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中，了解红色南粤、了解中央特科的真实版“潜伏”……
《红色广东》丛书，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编纂，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叶孝慎著，金城出版社，2021年6月。
《星火岁月》（上下），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合编，广东教育出版社，2021年4月。
《1937，延安对话》，托马斯·亚瑟·毕森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6月。
全套丛书共5大系列75种
《红色广东》丛书：讲好南粤红色故事
2021年6月，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主持编纂的《红色广东》丛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丛书全面梳理广东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广东红色文化内涵，为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套权威而通俗的读本。
广东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不仅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省份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漫长历程中，广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发动、组织和领导广东人民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远的革命斗争。《红色广东》丛书充分挖掘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的丰富内涵，以相关的文物、文献、档案、史料为依据，按照点面结合、时空结合、雅俗结合原则，分为总论、人物、事件、地区、教育五个系列。
总论系列图书主要综述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革命斗争历史，旨在让读者了解广东红色历史的概况、地位与特点；人物系列图书主要讴歌广东红色人物（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工农运动领袖、左翼文化先锋、革命烈士等群体），记述他们的事迹和故事；事件系列图书主要论说党领导广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地区系列图书从地市和历史专题角度梳理广东地域红色文化；教育板块图书着力打造面向青少年及党员的红色主题教材。
丛书由广东各级党史研究室、党校和高校党史与历史学者以及知名作家联合倾力打造。全套丛书共75种，于2021年6月推出第一批图书40多种，包括《中共广东历史百年大事记》（上下卷）、《华侨、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黎明之前：广州起义纪事》及广东红色人物传记、广东各中央苏区县简史、广东地市红色地图等。
广东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新生到大革命、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斗争全过程。广东这片红色热土，老区苏区遍布全省，大大小小的革命遗址分布各地，留下了宝贵而丰厚的红色文化历史遗产。据《红色广东》丛书责任编辑卢雪华透露，接下来，还有《中共广东历史简明读本》、红色地图系列、广东红路系列等二十多种图书，也会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推出。
专访《红色广东》丛书责任编辑卢雪华：
对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最新成果的全面梳理
南都：《红色广东》丛书的策划初衷是什么？
卢雪华：《红色广东》丛书项目自2019年年初开始策划，主要是从广东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出发进行整体考量，前期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梳理和实地调研，包括有形的革命遗址及相关的革命人物、历史事件，希望通过对这些宝贵的广东红色革命文化资源的挖掘梳理和保护利用，展示红色精神的恒久魅力，传承红色文化基因。根据红色文化资源属性和读者市场需求，最终决定从总论、人物、事件、地区、教育五个系列，联合广东各级党史研究室、党校、省作协和高校党史与历史学者，动员全社力量、耗时数年精心打造这套丛书。
其中，总论系列图书主要综述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的革命斗争历史，旨在让读者了解广东红色历史的概况、地位与特点；人物系列图书主要讴歌广东红色人物（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工农运动领袖、左翼文化先锋、革命烈士等群体），记述他们的事迹和故事；事件系列图书主要论说党领导广东人民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事件；地区系列图书从地市和历史专题角度梳理广东地域红色文化；教育板块图书着力打造面向党员及青少年的红色主题教材。
南都：在《红色广东》丛书的众多书目中，有哪些特别值得读者关注？
卢雪华：丛书中有一个系列——“红色党课十讲”，包括《中共广东早期组织的创建》《中共三大与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大革命时期广东工农运动》《东征南讨与北伐战争》《工农武装起义与红色政权的建立》《中央秘密交通线》《华南抗日纵队的建立与华南敌后战场》《华侨、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秘密大营救与护送民主文化人士北上》《解放广东》共10种。这套红色党课教材，着重强调知识性、故事性、经典性、通俗性，通过高度概括、深度提炼、系统总结，讲述辉煌历史，展现南粤情怀，旨在为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套权威而通俗的读本。
南都：你认为《红色广东》丛书对广东红色文化的挖掘、党史研究的学术推进有何积极意义？
卢雪华：广东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不仅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国内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省份之一。广东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新生到大革命、土地革命，再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革命斗争全过程，留下了光照千秋的革命历史和革命精神，以及宝贵而丰厚的红色文化历史遗产。《红色广东》丛书以相关的文物、文献、档案、史料为依据，对近些年来广东红色文化资源研究成果做了一次全面系统梳理，有利于为党史学术研究提供史料参考和内容支撑。为增强这套红色图书的影响力，更好实现其应有的传播效果，我们在纸质图书的基础上增加了PPT、音视频等延伸服务。
首部中央特科全景纪实作品出版
《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揭秘真实版的“潜伏”
“在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过程当中，如果缺了我们所做的工作，很有可能下一代更难理解上辈和上上辈们所做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起好桥梁作用。”长期研究中共隐蔽战线史的叶孝慎说。拨开历史的迷雾，将真相披露出来，“给后人一个认识历史的台阶”，是他由衷的心愿。
2021年6月，著名作家、中共党史专家、中共隐蔽战线史学者叶孝慎撰著的《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由金城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首部全景讲述中央特科历史的纪实作品，以清晰的细节和详实的史料，再现中央特科在旧上海波谲云诡的斗争，描绘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群像。
党史上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
大革命失败后，迫于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共中央机关于1927年9、10月间，从武汉迁回上海。当时的上海，军警宪特、租界巡捕、帮会势力和地痞流氓云集，地下斗争日益激烈。1927年11月，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周恩来筹建并领导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业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在腥风血雨、艰难竭蹶的环境下，中央特科勇于向反动当局“亮剑”。
八年时间里，中央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包括组建了第一个打入敌人“心脏”的工作小组（“龙潭三杰”）；发展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开辟了第一条地下交通线（上海至中央苏区）；研制了第一部无线电收发报机（同各地党组织取得电讯联系）；编制了第一套密电码（“豪密”）；设置了第一座中央级秘密档案库（中央文库）；第一次公开镇压叛徒（何家兴、贺稚华夫妇）；第一次协同保卫重要峰会（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第一次成功转移党的机关（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的机关）等等。
中央特科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隐蔽战线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对敌斗争中立下了彪炳史册、光照千秋的不朽功勋。
历史就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我写书，写文史类作品，有一个原则，就是多用引号，尽量以原始材料说话。”叶孝慎说。在《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一书末尾，罗列了整整十页的参考文献。其中每一章节、关于中央特科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叶孝慎都有一手材料、独到见解。
和常人想象的不同，这些材料并不神秘。叶孝慎说，他在《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里使用的材料，肯下苦功夫的人都能找到。比如，该书第一章《不知掩饰，不知生存》，以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有“我党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称的顾顺章为主角。“写顾顺章的人都说他是魔术师，谁又真见过顾顺章变魔术的原始记载？于是，我就找。请人一起找。历史凭什么说话？历史就是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叶孝慎和他的朋友最终在1930年11月9日、12月1日的《申报》上分别查到了顾顺章化名“化广奇”开办奇星魔术研究社的启事，找到了根据。
潜伏是隐蔽战线的第一要义
越是一手的档案材料，越接近事实的真相。“《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不是一部学术专著，某种程度上还是文学化了的大纪实作品。但必须抱着学术考证的态度，宁愿少说几句，也不要随随便便胡说。”叶孝慎对南都记者表示。
在《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里，叶孝慎区分了隐蔽战线和地下斗争的区别。一般的地下党，组织架构都取金字塔形，从基层到中层，从中层到高层，从个别党员到党小组、党支部，再到区委、市委、省委，自下而上，垂直管理，形成一个很大的体系，唯此才能一呼百应，在一个很大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而隐蔽战线截然相反，越是暗中较劲，死一样寂静，越是要撇得清清楚楚，切割得干干净净，变纵向为横向，绝对个对个，单兵作战，独自交往，没有一点同一层级上的横关系。
叶孝慎表示，地下斗争可以做隐蔽战线的事，渗透、刑侦、策反；隐蔽战线不能做地下斗争的事：宣传、鼓动、扩张。潜伏是隐蔽战线的第一要义。潜伏的最高境界是“两阵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所以，真正的隐蔽战线的斗争方式就是“不斗争”，叶孝慎告诉南都记者，正如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技巧”。“真正的隐蔽战线，往往就是冷子一枚，长时间按兵不动。也许你一直没有动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也没有干过，但你隐蔽在那里，你就是个无名英雄。”
《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的封面用的是一幅油画，是画家王金安为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而作。画面上，周恩来、陈云、邓颖超、聂荣臻、陈赓、李克农、钱壮飞、李强、潘汉年等中央特科主要成员围桌而坐，神态各异，但目光都透露出信念、智慧和勇气。
《剑吼西风：中央特科纪事》一书出版后，在社会各界引起极大反响。中共隐蔽战线老战士、年近百岁的王征明说：“在中央特科诞生九十多年以后，要写一部较完整的中央特科史简直是不敢想象的。但叶孝慎凭着自己的学养和洞察力，勇于担当，实事求是，以严谨的治学精神修史，全身心地投入，历时多年，终于写出这样一本有质量、有价值的史书，意义十分重大！”
67个广东革命老区第一个党支部的故事
《星火岁月》：当红色火种撒遍南粤
你知道广东有多少个革命老区（苏区）吗？广东第一个党支部（小组）诞生于何处？南粤各地第一个党组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与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联合编写、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星火岁月》为你讲述这一段段不平凡的故事。
该书选取广东革命老区第一个党组织作为切入点，重温了67个党组织成立的经过，再现了早期广东共产党人英勇斗争的风雨历程。通过回顾革命年代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理想，来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弘扬红色革命历史文化。
在革命斗争的岁月中，遍布南粤老区、苏区的党支部，犹如沉沉黑夜中熠熠闪烁的点点星火。其中，有周恩来亲自指导，由彭湃担任书记，并带领海丰人民举行三次武装起义、成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中共海丰支部；有成立于1924年，率领广宁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西江地区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之一——中共广宁支部；有学子归乡，报效故里，牺牲年轻的生命而成立的南路第一个县级党组织——中共电白支部；有被朱德拯救于低潮，由阮啸仙重整壮大，推进县、乡、区苏维埃政府成立的仁化县第一个党支部；有配合南昌起义军参加“汤坑战役”，成立当地第一支革命武装，参与梅埔丰苏区创建的中共丰顺支部；有创建于省委机关转移粤北途中，组织“青抗会”掀起抗日高潮，由“抗大”毕业生担任支部书记的中共阳山支部……
《星火岁月》一书由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精心组织，通过编委会形式展开组稿，在全省范围内组织67个革命老区、苏区的党史部门认真收集、整理关于本地“第一个”党支部成立的材料和发展壮大开展斗争的素材，材料和报送。
广东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黄春青表示，《星火岁月》从策划到最终问世历时近一年半，“因有些老区经历了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或设立等变迁，‘第一个’归属可能存在一些争议，有些定性也需要厘清，如‘海丰苏维埃政权’究竟是全国第一个还是县级第一个政权？这些史料需要县、市、省党史研究部门逐级审核和权威确认后，再由出版社编辑人员根据材料加工、创作和编辑。”
黄春青认为，在建党100周年华诞之际，重温革命老区党史，把党领导广东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和伟大功绩挖掘深、研究透、展示好，是新时代广东出版人义不容辞的使命。“重温风雨历程，铭记星火岁月，讲好党史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是历史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也是党中央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我们奋进新时代，砥砺再出发的需要。”
被誉为“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1937，延安对话》：中共为什么“能”
1937年6月，美国学者毕森一行造访延安。虽然只停留了四天三夜，但共产党人在艰困环境中的精神魅力和坚定信念，却影响了这位美国学者一生。八十余载之后的今天，毕森造访延安的笔记被翻译成《1937，延安对话》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被认为是我党在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见证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
托马斯·亚瑟·毕森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他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袖。
在毕森的眼里，四十三岁的毛泽东“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朱德有一张中国革命运动中“地地道道的农民的脸庞”，“他那种开朗、亲切的性格总是让人感到快乐”。而周恩来干净利落、衣冠整洁，“普普通通的红军军装穿在他身上，却能显示出卓尔不群的风采来。”
他将见闻与采访用铅笔写在两个笔记本上，在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的同时，也为中国乃至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复兴所作的艰苦努力，开启了视野，解开了谜团。
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风采。
漫长、辗转却充满惊喜的编辑过程
2019年1月，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译者李彦，写了一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延安的《延安笔记》一事，引起了《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的注意。“直觉中这是一部极具史料价值的笔记，因为与延安、与斯诺等有关系。当时想，这也许是一部有待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她开始按图索骥寻找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和方式，最终惊喜地发现，延安笔记自写作以来，除毕森在他的一些专著中引用过外，只有在1973年中美关系迈上新台阶后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版过一次，至今再未出版，而且更没有授权中国的任何一家出版社出版过中文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惊喜，一部从未发表过的珍贵史料，对于出版社、对于一个编辑来说，无疑是一件巨大的幸事。”
如今，80多年前那两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在中文世界推出。孔令燕说，这是她从事编辑工作二十多年以来用时最长、投入情感最多的一本书。“这本书，用鲜活生动、确证的事实，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专访《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
这本书为历史增添了活生生的确证
南都：《1937，延安对话》能给我们提供哪些关于根据地和革命领袖的新的认识？
孔令燕：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就是，我们能明确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看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实质性的作用。
这本书的时间点是1937年，恰好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卢沟桥事件爆发前夕。我们经常讲，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广大军民，是抗战真正的中流砥柱。从《1937，延安对话》里可以明确看到这些信息，通过这本书，当时革命领袖们的殷切希望、迫切心情，是我们作为后代能够切实地感受到的。
南都：《1937，延安对话》这本书的行文风格是怎样的？
孔令燕：整本书的风格是白描式的，清晰、明白。毕森是一位学者，在行文中不过度发挥，只是朴素、忠于史实地记录。而且，我在编辑的过程中也通读参照了英文原文，他的原文非常清晰、明白，用词非常精准，不啰嗦。
这样的风格，使这本书看上去体量很小，但信息量很大。毕森在描写一件事情的过程中，没有特别多的个人的发挥。我是搞文学的，见过太多的带有主观色彩的描述，在描绘事物的时候过多投射作者的主观想象和情绪。由于毕森是一位学者，他非常注意事实的客观性。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包括照片）更是一份史料，而不仅是文学创作。
南都：相对而言，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里是不是写得更具有色彩一点？
孔令燕：两本书确实不太一样，但是相互印证，都是重要的文献。斯诺是一位记者，他到延安是1936年，比毕森记录的时间更早半年多。1936年长征刚刚结束，而斯诺也把很多的笔墨给了整个中国工农红军队伍。他在根据地待的时间更长，《红星照耀中国》里写了很多故事。他的写法更全景式、更细节化、故事化。
而毕森是一名研究东亚的学者，他的想法和到访时间都与斯诺不同。毕森到访的1937年，领袖们的革命主张和理念更清晰、明确了。学者关注的东西跟记者不一样。虽然毕森和斯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但是是相互映证、相互补充的。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朱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