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希·米特福德笔下的18世纪风流人物

(图片来源：IC Photo)

杨靖/文

一

英国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Mitford）是里兹代尔男爵二世长女，自幼酷爱文学。自1923年定居伦敦不久，她便开始为《淑女》《时尚》等报刊杂志写稿。她早期“风俗喜剧”类作品最受好评：“在轻松愉悦的外表之下，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和的悲观主义”——正如批评家所指出的，此时她的写作风格轻快而不失犀利，充满调侃和戏仿，与她后期小说明显的阴郁风格大相径庭。

传记作家劳拉·汤普森在近著《米特福德六姐妹》中对南希及其姐妹的刻画极为传神。其中既有崇拜希特勒并投向纳粹怀抱的尤尼蒂，也有激进的共产主义者杰西卡，姐妹中最为低调的帕梅拉，嫁给富豪科学家德里克·杰克逊。另一位姐妹德博拉是德文郡公爵夫人，她才华出众、能力超群，将庄严的公爵府打造成为一座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纪念碑。

当然，相对于其他姐妹，南希与黛安娜的爱恨纠缠可谓“一言难尽”。20世纪30年代，孤傲冷艳的黛安娜与一名法西斯官员莫斯利爵士一见钟情，随后搬迁至柏林。他们的婚礼在戈培尔家中举办，希特勒是座上嘉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黛安娜被关押三年。出狱后，成为社会底层的“贱民”。2001年，她在写给德博拉的信中表示：“遭世人怨恨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黛安娜并不知道她被捕入狱乃是源于同胞姊妹南希的告发。根据传记作者的考证，在这一种“自以为是的背叛行为”背后，掩藏更多的是“南希长期压抑的嫉妒和对爱情失望的悲伤，而不是黛安娜或莫斯利投身于令人反感的政治”。二战后，莫斯利一家流亡到法国奥赛，婚姻美满，其乐融融，与孤苦伶仃的南希恰成鲜明对比。尤其是当原本爱慕南希的名作家伊夫林·沃拜倒在黛安娜石榴裙下之后，占有欲极强的南希顿时陷入疯狂的妒忌和怨恨之中，不惜“大义灭亲”以泄私愤。

在20世纪的英国历史上，作为“消逝的贵族气质”的象征，特立独行的米特福德六姐妹不仅成为公众长期关注的话题，也成为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伊夫林·沃曾以六姐妹形象为原型创作小说《邪恶的肉身》——该作与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并列“爵士时代”文学经典，堪称“总结与界定浮华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珍品”。2014年9月，六姐妹中最后一位德文郡公爵夫人离世，再次唤起民众对米特福德家族昔日荣光的追忆和崇拜。正如《卫报》专栏作家哈德利·弗里曼评论的那样，米特福德姐妹代表的不仅是荣耀和悲剧，还有自由和勇气：“她们告诉我，女人可以突破家庭和社交规范，设计自己的生活，无论好坏。”——而报刊纪念文章引用最多的则是南希·米特福德《蓬帕杜夫人》的最后一句名言：“自此以后，凡尔赛宫陷入无边的沉寂。”

二

1942年，米特福德与流亡伦敦的“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将军助手帕莱夫斯基上校相识。1945年，《爱的追逐》以轻松愉悦而又不乏睿智的笔调征服了无数读者，成为英美两国的畅销书。另外两部小说《恋恋冬季》和《福分》同样在市场大获成功。其中《恋恋冬季》被《卫报》列为英国人“一生必读之书”——书中描绘了以马修大叔为家长的英国贵族家庭，其人物原型正是她的父亲戴维男爵。据说，《唐顿庄园》的编剧朱利安·费洛斯正是在米特福德启发下，才塑造出格兰瑟姆伯爵夫人这一经典人物形象。该角色身上散发出英国上流社会特有的幽默感，恰好也是米特福德小说创作的精华所在。

自20世纪40年代起，移居巴黎的米特福德对法国历史产生浓厚兴趣，开始将创作重心转向法国传记小说。“你觉得为蓬帕杜夫人撰写一部传记如何？”1951年，米特福德在信中询问她的出版商哈米什·汉密尔顿。由此，米特福德在凡尔赛宫附近开启了她传记文学创作的崭新事业。在此后十余年间，她先后完成《蓬帕杜夫人》（1954）、《恋爱中的伏尔泰》（1957）、《太阳王》（1966）、《腓特烈大帝》（1970）四部文学传记，以历史的考据和浪漫的笔触向读者展现启蒙运动与18世纪法国的恢宏壮丽，受到欧美文坛一致好评。美国《时代》周刊盛誉：“在描写凡尔赛宫全盛时期的英语作品中，若论描绘浪漫光彩和隐蔽权力之功力，无人能够超越历史学家南希·米特福德。”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斯迈利评价米特福德不仅是历史学家，也是一流的文学家，其文学风格酷似简·奥斯汀，堪称“伟大的小说家”。

米特福德最初凭借小说创作而蜚声文坛，然而正如她在1961年访谈中所说，她童年时代阅读的英法名人传记才是她真正的兴趣所在——“我所阅读的书籍中，最多的仍然是传记、回忆录和纯文学作品”。而在所有的传记中，她最为推崇的是1914年之前出版的作品，因为她认为晚近传记作品太过热衷于详细记录一些“小人物”的生平，失之于“平庸琐屑”。而她的作品则聚焦于能够影响历史的“大人物”，尝试从史料中推演和再现其思想与动机，并力求由个人际遇折射时代背景。她的传记作品语言睿智风趣，引人入胜，往往通过寥寥数语，便能揭示传主的性格特征与深藏心底的功名欲望。

“普通人物无法吸引你”，《恋恋冬季》中男主人公阿尔弗雷德曾尖刻地评价女主人公范妮，“除非卓尔不凡之人。”无疑，米特福德和范妮属于同一类人——而她的历史传记写作，目的即在于刻画影响历史进程的卓尔不凡之人。正如斯特拉·蒂利亚德在《太阳王》一书《序言》中所说，“她喜欢嘲讽政治光谱中两极化的倾向，而且深信名人轶事和掌故八卦最有助于消弭生活的阴郁之气，其功效胜过任何官样文章”。

三

米特福德曾公开宣称法国小说家拉法耶特夫人及其《克莱芙王妃》是“我的最爱”，但私下里，她最仰慕的却是在法国宫廷呼风唤雨的蓬帕杜夫人。在蓬帕杜夫人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之时，没有人相信她能获得国王长久的宠幸——她并非出生于贵族之家，而只是资产阶级出身，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一缺陷简直可以算是致命伤。然而她却凭借美貌与智慧，成功吸引国王的注意，并顺利进入宫廷。对于放荡的波旁国王而言，她在生理上过于冷淡，似乎难以令国王保持长久“性”趣；此外，她树敌过多，以至于她常常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而历史典籍对她的描述，几乎也是一边倒的“差评”。

蓬帕杜夫人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直到她“碰巧”赢得法王路易十五的爱慕。后来，经过不懈努力，她成功处理好与几乎每个人的关系——包括王后在内，由此在宫廷一跃而成国王“最宠爱的情妇”。受宠的蓬帕杜夫人获得了巨大权力，实际上影响法国近二十年，介入制定若干重大内政外交政策，但绝大部分以失败告终——历史表明，她在文化艺术方面作出的贡献远胜过其宫廷政治的成就。

蓬帕杜夫人生前遭受严厉的谴责，身后更是名誉扫地，但在米特福德笔下，她似乎重新恢复了优雅的姿态——不仅因其貌美，以及出身于资产阶级却丝毫不受影响的魅力，还因为她对丈夫蒂奥勒及其家族的忠心耿耿。作为国王的情妇，她成功取代王后掌管宫廷；她长袖善舞，灵活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日益扩张的政治权力，成功化解其政敌黎塞留公爵及普通民众的仇恨；甚至在她与国王的肉体关系不复存在之后，仍能借助迷人的风度智慧，以持久的“柏拉图之恋”取代鱼水之欢；她不遗余力地赞助并鼓励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进行创作；她一向注意培养和提升自己在服饰及园艺方面的高雅品位，是当之无愧的“时尚女王”。在这里，除了偶尔的揶揄和微讽——与米特福德之前的作品一样，《蓬帕杜夫人》以妙语机锋见长，尽管其中不乏精湛的学术研究，但较之于专业的历史著作，该书显然更具八卦色彩——米特福德倾注了全部的同情和赞美，同时也表现出她本人天生对于高贵和典雅风范的激赏。

米特福德的第二部传记围绕夏特莱侯爵夫人和伏尔泰长达数年的恋情展开。夏特莱侯爵夫人是著名数学家，在伏尔泰的启发和帮助下，她将牛顿在物理学方面的革命性成就引入法国。该书讲述了两位卓越之人精彩绝伦的风流韵事，与此同时，它也是一部带有八卦色彩的18世纪生活指南，全面揭示出启蒙运动时期法国上流社会及知识界的各种陈规和乱象。根据米特福德的描述，除了伏尔泰，侯爵夫人还深爱着另一名数学家莫佩尔蒂院士；中年以后，她又不由自主地爱上法国文人圣朗贝尔。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夫人也有不止一位“情敌”与之争夺伏尔泰——先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 (详见下文)，后来是这位哲学家的外甥女。所幸的是，至少，夏特莱侯爵夫人的丈夫并不妒忌伏尔泰，更不会找他的麻烦——三人一度同居于西雷庄园，相安无事，其乐融融。米特福德一再向读者保证，在这一点上，夏特莱侯爵夫人与其丈夫二人表现得“同样完美”。

伏尔泰与夏特莱夫人的恋情始于他们共同的学术兴趣。他们一同探求自然科学以及恋爱哲学。而后他们的关系逐渐归于平淡，转为习惯和依赖。夏特莱夫人显然比伏尔泰更加多情，像米特福德本人一样，她一直具有很强的占有欲，甚至当她与别人有染时，她仍试图对伏尔泰严加管控。正当伏尔泰彷徨无计之时，腓特烈大帝促使他决意“暂时”离开西雷庄园和夏特莱夫人。其后经过数年的兜兜转转，在这段漫长的恋情接近尾声时，伏尔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又老又坏之人”——年纪太大，无法与夏特莱夫人相爱，却又轻易受到他年轻而孀居的外甥女的诱惑——可叹的是，恰在此时，与圣朗贝尔堕入情网的夏特莱夫人却意外怀孕，最终死于分娩，时年四十三岁。

照米特福德的看法，伏尔泰是一位著名诗人，也是一名精明的投机商和成功的资本家。从一定程度上说，他与夏特莱侯爵夫人的相遇可以说是理性与感性的碰撞——在西雷庄园，两位杰出学者充满激情的爱情故事震惊了法国上流社会，他们在文学、哲学以及物理学上的开创性成就激起了政治和科学革命的浪花。米特福德对于启蒙运动时期的情史描写，既有微妙的讽刺，更为这个理性时代增添了精彩——借用她自己的话，这一段历史“自始至终都令人惊叹”。

米特福德的第三部传记是《太阳王》。1643年，年仅五岁的路易十四荣登宝座。1715年，就在他生日前几天，路易十四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七岁，在位长达七十二年。临终之前，他将王位传予曾孙路易十五。

《太阳王》一书按照时间顺序，全面地记录了这位帝王非凡的一生：自1661年马扎林去世路易十四“亲政”开始，到他大兴土木将其父简陋的“狩猎小屋”改建为一座功能齐全的王宫府邸——凡尔赛宫，再到他纵横欧洲大陆的丰功伟绩，最后在他最喜爱的凡尔赛宫谢世。在他弥留之际，他最担心的是他唯一的直系继承人、身体羸弱的路易十五能否存活下去——历史证明这位帝王的担忧纯属多余：路易十五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活得很好；他于1774年病逝，享年六十四岁，在位近六十年，仅次于路易十四。

米特福德撰写的这部传记，绝非仅为这位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王大唱赞歌——她无意于对国王的私人生活、审美情趣、闲暇娱乐，以及内心世界等作烦琐考据，而是更为注重刻画国内政治以及与之同步发生的对外战争，也正是这一点将该书与当代其他学术历史著作区别开来。与此同时，这部传记包含的内容令人眼花缭乱，读起来甚至令人“背负一丝罪恶感”，仿佛作者是一个徘徊在凡尔赛宫附近的小报记者，窥视并记录着贵族们的种种缺点和癖好。

在该书的开头，凡尔赛宫备受瞩目，因为路易十四刻意将其打造为“宏伟而又不浮华”的欧洲顶级宫殿，但绝大部分贵族并不支持国王将政府权力中心从巴黎转移到凡尔赛——如此一来，贵族的势力被削弱，不得不沦为在国王面前争宠的朝臣甚至弄臣。自首席大臣科尔贝以下，包括孔代亲王在内的王公权贵尽被国王玩弄于股掌之中，作为当时欧洲专制王权的头号代表，路易十四的权谋之术于此可见一斑。

当然，米特福德在书中不仅描画了路易十四及其贵族大臣，更刻画出幽居深宫的国王“情妇”（该书的焦点即在于蒙特斯潘夫人及其“闺蜜”曼特农夫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她们不仅争夺国王的身体，而且也争夺他的灵魂）的群像——尽管她们中的许多人成功地攀爬上御床，并为他诞育子嗣，但显然并非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从拉瓦利埃到蒙特斯潘夫人，国王的注意力和兴奋点迅速转移到下一个“猎物”，对前者绝少眷恋之意。照米特福德的说法，“国王对拉瓦利埃的关心越来越少，态度也越来越冷淡，但这并不妨碍他再让她生一个孩子充当临别礼物”；而前后与国王生育七名子女的蒙特斯潘夫人最后的归宿，是一座修道院。

除了讲述这位国王的生平以及他对凡尔赛宫和女人的浓厚兴趣，《太阳王》还涉及上流社会中猖獗的投毒行为和医师糟糕的行医水准等话题（在宫内施行外科手术时，夫人小姐“镀金的卧室就会变成屠夫的店铺”）。神通广大的拉瓦赞夫人通过调制春药和黑弥撒大发横财，但即便在东窗事发后，不少当事之人却总能逍遥法外——多半由于国王的恩赐。在太阳王神圣的光环之下，不知笼罩着多少肮脏和阴暗——从这一角度看，外表光鲜的凡尔赛宫无异于罪恶的渊薮。

尽管该书读起来饶有趣味，但故事讲述到路易十四（在王后去世后）与曼特农夫人秘密结婚时，叙事基调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轻松有趣转变为严肃沉重：路易十四一改往日作风，转变为虔诚的宗教人士（至少在表面上严格遵守教义），并试图将虔敬的信仰强加给他的臣民。更糟糕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尽管他觉得自己相当强健，却眼看着自己的子孙相继夭亡，不免悲从中来——这也是米特福德最擅长的反讽手法：世间万事万物，在一番喧嚣之后，总不免归于沉寂。连国王也不例外。

四

米特福德最后一部传记是《腓特烈大帝》。这部传记生动活泼，既感人肺腑又极具启发性。米特福德对这位普鲁士国王和他所处的时代饱含崇敬和赞美之情，并将这一时代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她不仅描绘出腓特烈悲惨的童年、他在莱茵斯贝格博览群书的经历，更着力刻画他与友人（尤其是伏尔泰）的爱恨情仇——腓特烈大帝曾言：令他平生倍感荣幸的有两件事，一是他人生的最初三年能够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另一件则是他能够和伏尔泰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与前三部围绕凡尔赛宫和男女情爱的传记不同，女作家为何会选择以“武功”著称于世的腓特烈大帝？“我对腓特烈大帝的痴迷难以用语言描述”，在写给美国学者、18世纪文学研究专家罗伯特·哈尔斯班德教授的信中，米特福德如是宣称，“然而令我感到困惑的是，其他作家居然把他的一生描述得如此枯燥乏味。”——此处的“其他作家”无疑是指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托马斯·卡莱尔。他写下了皇皇六卷本的巨著《腓特烈大帝传》。

对米特福德而言，腓特烈大帝这位英雄人物，既是一位战时领袖，又是一位古典学者（代表作《驳马基雅维利》），亦曾资助过伏尔泰，因此算得上是作家心仪的“完美”传主。英国人常常将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的腓特烈大帝与希特勒相提并论，而米特福德则希望能够呈现作为“开明专制君主（明君）”的腓特烈大帝支持启蒙运动的一面——“从欧洲视角提供一些帮助”，从而缓解英国与德国长期对立仇视的情绪。

1740年，自称为“普鲁士第一公仆”的腓特烈大帝甫一继承王位，便发动旨在拓展疆土的对外战争。从奥地利手中攫取西里西亚之后，普鲁士遭到欧洲列强共同抵制，由此陷入连续不断的战争纷扰之中；1756年，腓特烈大帝入侵萨克森更是拉开了欧洲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七年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在内政方面，他倡导政治经济改革，着力构建高效的行政官僚体系，通过改革废除刑讯逼供制度，并大幅减免农民地租和赋税——在当时的欧洲大陆，无论身居何处，农民都是最受压迫的阶层，腓特烈大帝却总是竭尽所能地帮助农民，从而赢得民众一致拥戴。然而，由于长期背负“好战”的恶名，他的对内政策往往为人所忽视，并未受到公正的评价。这也是米特福德撰写这部传记的初衷。

米特福德在小说创作中经反复磨炼而自成一家的写作风格也同样体现在她的传记作品中，即令人难以置信的轻松文风和可洞穿一切的过人智慧贯穿其创作过程之始终。在《腓特烈大帝》一书中，她成功地将一个古板执拗的“战争狂人”描绘成一位独具个人魅力的历史名人，比如他严格的作息时间表：每天早晨5点必须被叫醒——尽管他讨厌早起，但直至他离开人世，每一天他都会强迫自己早起（并坚持吹奏长笛四次）。根据他的口谕，如果他不肯起床，宫廷侍卫可以用一块冷水浸过的布扔到他的脸上，以此促其“自醒”。诸如此类的细节刻画，使腓特烈大帝这一文学形象得以永驻读者心间，同时也让读者在阅读这部描摹生动、细致入微且独具作家个性色彩的传记时产生极度“舒适愉悦”之感。

作为米特福德最后一部作品，《腓特烈大帝》一书以大量史实考据为基础，经过精心锤炼打造而成。其文风轻快睿智，堪称是作家以平生学识向腓特烈大帝致敬之作。此书出版后，《每日电讯报》评论“本书将成为最具权威性的人物传记”。著名文学评论家、《地平线》杂志创始人西里尔·康诺利也高度评价米特福德“将平凡的史料打造成引人入胜的文学素材，这一技能令所有历史学家羡慕不已”。1973年，米特福德溘然长逝。作为四部历史传记的最后一部，《腓特烈大帝》由此也成为这位20世纪英国著名作家的“天鹅之歌”。

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美国当代著名作家简·斯迈利在传记书评中所言，“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便是作家主体性在作品中的体现”。纵览米特福德包括四部传记在内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部都有她本人的影子：《爱的追逐》《恋恋冬季》等爱情故事被批评家视为“影射小说”；《太阳王》和《腓特烈大帝》是献给帕莱夫斯基上校的礼物，因为后者有“英雄情结”；而《蓬帕杜夫人》和《恋爱中的伏尔泰》等作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可以称之为“情妇的命运”——米特福德本人对此感同身受：上校宣称结婚只为生子，而她则不愿充当“生育机器”，故二人终究无法成婚——唯其如此，二人的亲密关系得以维系始终。这也是米特福德始终不渝的信念：“激情与婚姻本质上不可调和”。或许她毕生孜孜以求的正是伏尔泰与夏特莱侯爵夫人共同树立的“情人的典范”：“人生可以没有婚姻，但不能缺少爱情”。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本文为南希·米特福德人物传记系列丛书的总序，刊发时经作者修订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