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为祖国为人民创作，是终身使命

经中共中央批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于6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和其他同志一同获得了“七一勋章”。作为一名有着76年党龄的老党员，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关心国家大事，坚持发光发热，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体验生活的创作传统，保持着高昂的激情和忘我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树立了一个大写的共产党人形象。即便已是91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活力。

“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受访者供图

吕其明曾说，“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践行着我的入党誓言和承诺，传承着我的红色基因。”

如今获得“七一勋章”后，吕其明在接受新京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老战士，一名电影工作者，“我要感恩党对我的培育，感谢党给我崇高的荣誉。虽已是鲐背之年，但我将一如既往，不忘初心，继续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新时代的音乐作品，把党和人民赋予我的职责和使命毫无保留地回报给党和人民。”

A 被音乐家贺绿汀一句话点醒梦想

吕其明有一句座右铭：为祖国、为人民创作，绝不是一句过时的口号，而是终身的崇高天职和神圣使命。

从孩提时期步入革命文艺队伍，到年近期颐端坐在交响乐的艺术殿堂，经过近80年的奋斗，吕其明用兢兢业业的勤恳，走出了一个中国音乐人的康庄大道。

吕其明1930年出生，1940年参加新四军，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带着全家人参加了革命。仅仅近十年的光阴，他就从一个孩童成长为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青年。15岁时，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了战争年代为数不多的青年共产党员；17岁时，已经是“老兵”的他，带着一个营的新兵上前线。

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也让吕其明对音乐产生了喜爱。他记得在1942年的春夏之交，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展开音乐指导工作。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伴着贺绿汀的小提琴声，吕其明似乎受到了感召，他觉得音乐是世界上最美，最能让人感动的东西。贺绿汀劝说，“让你父亲想办法给你买一把小提琴吧，你现在12岁，正是拉琴的时候，好好学。”

在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哪里有条件去买小提琴？尽管买不到，但这句话却让吕其明深受感动，他也从那时开始对小提琴有了“相思梦”。至今，他都记得，自己的第一把小提琴，是在调到华东军区文工团后分配给他的，等了整整五年，“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吕其明和他心爱的小提琴。摄于山东，受访者供图

战时岁月，吕其明一直想方设法与音乐创作接近，他坚定了两条信念，一是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他将这种想法渗入自己的血液，让这种信念不断生根发芽。新中国成立后，吕其明依依不舍地脱下了深爱的军装，转业到陌生却充满新奇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初为小提琴手的他，虽然每天演奏着别人的曲子，却暗自立下决心，希望有一天自己能成为作曲，创作出好的音乐作品。

上世纪50年代，吕其明被单位保送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实现了音乐路上的一大跨越，参军经历的生活体验，小提琴手的演奏基础，为电影写音乐的动力，在这一刻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他几乎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钻研音乐理论和中外音乐作品上。毕业后，吕其明任上影厂作曲、音乐创作室主任，将他的满腔热情化为了一曲曲动人的旋律。

B 临危受命仅用一周写出《红旗颂》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一首诞生于半个多世纪前的音乐作品至今仍在广为传唱，它的魅力到底来自哪里？

1956年，吕其明获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多年采风而来的素材，经过消化吸收成为吕其明创作的源泉，通过对现实中游击队员的了解，他没有在现有的山东民歌上进行修改，而是坚持原创。于是，一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随着影片的上映，欢悦了大地，滋润了几代人的心田。

创作中的吕其明。受访者供图

即使现今一个甲子过去，《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仍是人们常常唱起的心爱的歌。正如作曲家吕其明的切身感受：越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作品，越有艺术的生命力，这首歌也让吕其明声名大噪。但他始终保持着警醒的态度，知道自己并非科班出身，继续攻读音乐创作。此后，吕其明又为上影厂的重点影片《红日》谱曲，该片场面宏伟，情节紧张，扣人心弦。吕其明看了分镜头剧本后，很想加一首女声独唱，以抒发解放后的人民群众热爱家乡、热爱解放军的决心和情怀，于是由吕其明作曲的《谁不说俺家乡好》（合作）应运而生。

《红旗颂》则是吕其明1965年时的一个奉命之作，是为第六届上海之春音乐会而创作的。它以开国大典为背景，描绘了天安门上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雄伟庄严的情景。当时，上海音乐家协会党组召开会议，各单位上报的作品一一过堂。一轮初选后，大家一致认为“歌颂党、祖国、人民、人民军队的作品需要加强，应该要有一部高质量的音乐作品”。指挥家黄贻钧为曲子一锤定音为《红旗颂》。在场的老前辈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少壮派”——吕其明。5月就要演出，容不得吕其明有半点儿犹豫。决心背水一战的他随即闭门在家潜心创作。经过认真酝酿，吕其明首先定下《红旗颂》的关键点：必须以新中国开国大典为历史背景，歌颂红旗，歌颂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峥嵘岁月，红旗下长大的吕其明，知道红旗是革命的象征，胜利的象征。战争年代的艰苦卓绝在他的脑海中，像电影一样一帧帧闪过，伴随着兴奋与紧张，仅仅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吕其明就创作出了经典名曲《红旗颂》。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歌颂红旗为主题的器乐作品，也是迄今中国音乐舞台演奏率最高、媒体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自此，吕其明，也成为中国红色音乐经典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他用饱含激情的音符，写下一首首传唱大江南北的名曲。

C 没有党就没有他，会用一生报党恩

似乎没有语言能够准确概括吕其明对艺术创作的认真程度，他把电影作曲、音乐创作看作是庄严的事业，勤于苦学，精于思考，敢于探索。吕其明说：“唯有从心里流淌出来的音乐才感动人心；只有扎根土壤的作品，才有生命力。《红旗颂》之所以能够被那么多人喜欢，只因为我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情感，与人民对党、对祖国的感情在乐曲中交汇和共鸣。”

吕其明把为党、为祖国、为人民创作，当做一生的事业。受访者供图

即使人们已经将其称为传世经典，但吕其明也不会因为现状而满足，在《红旗颂》诞生的50多年时间里，他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不断地修改是因为当初写这个作品时自己的功力还不太够，没有达到‘一锤定音’。另外，时间太紧急，有些地方不够细致。但因为公演以后这首作品被广为流传，我也不太方便将其进行较大的改动。”于是吕其明对《红旗颂》进行了循序渐进的修改，争取让它达到完美。

2019年，《红旗颂》总谱终成定稿，这一年的5月26日，也是吕其明的90岁（虚岁）生日。他说：“我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70年一起写成了歌。这是我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如今，离休后的吕其明，低调、朴素，依旧忙于创作。有人曾跟吕其明说，仅就《红旗颂》这一个作品，如果按照著作权法收费的话，他就是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了。他却淡淡地回了一句：“我没有，也不会。国家给我的退休工资足够用了，我不买房子、不买地，也没有高消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现在活得很快乐、很轻松，生活得很自在，也同时享受着人民对我作品的爱。”吕其明一生坚守在党旗下的誓言，无论何时，始终表里如一、襟怀坦荡，信守“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他经常说：“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要用一生报党恩。”

对话

新京报：获得七一勋章，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吕其明：获颁勋章后，我深深感受到这既是崇高的荣誉，也是一种更大的责任。

新京报：党员的精神是怎样伴你前行的？

吕其明：我始终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今后的我还是我，仍然是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党员。

新京报：你对事业一直有精益求精的坚持，之后还想完成哪些工作？

吕其明：我会继续为党、为人民创作，讴歌伟大的新时代。

新京报：请给年轻一代的党员一些寄语。

吕其明：希望青年们传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永远听党话、永远跟党走，这样一定能取得更大成就。

【身边人说】

吕其明做事态度极为认真，与吕老有过多次合作的主持人曹可凡感受最深。他告诉新京报记者，每逢在台上讲话，吕老必定事先拟好文稿，从来不会敷衍了事。记得有次参加文化盛会，邀请了数位艺术家上台作简短采访，每人一个问题。其他嘉宾均三言两语，但吕老沿袭其一贯认真的作风，拿出事先预备的文稿讲了起来，眼看时间大大超过预案，现场导演也在一旁做起“截断”手势。无奈之下，曹可凡只得打断其发言。

曹可凡与吕其明。曹可凡供图

“从吕老的眼神中，可以感受到他的惊愕与不满，但对我而言，也的确是无奈之举，事后也不知如何向吕先生解释”。原以为时间会冲淡一切，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当吕老提笔为《可凡倾听淡云微雨》作序时，竟旧事重提，并细致描述当年台上的感受“我好不尴尬地愣在那里，但我比较冷静理智，心里并没有乱。过后我想，主持人应该有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勇气。从这点来说，这小子还行。为此事，我并没有生他的气，相反要予以点赞”，曹可凡说，“吕老的宽容、豁达，由此可见一斑”。

个人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