks，1990）和《东城梦魇》（Mare of East town，2020）都是小镇犯罪类型片，其源头或许也可以追溯到克里斯蒂在黄金时代创造的“小骚乱”类型。

在侦探小说的背后往往有非常真实的生活语境，比如小说中夫妻之间的谋杀案是常见情节，但是在伯克莱的笔下更有来自对现实的深刻观察：“看着周遭一些夫妻的婚姻生活，他深信一定有很多的丈夫想杀害妻子，他们暗地策划着，但仍然和妻子继续生活。他们只是缺少付诸行动的勇气。”（149页）他甚至发现在好几件现实案件里，妻子肯定知道丈夫正在给她下毒，或是打算给她下毒，但没做任何努力来自救。因此他要探索女性这种奇妙的扭曲心理，并尽量弄清楚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162页）又例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明的足球彩票和赛马、赛狗赌博非常受欢迎，因此在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里，从不知道应该何时停手的赌徒遭受了经济损失也是他们谋杀富有亲戚的常见动机。（206页）甚至例如在1930 年，侦探作家都知道一个穿着体面却没戴帽子的人显然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在许多小说中“过路的流浪汉”成了凶手的替罪羊，尽管最后总能证明真凶其实是别人？原因是在饥饿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男人们常常要走很远的路，在流浪中去找工作，“流浪汉”成了社会问题。（242页）

一个颇有意思的议题是关于侦探作家的政治立场。由于克里斯蒂、塞耶斯和伯克莱的观点都偏保守，导致连朱利安·西蒙斯都认为几乎所有二三十年代的英国作家都是右翼的。爱德华兹则认为事实上黄金时代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由党和中左翼，还有一些或加入了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关系密切。（78页）他还指出，在黄金时代的小说中，无论作者的政治倾向如何，资本主义都声名不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恶名昭彰的金融家和商人受到蔑视的程度至少与当代对贪婪银行家的鄙视一样严重，这个主题在小说中反复出现。（289页）伯克莱出版过一本观点激进的书，阐述英国社会和政治弊病，其中某些论点不仅敏锐开明，而且超前于时代数十年。他支持妇女同工同酬，主张实行最低工资、更公平的租金和支持工人参加公司董事会。此外，他还预言了欧盟的建立。（46页）伯克莱对官僚主义者的厌恶在他的作品中以好几次打屁股的情节表现出来，他在《哦，英格兰！》（O，England！）中还提出“大都会供水委员会主席应该在绿塔上被公开打屁股”，因为委员会没能解决好缺水问题。（49页）另外，伯克莱很早就对纳粹政治有清醒的认识，他比许多人更快地认识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邪恶本质：“在过去两年中，我们发现一个伟大的国家开了倒车，重拾流氓行径和中世纪的虐犹行为。”他呼吁人们必须警惕：“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正等待着我们。……在十分相似的困境中，意大利选择了法西斯主义和墨索里尼。我们也要选择奥斯瓦尔德·莫斯利爵士吗？”（295页）塞耶斯起初认为纳粹主义只是一种令人不快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更加邪恶的东西，但是她表示即便德国出版商坚持要删掉“一两处略带讽刺地提及希特勒先生的政策之处，也绝对不能把它们改成任何支持其政策的表述”。（354页）随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带来的危机越发清晰，侦探俱乐部的作家不断提出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世界上存在合理杀人这种事吗？但是绝大部分关于黄金时代作品的讨论中都绝少提到这个问题。（359页）

道格拉斯·科尔和玛格丽特·科尔夫妇是黄金时代侦探小说家中的左派代表人物，他们支持1926年英国大罢工中的工人，坚信大罢工让工人们看到了团结起来推翻当前统治秩序的希望。牛津大学工党俱乐部的成员在他们的家里成立了大学罢工委员会，用一台墨水复制机制作宣传材料，组织演讲者在集会上演讲。科尔夫妇坚信资本主义危机重重， 道格拉斯幻想英国发展成为一个基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社会，由工人自治，由民主组织负责管理和进行生产活动。玛格丽特反抗父亲的右翼观点，接受了社会主义、无神论、女权思想和烟斗。当她选择与一个社会主义者共度一生时，无比愤怒的父亲剥夺了她的财产继承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俄国革命的争论导致了左派内部分裂，尽管道格拉斯·科尔十分赞同英国共产党的纲领，但他们夫妇都没有加入该党。随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梦想化作尘埃，道格拉斯投入了写作事业和玛格丽特所谓的“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乐趣”之中。（84页）无论时势如何变化，“玛格丽特一直坚守着对道格拉斯和对他们共同的政治价值的承诺。当她想要摆脱政治时，就去侦探俱乐部避避难”。（88页）这又是侦探作家群的一个重要形象，它为即便是有着不同政治光谱的成员提供了相互取暖的可能。

1940年，伦敦遭受空袭高峰期间，阿加莎·克里斯蒂不知道自己和亲友还能活多久，她在一本书上写了这样一句话：“战争来来去去，但谋杀是永恒的！”可以说，推理和侦探小说家的共同体也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