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柱：中国考古学理应有颗“中国心”

读书日公布的“2020年中国好书”年榜33种书籍中，刘庆柱先生的《不断裂的文明史：对中国国家认同的五千年考古学解读》就在其中。刘庆柱先生在这本著作中将“家国情怀”“家国一体”视为中华民族国家文化“不断裂”的思想和精神基础，这与他认同的中国考古学内核也相一致，他说：“我们中国在不同时代、不同王朝、不同政治实体、不同族属的国家统治者、管理者，都坚守着相同的国家文化理念，这就是国家认同。五千年来王朝更替文化却一脉相承，强调的是‘爱国’这个大框架，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一直在证实的。”

放高眼界，不要“流于世俗”

在多次交谈中，刘庆柱“敲黑板”一再强调中国考古学要从“大”处着眼，考古人一定要把自己放到社会里去做学问，才能触到本质，否则根本就讲不出科学道理。

中国考古学诞生历经百年，刘庆柱亲身见证了后6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中国考古学大步往上冲的、不可思议的变化让他颇为感叹却又泰然观之，甚至常常逆向反思，他认为考古学和自然科学拥有同样规律，“否定之否定”从而得以不断发展，现在中国考古学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受到了各方面重视，是大势所趋。

中国考古学被关注被需求，被提倡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究其根本是为什么？国家大事那么多，专门提到考古学，想让“考古”干什么？考古人自己应当要有清醒的认知：

“考古学抓的是大问题，盯的不是值钱、好看、工艺、收藏……江山是王朝，山河是国家，江山易改，山河不变，不变的原因是什么、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考古学要回答的是这些问题。”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早在刘庆柱高中时期，他除了爱读四大名著，还读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及《孙子兵法》、《公孙龙子》和一些介绍先秦诸子百家的学术书籍，更偏爱黑格尔、叔本华、罗素等人的著作。

少年的他就开始订阅《国际问题研究》杂志，对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兴趣浓厚，尤其想从历史学中探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因此他努力并如愿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时隔60年，刘先生对那时一个涉世不深的高中生如此“忧国忧民”依然是赞许的，“真的不是矫情不是做作，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我为中国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感到骄傲。”到了大学第二年，刘庆柱就选择了“考古学”，并深信“考古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是大有作为的。”他看到，人类已有200万年的历史，而“狭义历史学”（文献历史学）仅研究了人类全部历史的0.2％，人类历史的99.8%需要考古学去解决，这就是他选择考古学专业的主要原因。

“考古实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刘庆柱觉得这段话讲得很透彻，“历史越近越重要，考古亦然。”他在谈话中很多次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近现代很重要，并非越早越重要。

看看最近公布的计划到2025年基本建设完成的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标志，这些是大传统。”比如大运河申遗，他认为最重要的一段是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起点，呈人字形，一撇到北京一捺到扬州，建粮库屯军粮，隋炀帝不是为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吃着火锅唱着歌”，而是修建一条高速公路，这是国家最基础的工程之一， 古今都如此。再分析下沿途建筑的性质就会更加明白修运河的真实目的。因此，刘庆柱笃定地说：

“考古学的大方向不应该流于世俗，眼界要高。学科的创新发展是为了国家不是为了愉悦眼球，要想着大处，学科对社会的贡献才会大，在大事上作出贡献，国家才会更加重视、扶持。有为才能有位，没有作为就没有你的一席之地！”

脚踏实地，学会“好好说话”

刘庆柱奋战考古一线的时间很长，几十年来都在前沿。他的考古实习是在中国考古学“圣地”安阳进行的，但他的考古人生刚起步没多久就因“文革”中断，1971年，他又错过去西北大学恢复的考古专业任教机会，被调到陕西省咸阳地区文化局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从1972开始的数十年间，刘庆柱先后对秦都咸阳遗址、汉唐帝王陵墓、秦汉栎阳城遗址、汉宣帝杜陵、汉长安城遗址、阿房宫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与勘查研究，还对曹操墓进行了考察确认……注重“大格局”的理念，或许就是从刘庆柱主持发掘的第一个项目秦都咸阳遗址开始形成的。

“考古考的是什么？是国家大事！先做大的后做小的。通过墓葬、陪葬墓看组织路线，通过组织路线看政治路线，通过发掘墓葬的规模大小说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变化，探寻到组织路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反映的是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变化。”刘庆柱先生一直坚持这种“吃白菜先吃白菜心”的想法和做法。

在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最集中的20多年里，刘庆柱每年在露天工地工作的时间不少于10个月，工作之余挤出时间看书、动笔，以一年一个简报的效率积累研究成果。往往是简报出来，紧接着报告就有了，报告刚出专著也出版面世。

“写书和吃饭一样，凉菜热菜有荤有素，既做宫殿也做官署和相关典型建筑，五年间一年一个类型……”。

十几年前他就“天天给自己加码”，现在仍马不停蹄未见减速。以前是把目标计划列在小本子上，如今就用手机备案，有的事情没完成他难免也会自责一番：“时刻谨记有好多该干的事没干完呢，也提醒自己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刘庆柱先生现在的作息似乎也“惯性”使然，晚上11点左右睡，早上5点半起。

他还是依然爱“走路”，只要无事耽搁他都会在傍晚7点来钟走上一小时，也许边走脑子里边转悠着今年要努力完成的一部与“冷门绝学”相关的著作该怎么写，或者会因为刷到了某些捉摸不透的语句摇头思虑……刘庆柱先生一贯反对“故弄玄虚”，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话、中国词语足够利用的了，文章里制造出一些别人听不懂、自己也不清楚的名词，实际上就是你自己不明白，才故作神秘！现在提倡普及考古知识，面对的是非考古专业的人群，大家大部分都受过高等教育，语言文字能力都是有的，所以考古人自己的学术术语要规范化、要有共识性，尽量使用常用词汇去解释解读，对考古学的科普才有好处。”他还进一步谈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的其中一方面是要和西方考古学进行对话，因此话语系统要接轨，中国考古学讲的是历史而不是现象，把考古学的“中国话”说好、说明白是最基本的。

爱国为国，才是“中国特色”

近十年前，刘庆柱就非常关注中国考古学的特点、文明形成（即国家出现）与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不久前，他发表文章《中国特色考古学解读：百年中国考古学史之思考》，从文献、历史、理论等方面剖析阐述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特色。

“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恰恰是伴随着五四运动唤醒的从疑古走进释古，再由释古走向20世纪20年代诞生的中国考古，因此中国考古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科学回答中国人从哪里来、中国是什么等根本问题的使命，这也是导致中国考古学的定义与欧美考古学不同的重要原因。”刘庆柱谈到，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殖民主义者对中国古物大肆掠夺，当时刚刚传入中国的考古学恰恰给了爱国知识分子契机和希望，他们通过考古学开始更科学地了解自己国家重要古物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同时对古物的寻求、认识、保护也成为爱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为中国考古学的社会功能与科学价值认知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定位于科学探索中国历史的社会基础。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为寻觅、探索、研究中华文化之根与发展脉络，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风餐露宿、青灯黄卷，展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学术志向、顽强的工作作风”，科学地探寻着中国先民铸就的“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如1920年代开启的河南渑池史前仰韶文化发现、李济晋南西阴村史前仰韶文化遗址发掘、北京周口店猿人考古发现、中研院史语所般墟考古发掘等重要考古发现使风行西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遭受重创，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

如今博物馆、遗址公园等文物文博开放场所，青少年观众越来越多，也许还有些年轻人没有意识到，他们熟悉的五四运动正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历史背景之一，“爱国、民主、科学为主旨的五四运动，焕发了国民科学认知中国历史的渴望，为此前传入中国的考古学的诞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也是五四运动之后考古学诞生和迅速发展的内在原因。”刘庆柱说，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近代中国历史所引发的爱国情怀及科学救国思想密不可分，这种历史学与各民族的民族自豪感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并不鲜见，近代考古学在欧洲的诞生，其原因之一就是为了探求民族文化的起源以激发民族自豪感。考古学传入中国之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急之秋，要解决中华民族是否“还在少壮”，要寻觅出中国人的原始出来，考古学家自然是责无旁贷。

20世纪前半叶，中华民族面临国破家亡的危机，考古学家科学救国的思想及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批学有所成的中国学者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创建者和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以郭沫若、尹达、夏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成为中国考古事业的核心领导者，他们缔造了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他们曾教诲：“在考古学方面应该是根据以科学方法所取得的结论，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库，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用以宣传爱国主义，以便增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

作为后辈的刘庆柱一直谨记前辈教诲：“考古绝不是仅仅挖几件古董‘为宝而考古’，考古要向科学提供实证资料。”他遵循着爱国为国的一条红线，拿出一部部著述。印象深刻的是2019年出版的那部近两人高、90卷本、总计1500多万字的《汉长安城未央宫骨签》，这一大部头著作凝结了刘庆柱、李毓芳两位考古人30年的心血，“光卡片就塞满了几个柜子，眼睛在那段时期总流泪，老伴儿还特意给我换了一副几千块的眼镜……”，刘庆柱先生笑着这样回忆。黑发添白霜，为谁辛苦为谁忙？他说其实初心很纯粹，就是要为探索历史尽一分力量。考古学与文献史学密切结合是中国历史学的学术传统、优势与特色，它们不仅在历史时期十分突出，就是原史时代也很重要，甚至一些文献记载对史前考古亦有一定价值，这也是中国特色考古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文献记载与田野考古发现可以相互印证，它告诉人们不能以观念的历史代替真实的历史，“考古学就是要通过对过去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探索过去的历史，以史为鉴，让今天的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