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笔下的时代巨变与新人塑造

《晚熟的人》｜莫言｜精装 | 2020年8月

本书曾入选2020年8月光明书榜

来源 | 《光明日报》（ 2020年09月26日 12版）

作者 | 伍方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新近莫言中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面世，是2020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收获，在莫言的创作生涯中具有“再出发”的意味。套用他本人的说法，这可以算是一部“晚熟”之书。在这部历时近十年的“后诺奖”首作中，《晚熟的人》《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等作品，占全书近六成篇幅，是今年完成并首次发表。莫言用“晚熟”为笔下的人物与时代命名，也为自我重新定位，并提出“继续晚熟”与大家共勉，这使本书成为一部深度介入当下时代的作品。

与过去相比，莫言以有节制的语言和富于张力的视角，通过现场亲历和历史感重建，切入“高密东北乡”的时代巨变，塑造出一批个人文学版图和当代文学史人物画廊中少见的人物形象，尤其是新人形象，以历史和现实的鲜活对话，为探索新时代新农村历史转型和社会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可能性，提供独特的在场经验和文学思考。作品所描绘的新时代的乡村巨变和新人形象，所呈现的社会问题与愿景希冀，为当前处于起步期和探索期的新农村题材创作提供了借鉴。

总体来看，《晚熟的人》有大致统一的叙述视角和故事背景，主线是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或“莫言”讲述高密东北乡的人和事及其前世今生，尤其是当下的乡村巨变，12篇情节各自独立的小说呈现出内在的连续性和整体感。现场感和亲历性是它的首要特点。除《天下太平》使用第三人称，另两篇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小关”和“小光”，显然也都是“小管”（莫言）的变体。叙述者“我”和“莫言”作为对历史和现实各有侧重的亲历者，在不同作品中现身，讲述故事甚至成为推动故事的人物，使小说呈现出浓郁的现场感和非虚构色彩。

本书另一个特点是历史感的重建。当代乡村题材包括新农村题材的创作，常以驻村干部或大学生村官等“外来者视角”展开叙事，在发挥陌生化效果的同时，有时也难免历史感不足；而一些以“还乡者视角”写今昔变化的作品，往往也容易出现语境和时空错位的隔膜。《晚熟的人》中一半作品沿用了莫言乡村题材惯常的童年视角。青少年时期近十年“干农活”的经历和劳动美学的熏陶，以及参军及写作后始终保持的与乡村的血肉联系，使莫言成为当代作家中极少的“农事百科”式作家，历史感和童年乡村经验的重建成为他艺术世界的入口。

经过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新世纪、新时代以来的社会变革，现实生活和文学版图里的“高密东北乡”早已今非昔比。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本人和故乡带来的影响，成为艺术处理的素材之一，也强化了作品的时代感和真实性。注重现场亲历和历史感重建的现实书写，始终以今昔互动作为结构要素彰显时代巨变的主题。书名同题中篇小说《晚熟的人》围绕两个时代、一组人物的“晚熟”故事，叙写时代和个人一同走向成熟的历史来路和未来指向。

文学史上的新人形象，尤其是新时代文学新人形象的塑造，是备受文学界和理论界关注的话题。一个时代的文学，总是通过它所塑造的反映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具有与时代“共名”意义的新人形象，留下它在文学史上独特的印痕和位置。对此，莫言有清醒的认识。在《红唇绿嘴》中，他借第一人称叙述者作家“莫言”之口谈道，“在一次关于新农村文学的研讨会上，我说新农村之所以新，当然包括新房子、新街道、新家具、新食品、新品种、新的耕作方式等，但更重要的是新人，20岁30岁的农村青年是新人，像我们这些‘50’后，经历过人民公社大集体劳动的一代人，实际上也与时俱进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新农村的新事物、新人物的发现和艺术提炼，正是莫言创作的着力点。

莫言把“新人”视为“新农村之所以新”的原因，把“与时俱进”视为“新人之所以新”的前提，时代性或把握时代的脉搏，成为他笔下新人的特质。《晚熟的人》对新人形象的艺术探索包括几种类型：第一类是新一代村干部形象，他们不同于前辈村干部的最大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在政策水平、法治观念、新闻意识或新媒体意识等方面，都是新一代农民中的佼佼者。第二类是新型农民形象，这是“晚熟的人”的代表。第三类“新人”形象比较复杂，是信息化和人口流动加速、社会生态多样化的产物。

在《晚熟的人》一书中，莫言把“新农村之所以新”同新人“与时俱进”的时代性紧密相连，并从现场亲历和历史感重建角度把握时代和塑造新人，对新农村文学创作如何处理历史与现实、当下与未来的关系，如何通过发现有个性和时代性的人物讲好乡村故事，做了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