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从魏晋风度到唐诗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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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代的名士，他们的内心里，有一种人格美的声音，这声音发出来，我们称之为“个体人格之美”。这声音发在江山，“人与山川相映发”，孕育了一座文化的江山；这声音发为国家，发展出文化中国。
风：魏晋人的个体人格
先让我们看看《世说新语》，看那时的中国人，有着怎样的精气神。
三国该是个乱世吧，“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可偏有“羽扇纶巾”、“一时瑜亮”竞相兴替，更有那“周郎赤壁，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向我们展示了人格美的美学范式。
读三国，先要读“大江东去”，放下炫智去体会美，随苏轼“故国神游”到良渚去，问丝和玉，去新干大洋洲的虎方，寻觅青铜器。周郎美啊，美在丝玉气质，美在青铜体魄，美在一身虎气。
曹操大军南下，席卷荆襄之地，欲吞东南半壁。可周郎一笑，道他自来送死。曹操是《孙子兵法》传人，而周郎却超越了兵法，以美用兵如羲之用笔，以审美的方式行使自由意志。
天地之利，山河之势，四时之变，都被他拿来用。兵行于天地间，为自由而战。水因地而自由流动，兵形似水，亦贵自由。长江，大水也，曹操战于长江，故以长江为天堑，用兵也为长江所限；而周郎以长江战，所以长江如百万兵，大江东去，站在周郎一边。
三国归晋，司马氏建立了晋朝，这是一个缺少英雄气概的短命王朝。司马懿对付英雄很有一套，对付诸葛亮可以扮女人，对付曹操还装过孙子。他的遗传里缺了那么点英雄基因，但并不缺暗算英雄的本领。所以，这一朝的英雄都很难受，他的子孙，能使江山气馁，使英雄泪流。
名士阮籍，喝了酒，醉眼看江山，越看越难受，突然一吼：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一声吼出，便又醉去。“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要有几分醉意的。可嵇康却拿出一付打铁的架势，看准火候就一锤子砸下去，居然砸出个“非汤武而薄周孔”来。钟会来时，他理也不理。钟会去时，他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他得罪了钟会，钟会向司马氏进言说，天下都搞定了，但你搞不定嵇康。
为什么搞不定？就因为嵇康是“卧龙”，有“龙性”。可他并不是怀里揣一篇《隆中对》之类的草根励志者，而是一位高扬独立性的自由人。后来，他为了救朋友吕安而入狱。在狱中，他作《幽愤诗》，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反省：少儿时，在母兄之爱下，自由自在，在一种“有慈无威”、“不训不师”的环境里成长；成人后，就更加“自放”，“托好老庄”、“贱物贵身”，自由自在，独立不移，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
嵇康将要刑于东市，有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司马氏弗许。临刑时，嵇康手挥五弦，从容赴死，从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
嵇康之死，是坚持人格独立的伟大悲剧。其崇高，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他以自由意志对抗阿加门农王。阿喀琉斯可以放弃财富为友谊而战，在战斗中死去，连宙斯都为之叹息，并从中看到了人类的高贵。友谊胜于爱情，是因为友谊不仅超越了金钱，而且还摆脱了性，表达了一种更为纯粹和深沉的人类之爱。嵇康孤身一人，但求以一死而无愧于与吕安的友谊，那是纯粹的人类之爱，是人的最美存在。嵇康之死，还可与苏格拉底一比，他们都是以维护人的原则来证明死的价值。
西晋的嵇康死了。到了东晋，又出了一个陶渊明，他也弹琴，抚无弦琴，大音起于无声，“于无声处听惊雷”，在五弦琴上，他听到了桃花源，还听到了《山海经》。
《山海经》是神话里的英雄与图腾的大合唱，唱出了华夏文明的酒神精神。
刑天来了，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在战斗，无死无休。还有夸父与日竞走，有精卫鸟向大海复仇……陶翁醉了，醉倒山海，让英雄们从山海中走出来。醒来眼前是日神的世界，天地由日神主宰，日神给万物以形式，于是，“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于是，“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而他“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古今论家，论陶诗之美，皆言其诗“淡泊”。“淡泊”二字，是从诗的风格上来论，而非从精神上来说，所以，还不足以见陶诗之伟大。我认为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使酒神精神喷薄，获得一种美学意义的形式，一种日神理性的静穆，从而走出体制的樊篱，开显新的文明样式。苏轼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不仅魏晋以来诗人，就连盛唐诗人李白、杜甫也不及他心目中的渊明之诗。
春秋时代属于思想，造就了老子和孔子这理性的两极，《世说新语》时代是审美的，孕育了嵇康和陶渊明这殊美的人格两极。一个民族仅有伟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伟大的人格来支撑。
在《世说新语》时代，美属于个体。那时的司马家王朝太丑陋，但美的理念却觉醒了。美的理念从嵇康内心醒来，照亮了他的姿和态，“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那是最美的存在。山水之美被魏晋人发现了，感叹“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那就让山水作导游，走向自然美；以山水为导师，游心太玄。天地之美、山川之美还有人格之美的统一，就是所谓的“人与山川相映发”。
王羲之《兰亭序》诗云：“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参差灿烂的审美对象，对自我意识来说，每一瞬间的体验都是新的。与“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相似，不同在于改“游心”为“适我”。王羲之于理上也并不深究，只是清谈而已，与诸子争鸣也不同，争鸣，实为争霸，一定要有霸气。而清谈，如同选美，首先要美。
美，源于自我意识。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问得很有霸气，这在诸子，定是要争鸣一番的，可殷浩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桓温此问，欲起争鸣，可殷浩却以一个趋于形而上学的华丽转身，回到自我，使桓温一问落空，自我之美凸现。这就是“清谈”，不以理胜，而以美胜。这就是个体人格在乱世的呈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美学形式——魏晋风度。
雅：美的战士及其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时代，是个文化中国的世界，也是个被士人担待起来的世界。
五胡乱华，乱了司马王朝，而中国却依然挺立，“乱”的结果是都被汉化了。先是匈奴人改姓为刘，以汉朝正统自居，其后，鲜卑人全盘汉化。那时，东西方皆困于中亚游牧民族。西方，只有帝国在抵抗，而文明却没有投入战斗，他们的基础早已被掏空，疲惫的罗马帝国终于崩溃了；而东方，晋朝虽亡，但中国未亡，从文明的根柢里调动出了民族赖以生存的最伟大的力量——文明的基础犹在！
清谈，便是这一力量落在言论上。言论以个体化的形式表达出来，是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次伟大释放。这力量，不但能救亡，还推动文明生长，生出伟大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从世说新语时代走来，在淝水之战时就做了预告。
雷海宗指出，四千年中国历史，以淝水之战分界，分为两个周期。第一周为“古典的中国”，经历了五个时代，至此已衰，按照文明古国老例，衰落以后，其历史形态便要终结，而中国却以淝水之战得了新生。第二周为“综合的中国”，其血统和文化都起了很大变化——“胡汉混合、梵华同化”，历史的重心，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其历史形态说，虽着眼于王朝兴衰，却自有一种世界观的眼光。
雷海宗说，埃及文化由生到死不过三千年，先被希腊征服而希腊化了，后又被回教徒征服而阿拉伯化。今日世界，已无埃及人、埃及文字或埃及文化；今日所谓埃及的一切，都是阿拉伯的一部分。巴比伦文化与埃及同寿，也被希腊征服，又被阿拉伯化了。希腊、罗马文化寿命更短，由生到死不过两千年；今日希腊不是古代希腊，今日意大利不是古代罗马。而中国，由夏商以至于今日，历四千年仍在，就由于第二周的新生。此说一出，适逢抗日战争，于是，他以此为中国历史第三周期开端。
此番见识，打开了历史学的浩然心胸，但其视野所及也有不足之处。例如，他说中国历史第二周的大方向是向南发展。但第二周的唐朝，其历史的贡献主要还是在西域，此后，中国历史在“龙门—碣石”农牧分界线即帝国生命线上的进展以及新王朝的诞生，也是历史发展的主线。
那时中国的版图就在这一线搞定，文化中国跨越这条农牧分界线，同化游牧民族，形成了农牧混合型文明。雷海宗以“兵的文化”来看历史进程，多少有点战争决定论。以之评价战争，那真是画龙点睛，以之为文明定性，却难免有其局限性。在“兵的文化”里，“文化中国”被王朝遮蔽，所以雷海宗的历史形态说，还没有深入到“文化中国”里面，还应该立于文化中国，用“士的文化”来看。
从士文化的角度来看，淝水之战并非两个小朝廷的抗战，而是文明抗战。符坚只看出王朝风雨飘摇，却不知我文明依然风流；我文明的战士，在世说新语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是美的战士，也是清谈之士。这一代新人，正是在落英缤纷的清谈中，理解了文明的本质，确立了人格美的范式——温润如玉，但绝不脆弱，江山辽落，从容而不迫。
风和日丽，谢安携友乘舟，行于江中，忽遇风暴，骇浪骤起，诸友皆惧，惟谢安从容。这伟大的定力，便起于文明的根柢。谢安是最伟大的清谈之士，与诸友谈庄子《渔父》篇，众友一展华丽之思，各尽其妙。谢安问道：各位，还有要说的吗？诸友皆曰：言已尽矣。这时，谢安开讲了，滔滔万余语，如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思，如繁花万朵，开落皆自由。四座闻之，莫不倾心。
当时清谈成风，连王羲之都怕这样谈下去会误了国事，而谢安却依然坚持。他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难道是因为清谈吗？显然不是。司马家王朝破落了，只剩下了招牌。士人抗战，要用这块招牌，这块招牌也要靠士人扶起来。然而，士人何求？除了“学而优则仕”，还要有个体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嵇康死了；不自由，就出走，陶渊明走了。而清谈，便是自由的渊薮。
谢安很清楚这一点，不管清谈有多少缺陷，他都要捍卫这一底线。美的战士，本来就是为了免于异族奴役而抗战，反过来还要为了抗战而牺牲这自由吗？淝水之战，是广大士族及其子弟兵的抗战，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全民皆兵。淝水之战，胜就胜在王朝已衰败，难以统战，只好依靠士族，全民抗战。因此，捍卫自由，才能抗战。为自由战，“时来天地皆同力”，连“八公山上”都“草木皆兵”了，人与山川相映发，作山水游，以山水战。
淝水之战，都说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战，从淝水一线来看，的确如此。就整体而言，胡兵南下，被围在江淮之间，而南朝战力大都来自民间。当符坚哀叹“草木皆兵”时，他就开始懂得了什么叫全民抗战。正是民间起兵，各自为战，分散了胡兵战线，使之难以在淝水一线集中兵力作战。
而晋军集中兵力，只要突破一点，就刺穿了胡兵的战线。大敌当前，朝野不安，胡兵号称“投鞭断流”，可谢安却不动如山，因他胸中自有胜算，而胜算只有一条：让民众自发抗战。他理解了这场战争的本质，才有了这样一条胜算。他要做的不是指挥战争，而是一谋不发，一计不用，完全信任新生代美的战士。符坚还以为，这场战争是两个王朝的决战，他不知道自己是在同一个伟大的文明作战，更不知道这文明在乱世里，开始了它“第二周”的发育。
不要以为野蛮人是天生的战士，凭藉着蛮力就所向无敌。那些爱美者，在美的高峰体验中，早已觉悟了生死，带着美去死，这样的战士雄强之极。视死如归，何惧蛮力！淝水之战，几乎所有进入中原的蛮族都来会战了，这是“五胡乱华”之后的一次大决战，是蛮族之王与美的战士对决。此战胜负，不仅关系到东晋王朝的生死，东南半壁的安危，而且关系到中国文明的盛衰。孔子当年赞管仲：没有管仲攘夷，我将披发左衽矣！此时谢安，尤胜于管仲当年，可惜后世史官，没有用这样的文明法眼来看这段历史。
谢安神定气闲，是基于对一个伟大文明的信念。这文明，在长江流域发育了新生代——以谢玄为代表的美的战士，他们是北望中原虎啸江淮的美少年。他从文明的高度驾驭这场战争，以审美把握战局，用美的战士迎敌，古往今来，谁知？东坡能“遥想公谨当年”，谁曾遥想当年谢安？淝水之战，没有计，只有美。战毕，他只说了一句：小儿已破贼矣！呵呵，美者无敌！想想吧，那枕戈待旦的小儿，闻鸡起舞的男孩，横江击楫谁家子？此乃青春中国美少年，为美而战、为美而死的美的战士。
颂：汉家天下的民族大合唱
诗性，来自如花盛开、如日中天的民族精神。
新兴民族，是唐人，它以汉人为本，融合五胡而成。唐太宗有胡人基因，无论怎样端拱他那帝王气象，总还有几分像胡人；李白亦如此，有人说他的诗中那游牧的浮士德精神，就来自胡人。据说，他们都出于“李陵胡”。“李陵胡”即拓跋氏，建立北魏，又称拓跋魏。“李陵胡”对于汉民族形成至关重要，它开了北魏和唐两朝。
唐人的形成，血缘认同和文化认同不能少，追祖三皇五帝，从血缘谱系上来确认唐民族的身份，使其历史地位得以明了，“李陵胡”带了好头。来到中原的胡人，纷纷效仿，追祖华夏，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符氏追祖夏禹有息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
五胡乱华，乱了司马王朝，而文化中国，却使北朝胡族都汉化了。唐人的民族性就在这样的追祖认同中形成，不管王朝如何循环，中华民族都在进展，这是文化中国的胜利，也是文化中国强大的生命力。
这样的“华”是文化中国，本来就统一，无论兴亡都不曾改变。所谓统一与分裂，是针对王朝言，而非对文化中国说。我民族，能历五千年而不衰，就因为在王朝中国以外，还有文化中国在，而我国之本体，不仅以国土为安身根本，更以历史文化为立命依据。所以，天下兴亡时，宁可亡国，也不可亡天下，这个天下就是指文化中国。
守住文化的根以史，发扬民族的魂以诗，大唐江山，以诗发扬之，诗兴而国兴。故科举以诗取士，以诗人治国，那是王朝之事。以诗性文化各民族，形成新兴唐民族，在民族精神大合唱里兴起唐诗的江山，是文化中国的使命。在四万多首唐诗里，唐民族被称之为“汉家”。
“汉家”在唐人边塞诗里，已经跨越了朝代，符号化了，它属于文化中国，其使命为汉化。“汉家战士三十万”，都是“好汉”！“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汉家”，成了中华民族的标志，在民族大融合中高扬了汉民族的主体性，从一代汉王朝上升为民族代表。
“汉家”认同，始于五胡。乱华的始作俑者新匈奴人刘渊，就打了“汉家”旗号，立国号“汉”，改姓“刘”，自称冒顿之裔，汉家的外甥，与汉家“约为兄弟”，取西晋而代之，乃是“兄亡弟绍，不亦可乎”？而且推崇刘备，追尊后主，“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北魏汉化更为彻底，孝文帝全盘汉化，说汉语，穿汉服，改汉姓，做汉人。从传世的北朝壁画、雕塑来看，鲜卑人头上的辫子都已不见。拓跋氏虽然拒绝了崔浩提出的以李陵为先祖，却改姓为“元”。鲜卑人以“元”为姓氏，后来蒙古人以“元”为国号，都取《易》曰“大哉乾元”。为什么拓跋氏不接受李陵为先祖呢？很可能是由于南朝人太热衷所致。在认祖“李陵”问题上，拓跋氏不可能跟着南朝走。南朝士人与崔浩联手，打“李陵”牌，其意在为胡人的“汉家”身份提供认证，为汉化准备前提。
李陵的历史价值，被南朝士人用来推动文化中国进展。这一时期，李陵的诗，突然光芒四射，照亮诗坛，被萧统择入《文选》，钟嵘《诗品》列在上品第一人。
李陵本为汉家名将，命运又很悲苦，子孙散落草原，人称“李陵胡”，尽管时人已指出其诗可疑，然其影响，却蒸蒸日上，因为时代需要“李陵胡”为天下建立统一性。历史翻开了新一页，西晋与五胡十六国已结束，北方被北魏统一，东晋在南方，也被刘宋取而代之，新的南北朝已开始。
南北朝的出现，使战争性质发生改变，从外部民族战争，转向大一统战争，南北朝都在为统一寻找合法性来源，崔浩于此时提出“李陵胡”，目光何其深远！为汉家把握了历史主动权。
北魏孝文帝看到了这一点，由平城迁都洛阳，进入中原，一边汉化，一边进行王朝战争。然而，在统一的合法性基础形成之前，南征也好，北伐也罢，都没有真正的赢家。因为孝文帝没认祖李陵，北魏遂与李陵绝缘，未能形成与南朝对话并进行统一战争的基础。在南朝看来，你拓跋氏再怎么汉化，如非李陵之裔，那还是胡人，非我族类，何来统一前提？但在北方民间则纷纷自认为是李陵子孙。正是在此认同基础上，北朝自北魏，经北齐、北周，以至于隋，终于回归汉家，以“李陵胡”为号召的汉人政权一出现，南北朝就趋于统一了。
崔浩提出拓跋氏认祖“李陵”，背后隐藏了两个政治观点：其一，拓跋氏系李陵胡，此为以崔浩为领袖的北方士族与北魏合作的基础，如非李陵子孙，则合作不成，正是这一点，使他招来杀身之祸；其二，以李陵为号召，从民族战争转入王朝战争，为统一战争提供正统的合法性来源。
北魏以后，李陵就成为胡人认祖的对象。李陵身陷匈奴后，留在漠北，与匈奴女子婚配，子孙繁衍，自西汉以来，所见胡人之黑发黑瞳者，多被认为或自认为李陵之后，而拓跋氏就被认为是李陵后裔。“李陵”成了胡汉一体化的符号，拓跋氏拒绝认祖李陵，在统一战争中也就丧失了正统性。
早在太史公笔下，李广祖孙三代的遭遇，就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汉家子孙。老英雄李广，因卫青不公愤而自刎；子李敢，一怒而打卫青被霍去病射杀；孙李陵，因孤军失陷于匈奴家破人亡，郁郁而死。此后，英雄一脉，分为两支，一支在胡地，为“李陵胡”，一支在陇西，号称“陇西李氏”。
唐太宗李世民，既追祖老子，又认祖陇西李氏，但拓跋氏在唐朝已称“李氏”，李世民之“李”，便出自拓跋氏之“李氏”，是“李陵胡”的一支，不属于老子和陇西李氏。其实拓跋氏“李”和“陇西”源出一支，因为“李陵胡”认祖陇西李。李白也自称出于陇西李氏，后来干脆认作李广之裔。
李广生不逢时，却飞扬在唐人的边塞诗里，以“飞将军”闻名。汉家大合唱，领唱者，不是雄才大略的汉唐帝王，不是天才无敌的诗仙李白，而是忠义传家子孙兴旺的飞将军李广。王昌龄那首最著名的边塞诗，唱出了一代新朝和一个新兴民族对英雄的向往，以子孙的名义放声唱：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一个认祖英雄的民族，终于唱出了历史最强音——盛唐之音，一个英雄世家，永世长存！从这样的盛唐之音里，走来了两个最优秀的子孙：李白和李世民。在民族大融合、汉家大合唱的盛唐之音里，一个英雄家族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大团圆，“李陵胡”和“陇西李”在唐诗的江山里破镜重圆。以英雄家族大团圆为中心，一个英雄的民族也大团圆了，那些流浪的炎黄子孙，终于殊途同归，一齐走向汉家天下。汉家天下在唐朝，就是唐诗的江山。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转自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