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

“中国学”（也称“海外汉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标志着中国学术的世界化，正如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一样，今日中国之学术已是世界之学术。同时，这种外在于我们的学问，由于其研究的特质性，从晚清以来一直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密切关注。尤其在当代，海外中国学著作大量翻译出版，其学术影响已经深深卷入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之中。

我们是否可以完全认同海外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呢？或者说我们可以全盘接受其研究的观点，不加批判地吸收到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之中吗？目前学术界在如何对待西方中国学的问题上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完全否认其学术研究，认为这些专家是站在殖民主义立场来研究中国的，所以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在精神和学术上对中国的又一次殖民，由此国内学术界对中国学的研究便成为一种“自我殖民”；另一种则完全跟随西方的研究，对其研究成果顶礼膜拜，缺乏必要的分析。这两种态度都有失偏颇。

为此，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这种批评的中国学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上，在一种开放的态度下与海外学界展开对话，秉承着一种学术的态度和精神，从跨文化的角度对海外中国学的历史展开研究，将其对中国文化的误读给以一种历史性的解释，对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和基督教本位主义给予学术的批判。对当代的海外研究也将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吸取其研究之长，批评其研究之短，在平等的对话中推进中国学术的建设和研究。

“批评的中国学”不仅仅在于纠正西方专家在知识上的差误、在认识上的缺漏，更重要的是要逐步走出他们中国研究的一些范式，重建中国学术的叙述。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后发的国家，晚清之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自然发展历史被西方列强强行打断，这是资本主义第一次全球化发展的一个结果，是西方国家对世界财富的第一次强行掠夺。这样的历史进程不仅仅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是灾难性的，对于历史与文化、精神与信仰同样是灾难性的。

中国传统文化叙述的模式通过西方中国学接受了西学的学术方式，这样一种转变也促进了中国学术的转型和发展。“六经皆史”，走出经学，以科学实证的方式开始叙述中国历史，是从罗振玉、王国维的敦煌学研究共同体开始起步的，以李济等的殷墟考古而完成。但由于中国文明史是独立于西方文明而自行发展起来的一个文化体系，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的文化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中国学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叙述，根据自己的传统和历史给予合理的解释，当代中国学术的重建就应该从梳理西方中国学的研究模式进入中国传统历史叙述方式入手，进而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

在对中国历史叙述的重大问题上，一些西方中国学家，包括一些日本中国学家的论述有着严重的问题，在学术上也没有根据。我们需要从学术上加以讨论和研究，以正视听。然而，百年以西方为师，使我们的一些学者只知道学习西方，而不知站在自己的文化学术立场，以分析的眼光来审视海外中国学，而是“以西方学术马首为瞻，缺乏明辨是非与批评的能力”。这说明一些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和研究中，总是容易受到西方知识体系的影响，从而对中国在文明形态和发展历史上与欧美有较大差别注意不够。

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海外中国学的存在标志着中国的学问和知识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这是中国文化影响力的表现。我们应该看到一些学者为研究中国文化所做出的艰辛努力，在近400年的西方中国学研究中，他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一批卓越的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对西方中国学的研究刚刚拉开帷幕，学术界应继续加强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

另一方面，也要和这些西方学者展开对话，对这种异域的学问做一种跨文化的理解，在学术上展开严肃的对话和批评。无视西方中国学存在的思想应该摈弃，当然，对西方中国学崇拜的时代也应该结束了，一个平等对话的时代开始了。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