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代家具一起生活

——家具是一个家里面最先进来，也是最后走的

从远古到今天，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不断发展和演变。中国古代家具经历了由低型向高型的嬗变过程。汉以前人们席地而坐，家具以矮型的席、案、床、榻等为主，明代中期以后，高型家具进入成熟阶段，除髹漆家具外，还出现了更为精美的硬木家具。

明、清家具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国古代家具的最高工艺水平。全面感受明清家具所蕴涵的深厚、柔美、风雅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进而深刻认知中国古代家具之“大美”之所在。

清代乾隆以后，家具则以豪华繁褥的风格，充分发挥了雕、嵌、描绘等手段，并吸收了外来文化艺术，在家具形式上大胆创新，层出不穷。

变肃穆为流畅，化简素为雍贵，一变前代风格。从乾隆开始形成的家具风格统称为“清式家具”。清式家具的製造地点主要是北京、苏州和广州，因各有其自己的风格，于是又分别称为“京式”、“苏式”和“广式”等等。

苏作家具

苏作家具也称苏式家具，是指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一带所生产的家具。它发源于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它以造型优美、线条流畅、用料结构合理、比例尺寸适度等特点和朴素大方的风格博得了世人的赞赏。

明代中期至清初的苏式家具之所以成为明式家具的典型，主要是因为苏式家具的风格特色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体现的文化精神或审美情操，蕴涵着一种高度智慧的文人意匠和品位高尚的文人气质。

《士与中国文化》一书的作者指出：“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是士的中心任务。”［1］余氏的这部著作，更多的是从精神文化方面向我们阐述中国文人与中国文化的这种关系。然而，历史还极其生动地告诉我们，文化与思想常常包含着对物质生活的种种追求。或者说，人们对物质产品的兴趣和爱好，同样反映着人的意识和感情。

苏作家具由来已久，历经历史的沧海桑田至今依然散发出迷人的光辉，这当然与苏作家具本身的若干优点有直接关系。

苏作家具的诞生地苏州自古便是文化胜地，这里名士辈出，家具制作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在明代时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家具产地。

到了清代，虽然社会风潮已与前朝有很大不同，但是，很多优秀的苏作工艺仍然被传承、保留下来，苏作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现如今的"明式家具"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苏作家具。

明清两代定都于北京，北京成为两朝的政治中心，这对京作家具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很多优良木材通过进贡、购买等方式大量涌入京城，为京作家具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供给。广州虽然不是政治中心，却独享地理位置的优势，作为通商口岸，广作家具也不缺原料供给，相比而言，苏州既没有政治优势也没有地理优势，在原料供给上是处于下风的。

这一现实对苏作家具的造型和工艺产生了直接影响。由于原料不够充裕，苏作匠师对木材使用极为用心，可谓锱铢必较，哪怕一小块硬木材料，都要经过反复琢磨和精心设计，胸有成竹后才破料动工。所以，相比京作的大气和广作的不拘，苏作家具的造型追求轻巧、俊秀，不以用料厚重取胜。

除木材资源外，江南地区的文化熏染也直接影响了苏作家具风格的形成。江南地区人文风光多小桥流水的诗情画意，造成了文化艺术上的清雅、委婉之风。

京作家具

“京作”作为一个概念，主要是指清盛世内务府造办处宫廷作坊在北京制造的家具，小部分指内务府下令在江浙两广等地监督制作的供宫廷使用的家具，以紫檀、黄花梨和红酸枝等几种珍贵木材为主

京作家具能够历经百年而不衰，就在这一技艺有灵魂、有精神，现在已经申请成了非遗项目，不仅可以保护和传承并发展，更有力的弘扬了中国古典家具文化，京作家具制作工艺复杂，它是集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身，加上综合运用设计、木作、雕刻、烫蜡等多种制作技艺，加上珍贵的材料和复杂合理的结构、庄重典雅的造型以及细腻美观的雕饰，让它具有雕绘满眼、绚烂华贵的特点，是品味高雅的居家装饰品，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而京作家具作为政府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不仅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了解，也促进国家与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如果研究以宫廷家具为主的清式家具，雍正时期往往被视为“明式家具”的终结点，清式家具萌芽的起点。古典家具专家周默在所编著的《雍正家具十三年》中认为：“在这个时期，传统家具从艺术走向实用、从简约走向繁复、从传统走向中西合璧，这就是雍正十三年家具总的特点。”以清宫造办处所制家具为代表的京作，无疑是宫廷家具以及清式家具最精华的部分。

京作家具吸收了其他区域如苏作、广作的特色，并在前代家具特色的基础上，开始融入皇帝“亲力亲为”的设计，皇帝的个人趣味，决定了“京作”选材、样式、装饰手法上的诸多特点。在现有资料中，可以见到当时的皇帝雍正强调皇家用品的“内廷恭造之式”，他曾下旨：“朕看从前造办处所造的活计好的虽少，还是内庭恭造式样。近来虽其巧妙，大有外造之气。尔等再做时不要失其内庭恭造之式。”

周默在《雍正家具十三年》中认为，雍正时期的家具在传承宋明理学与引入西方思想之间实施交叉。虽然其主要风格仍保持优秀的明式，但已有走向明式家具反方向的迹象，从而直接导致清式家具的产生。从雍正时期开始，家具无论从样式还是材料均呈多样化，且开始朝更加实用的方向过渡，并非一味追求艺术性，并出现不少家具新品种。京作，也便在吸收其他派别的基础上，在皇帝的个人干预下诞生。

在用材上，从雍正皇帝至整个清代，紫檀、红酸枝是最被看重的材质。雍正皇帝对黑色格外受偏爱，除了黑漆或黑漆描金或加嵌螺钿制作的家具，木质细密、木性稳定的紫檀在雍正一朝成为宫廷家具的主流。紫檀木性稳定，不翘难裂，因其质地如缎似玉、色泽耀眼逼人、沉穆典雅，一直深受皇宫及达官贵人的赏识，在历史上，其价值远高于海南黄花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王世襄的《明式家具研究》出版之前，紫檀家具在古典家具收藏界及各国大博物馆的收藏名单中一直名列第一位。在清朝后期，随着紫檀资源枯竭，红酸枝因质感颜色接近于紫檀而成为主角，登上历史舞台并风行至今。

在家具的样式和材料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向实用的方向过渡，并非一味追求艺术性。“石面”、“黄蜡石面”等家具部位的用材也常见于皇帝的批复旨意中。同时，西洋元素被大量引进，例如玻璃用于插屏、座屏、桌子等。到了乾隆时期，家具装饰力求华丽，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了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琅器、百宝嵌等不同质地的装饰材料，追求富丽堂皇。

在家具用材上，形制“放壮”、“做粗”、“做厚”成为必然趋势。在雍正皇帝的批示中，可常见“腿子下截放壮些”、“底板做重些”、“其足要做粗些”等字样。在装饰纹样上，不同于明式家具强调写意、注重留白的艺术风格，从雍正皇帝开始，繁复细密的装饰传统开始流行，倾向多重的视觉效果。在历史资料中有诸多此类记载，例如“四方宁静屋内新安的屏风后面太素”、“玉堂富贵供花……此花甚单，着将碎花朵配些”，对“画珐琅大玉壶春瓶”上的龙纹要求“往清楚里画”。家具装饰娟秀雅致、雕刻严谨工整，体现着清朝尚装饰的美学传统。

广式家具

代广东家具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优秀的家具传统，同时也大量吸收了外来文化艺术和家具造型手法，创造了独具风貌的家具格式。

自清代中期以后，广东家具不仅在出口贸易上佔有明显优势，在国内家具的创新上也走在领先潮流的地位。

于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各方面的有利因素，清代广东的商业、手工业都处于比较繁荣的局面。佔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清代广东家具领先突破了我国千百年来传统家具的原有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