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为什么有船棺葬

云南境内船棺葬，目前尚无文献可查。船棺葬的墓葬形制，最早见于楚雄万家坝青铜时代墓地，一九七四年三月，因楚雄市郊学大寨建设基本农田而发现。彼时文革尚未结束，但文物工作已逐步恢复秩序，翌年五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组织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成果刊布于《考古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万家坝墓地以其Ⅱ类墓葬富有特色，为较大之竖穴土坑墓，葬具以巨型栎木剖刳成棺，棺内未见完整遗骸，近似巴蜀墓葬特点，万家坝Ⅱ类墓随葬器物丰富。随葬器物主要类型以兵器矛为主，次为剑，其中山字形格剑在滇西一带为典型器物；工具类青铜锄、斧数量最多，二者造型富有特色，整个刃叶部近似圆叶形，在滇西一带颇为常见；此墓地所出万家坝型铜鼓，年代定在春秋时期，纹饰简单，号称铜鼓之祖型；万家坝1号墓出有羊角编钟一套，也颇具特点。

万家坝墓地出土铜鼓

万家坝墓地出土铜编钟

万家坝墓地墓主族属，发掘报告认为或为靡莫之属，或为昆明之属，并无定论。

大波那墓地经一九六四、一九七七、二零零八、二零一四年四次发掘，其首次发掘出土了举世瞩目的房屋形铜棺。而末次发掘清理墓葬二十五座，刊于《考古》二零一五年第七期，资料详尽，一改大波那墓地考古发掘资料不全，文化遗存面貌及特点模糊不清的状况。

大波那墓地出土铜棺

就大波那墓地墓葬形制总体观察，属于竖穴土坑墓，占据主流的墓葬大多有墓椁，椁内置木棺，木棺多以原木刳成，亦或用厚重木板围成，明显呈现出船棺葬的特点。发掘报告并未详细描述棺内人骨保存情况，或许正是因为人骨发现较少或保存不佳所致，但最为直接因素，在于此类墓葬一般是多人二次葬，因此人骨极少保存，更无完整个体可言，否则以此类墓常施以白膏泥保护特点，人骨保存当不成问题。据此可以肯定大波那墓地葬式为二次葬。

大波那墓葬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常见器物有矛、山字格短剑、圆刃斧，圆刃斧与巴蜀文化墓葬所见类似，或谓之曰烟荷包式钺。大波那4号墓出土一件圆刃斧，尚存完整装柄方式，十分重要；另外12号墓出土有二件滇南一带常见之靴形铜钺，均当引起研究者注意。末次发掘报告并未进一步阐明大波那墓地族属性质。

大波那墓地出土铜钺

大波那墓地出土铜锄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现大波那铜棺墓，至今已过五十多年，云南境内类似可以称作船棺葬之墓葬，唯大波那、万家坝而已。观察两处地点墓葬形制的共同之处，有几点颇为明显：一则大型墓都选用原木刳成船棺，与成都平原所见蜀人船棺，并无明显区别；二则葬式多采用多人二次葬形式，也与成都平原蜀人船棺葬葬式一致；三则云南境内仅分布于红河源头之祥云、楚雄一带；四则随葬圆叶刃型斧（有的应为锄），与蜀人所称烟荷包式钺，十分近似，且在滇西一带广泛分布，疑为蜀式钺风格南传所致。

大波那墓地出土船棺

大波那、万家坝二处墓地发现以来，云南学界一直聚焦于认定出土了最早的铜鼓，以及是否昆明人的问题，而从未明确认定此即船棺葬，亦未就二处墓地族属问题详加探讨，以给出合理解释。仅有四川学者童恩正、宋治民二先生早年尝试过对其族属的分析，童恩正先生早年发文认为大波那铜棺墓为昆明人所有之见，与文献记载昆明人分布地望不符，昆明人当居于洱海以西；况大波那出一铜人像，脑后梳发髻，异于昆明人辫发习俗，大波那当为滇人之西境，属与滇人混居之靡莫之属。宋治民先生在八零年代著文认为，大波那、万家坝相距未远，属于雟、昆明这一系统。

童、宋二学者同处成都，熟谙蜀人船棺葬特点，然其著文均未言大波那、万家坝船棺葬性质。云南学界更沉迷于争论万家坝铜鼓为世界最早之铜鼓这一微观视角，而漠视二处墓地属于什么人，为什么会使用如此别致之葬具等重要历史背景进行探讨与解释。

数年前往成都考察博物馆建设，蒙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毅先生安排，得见成都市商业街蜀国船棺葬发掘现场，吃惊之余，不免心生联想，即大波那、万家坝墓地究竟为何人何因有此特别葬式。二零一四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闵锐研究员领衔，成规模再次发掘大波那墓地，又借机前往观察，现场察看即认定此类墓葬应明确定名为船棺葬，属于与楚雄万家坝墓葬同等性质或同一族属遗存。

成都商业街蜀国船棺葬

何以下此结论，因墓葬形制实在特殊，其大量葬具为原木剖开，再刳出箱型长圹放置遗骸，颇近似于泸沽湖摩梭人所谓猪槽船，独木舟之谓也。棺盖亦多剖原木而成，合盖后更完全是原木之状，唯制作精良程度，略逊于成都商业街所见巨型船棺，学界多以商业街为蜀王墓，蜀王自然拥有更雄厚的财力，能制作更大型的独木棺。以如此高度相似之葬具、葬式，葬式均流行二次多人葬等墓葬形制判断，大波那、万家坝不是船棺葬还能是什么，当成共识。

二处墓地形制相同，随葬品则略有差异，位置距离相距不远，当为青铜时代同一族属遗存。究竟是什么人所为，历史记录缺如，学界一直游移于靡莫之属抑或昆明之属，左右为难，均难以令人信服，原因在于此一葬俗可能另有渊源，既非靡莫也非昆明，而属于来自成都平原的蜀人遗存。

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孙华三十年前讨论蜀人船棺葬习俗时，曾引《史记·三代世表》正义转引《谱记》一段文字言蜀人“历禹、夏、商。周衰，先称王者，国破，子孙居姚雟处。”孙华先生以为姚雟即今云南姚安、四川西昌之称谓，然此一区域并未见船棺葬，所以未予深究。原因之一在于学界一直未将万家坝、大波那墓葬性质定名为船棺葬。个人认为，姚雟当为云南西部之概称，姚即大姚姚安，雟为雟人居住之地，此说见《说“雟”》小文（注：详见《云南文物》2017年2期），以为雟乃彝族之一支，自古杂居分布于滇西一带，即包含今祥云、楚雄一带，至今仍为彝族居住的核心区域，当为古籍所记蜀人南迁之地，所以有大波那、万家坝蜀人船棺遗存的发现。

蜀人南迁姚雟，事在周慎王五年，秦人伐蜀，蜀王于葭萌之地即川北广元一带拒秦，战败南遁，开明氏遂亡，此即历史记载之蜀人南迁说。周慎王五年即公元前316年，为蜀人失国时间，正值战国时期。

大波那、万家坝墓地，核心时段也在战国，而万家坝因有木质碳素测年，以为可早到春秋时期。其实用于测定年代之船棺为栎木，生长缓慢，且制作船棺未必就是砍伐栎木之同一时代，因此属于战国时期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大波那、万家坝墓葬随葬器物，略异于蜀国船棺葬所出，但烟荷包式钺（斧）、方銎斧等大波那常见随葬品，同为蜀人船棺葬常见随葬器物。万家坝墓葬随葬器物，则明显迥异于蜀人所用，其铜鼓、山字形格铜剑都是云南本地典型青铜器，其中铜鼓为古代越人所用典型器物，山字形格剑源自滇西北游牧族群，由此可见万家坝墓地随葬品之多源特点，难言自身特色，或许正是蜀人南迁立足后所处窘境的真实写照。所可疑者，在于蜀人常用的图章，完全未见于大波那、万家坝，尚需合理解释。

蜀人受西北秦人挤压，恰当之战略后退方向，必然选择南走，经西昌方向到达滇西，唯独这里具有良好的交通条件。且自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之宝墩文化时期起，滇西区域之大墩子、白羊村、新光诸遗址遗存，以及地处中间环节之西昌礼州遗址，即已显现出一致面貌，可视为为同一文化区域，可见其交流频繁远较春秋战国更早。

东周时期，群雄争霸，西南夷虽属边疆之地，但并未置身事外，此时已有蜀、巴、夜郎、滇、昆明之属可以区别，此种区别并非等同或曰投影于考古学文化的区别，重点在于社会组织与人群不同。

蜀人南迁，并未止步于祥云、楚雄一带，而是继续沿礼社江、红河南行，最终到达越南红河平原，故《南越志》载“交趾之地最为膏腴，旧有君长，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后蜀王将兵三万讨雄王，灭之，蜀以其子为安阳王”，此一记载历来被视为无稽之谈，实则可备为假说之一。越南朱芹、朱山、越溪、隆洛卯出有秦汉时期船棺葬，可为证据之一。查尔斯·赫尔曼著《大陆东南亚早期文化》一书，载有红河平原Chan Can地点所出船棺，形制无异于成都平原、滇西所出，且有大波那常见之烟荷包式铜斧，此类器物亦在泰国北部出土过，可见其使用流布甚广。越南考古界将船棺认作东山文化葬式之一，但尚未详加研究。无论如何，同处红河上下游之青铜时代，因船棺葬此一特殊葬俗而呈现出文化上的共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以上可备为假说之一。

追述蜀人船棺葬历史，其鼎盛时代在东周时期，为开明氏建蜀国所独有的特异葬俗。近年成都市有专家研究金砂遗址遗存，称在春秋之前西周晚期已有蜀人使用船棺痕迹，但并未描述展示其具体形式。倘若可信，又早于以前认识，然三星堆、金砂遗存，其主流并非船棺葬，故古蜀文化与春战时期船棺葬截然不同。不只葬俗不同，船棺葬随葬品也从根本上区别于三星堆、金砂一脉古蜀文化，何况还有巴蜀图章这类神秘符号，也不明其渊源，均属于船棺葬研究的关键问题。

近年关于蜀文化起源问题，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于岷江上游山地考古中，已初步认定蜀文化之源头在西北甘青高原，然并未解决其动态历史进程，且其关联也仅限于古蜀文化。而以船棺葬为特色的蜀文化，又难于与三星堆、金砂遗存直接联系，云南船棺葬的渊源也因此而扑朔迷离。

新疆小河墓地船棺葬

蜀人来自西北，其源头或可追溯至新疆小河墓地，小河墓地也选择类似船棺为葬具，尚需仔细对比研究，此处不再详细讨论，可备为假说之二。

戴宗品，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