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也频与丁玲：严肃生活，勇敢实践的革命者
20世纪初的中国，革命与战争交迭的晦暗之时，压抑的恐怖气氛笼罩在全国。北京，五四运动发轫之地，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共产主义的猎猎赤旗，也从这里席卷全国；上海，光明与黑暗交织的魔都，象征着极度的奢靡和欲望，也孕育着革命运动的胚芽。1930年代兴起的革命文学，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是一群青年人，是一百年前的“00后”，他们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引领下，用自己手中的笔，蘸着墨与血，为那个阴沉的时代，剖开一缕反抗的微光。
1933年鲁迅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哀恸的左联五烈士，正是这些青年人的代表。这些人中，还包括萧红、萧军、蒋光慈、冯乃超、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等。他们是不甘做奴隶的人们，是铁屋子中的唤醒者，他们用年轻的臂膀肩起了黑暗的闸门，哪怕为之殒身，也在所不惜。
他们是一个时代的精神，也正因为他们将青春的力量祭献给革命的火种，才撕破了这浮华梦世的密布彤云，用激越的雷电，召唤人们去迎接真正的曙光。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6月11日专题《为了忘却的记念》B09版。《为了忘却的记念：一百年前的“00后”，用墨与血书写了一个时代》，用1.6万字阐发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正因为他们将青春的力量祭献给革命的火种，才撕破了这浮华梦世的密布彤云，用激越的雷电，唤醒人们去迎接真正的曙光。您也可以扫描图中二维码，集中阅读本期专题。
易于刮风的北平的天气，在空中，又充满着野兽哮吼的声音了……拉着人的洋车，虽然车子轮子是转动的，却好象不曾前进的样子。一切卖馒头烙饼的布篷子都不见了，只剩那些长方形的木板子和板凳歪倒在地上。并且连一只野狗也没有。汽车喇叭的声音也少极了。似乎这时并不是人类的世界。一切都是狂风的权威和尘灰的武力。
——胡也频《到莫斯科去》
1931年2月7日晚，年仅28岁的胡也频与柔石、殷夫、李伟森、冯铿及其他十数位共产党人一同被国民党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时距离龙华桃花盛开的季节，不过月余。
身为左翼革命作家的他们，因热血与理想从各自不同的感受和亲身经历出发，创作出了大批文学作品，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初期发展。也同样因为这热血和理想，他们无不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未来，至死都全力以赴。
两年后的这一天，鲁迅写下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记念》，“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在遇难的作家中，胡也频与鲁迅不算相熟，他说，“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但这并不妨碍他为烈士之死发出悲鸣，他坚信：“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胡也频和丁玲
觉醒：文学的“白日梦”
1903年5月4日，一个名叫胡培基的孩子在福州出生了，他是家中的长子，下面有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若干年后，他离开福州前往上海，改名为胡崇轩，进浦东中学读书。再后来，这个姓胡的学生到大沽口海军学校学习机器制造，没成想学校停办，便流落到了北京，也自此真正开启了属于他的故事。
这个来自福建福州姓胡、名字叫作崇轩的学生，在1926年以后成为了诗人和小说家胡也频。在国学大师季羡林笔下，胡也频是“一个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和文学史上宛如夏夜流星一闪即逝但又留下永恒光芒的人物”。这既说明了他的斐然之绩，也点出了其一生如流星般的短暂。
是什么，让胡崇轩成为了胡也频？
回溯这段往事，我们也许应该先看看那个曾经支离破碎的年代。在历史的记述中，发生在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是惊心动魄的，这场社会巨变，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也促使着他们改变了信念和理想。在大革命之前，初到京城，当时还叫胡崇轩的胡也频还只是一位来自社会底层的正直青年，靠着给公寓老板做杂事——记账、算账、帮忙买东西，替公寓老板的儿子补习功课——勉强维持生计。公寓里的住客多是青年学生，受他们的影响，胡也频阅读了大量文学作品。温饱尚有困难的胡也频，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朦朦胧胧地觉醒着，做起了文学的白日梦。
待时间推进到1924年，在当时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周刊》上已经可以看到胡崇轩的名字。他开始一边为副刊做编辑，一边发表小说和短文。文学、社会、人生，交织在他的脑海之中，让他渴求着通过艺术的方式，为形形色色的底层民众发声。
也是在这一年，一位女子悄然进入到胡也频的生活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胡也频在朋友间的聚会中结识了想要在北京开辟新人生的丁玲。
胡也频坎坷、艰难的经历，以及对生活抱有的极大热情，令丁玲感到同情和敬佩；丁玲在文学上的卓越素养，和颇富才华的文笔，也令胡也频付出了真心。在丁玲的影响下，胡也频接触和阅读了更多国外作家的作品，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莎士比亚……他陶醉在这样的文学世界当中，为日后创作的转变打开了全新的视角。
漂泊：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
转过年二月的某个下午，在北京西城庆华公寓那名为“窄而霉斋”的房间里，一个用“休芸芸”做笔名的年轻人，与胡也频、项拙这两位《民众文艺周刊》编辑一同“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转到第二天，他们依然“谈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这个“休芸芸”，便是沈从文。
一个礼拜之后，沈从文又在这里见到了“自己说是姓丁”的丁玲——穿了一件灰布衣服，系了一条短短的青色绸类裙子。当时的丁玲独自住在一个名为通丰公寓的小房间里，“床是硬木板子的床，地是湿湿的发霉做臭的地，墙上有许多破破烂烂的报纸，窗纸上画了许多人头”。此时距离胡也频与丁玲的相识不过数日，但胡也频俨然已对丁玲一见钟情。
然而，没多久，因为生活窘迫以及弟弟离世的打击，丁玲不告而别，返回湖南老家。几日后，胡也频风尘仆仆，一路追寻而去。在常德，胡也频用自己的单纯与执着打动了丁玲，赢得了爱情。
丁玲的自述中，胡也频最熟悉的是漂泊者的生活，他熟悉饥饿寒冷、孤单寂寞，熟悉冷淡的人世和求生的奋斗，很少喋喋饶舌，“他一天到晚，似乎充满了幸福的感觉，无所要求，心满意足，像占有了整个世界一样那么快乐。”在丁玲看来，只有从他的诗里面，才能理解他为人世困苦、冷酷和缺少天伦之乐、缺少友谊而感到刺痛，并从而铸成了一颗坚强的心。
几年以后，这位沈从文到后来才知道姓蒋的女士，成为了一位最入时的女作家，写下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四部作品，结集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与日后的作品相比，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虽然是一个受五四浪潮影响冲击封建家庭的叛逆女性形象，却难逃找不到出路的苦闷与矛盾。
革命：严肃生活、勇敢切实的革命者
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交往充满着艰辛、浪漫、真情和勇气。及至1927年4月和1928年2月，三人分别从北京到上海，希望寻求发展，试图开辟文学事业的新天地。在这里，胡也频、丁玲夫妇与沈从文借债办起了红黑书店，合编了《红黑》月刊和《人间》月刊。然而，在勉强办了八期杂志，出了几本书后，债台高筑的他们不得不宣布停刊，并关闭了书店。为了还债，胡也频只身前往济南教书，丁玲则投入到持续创作之中，先后完成了长篇小说《韦护》，及十多个短篇小说。
自1924年起，胡也频从小说《雨中》写起，相继出版了《活珠子》《鬼与人心》《往何处去》《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们的前面》等一大批小说和戏剧等作品。此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出版有《也频诗选》。从《活珠子》中愚昧麻木的民众，到《到莫斯科去》里素裳般以离家出走进行反抗的贵族女子，再到《光明在我们的前面》中最终选择抛弃无政府主义，投入社会革命的洪流的小资产阶知识分子白华，不到七年时间，胡也频不但形成了创作上的巨大转折，他本人也一步步从批判现实主义走上了革命现实主义道路，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类似的转变，同样一步步发生在他的伴侣丁玲身上。
1930年5月，由于鼓动学生进行革命而险遭逮捕的胡也频与丁玲一起离开济南，回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丁玲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决定一生的谈话》中，丁玲写下了他们与潘汉年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就是这次见面，促成了胡也频与丁玲加入“左联”。面对这份截然不同的工作，胡也频充满了热情，很快被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又受冯雪峰邀请在“左联”办的文艺暑期实习班讲授文学。他的中篇小说《光明在我们的前面》正创作于这一时期。沈从文说，“这海军学生，他知道他的笔，应当向那一方。”对于胡也频的革命转变，丁玲说：“……从这时起，他一心一意追寻真理，不断实践，日夜忙碌……他是一个认真追求、严肃生活、勇敢切实的革命者。”
一切的悲伤始于1931年的1月17日，就在这天，爆发了震惊一时的“东方旅社事件”。这一天同样被记录在沈从文的《记胡也频》中，当天十二点左右，胡也频来到沈从文的住处，希望沈从文去他的寓所为房东死去的儿子写一副挽联。没承想，这便是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
等到下午沈从文去胡也频的住处写挽联时，胡也频没有回家。第二天早上沈从文又去，还是不见他回来。几天之内，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会同公共租界巡捕房先后逮捕了三十余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胡也频同“左联”的其余四位青年作家柔石、李伟森、殷夫、冯铿均在被捕之列。
即便入狱，胡也频仍坚持写作，“他相信自己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在胡也频写给丁玲的信里，他要丁玲转告组织，他决不会投降，他要丁玲设法多带些稿纸给他。然而，我们再也无法等到他新作的出炉。就在二十余日后的2月7日晚，在信中署名“年轻的爸爸”的胡也频被秘密杀害，他身中三枪，倒在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湿冷的地上。
参考资料：
《沈从文全集》（第13卷），沈从文 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胡也频作品精选：笑别人鬼赴光明》胡也频 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
《丁玲传》，张晓立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丁景堂，瞿光熙 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版
《左联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
撰文 | 何安安
转自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