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熟悉的陌生人：想象与转变中的中国图景

16世纪对西方人来说意义非凡，这是一个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时期，是神学和教会权威逐渐衰弱，近代科学逐步崭露头角的世纪。在这个时期，文艺复兴的启蒙和地理大发现拓展并颠覆了人们传统的世界观，基于想象、神话甚至艺术的生活，逐渐被一种经验和实证的精神所取代。《陌生人马可：意大利与中国的古今丝路》这本书就收录了今日众多西方学者，围绕那一时期的写作，呈现出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系列转变。

[意]苏尔迪等著《陌生人马可：意大利与中国的古今丝路》，邱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从想象到经验的东方

西方商人向东走的时髦风尚早在公元前就已不鲜见。亚历山大大帝向东方拓展着自己的疆土，一直打到了中亚和印度。之后，希腊商人尾随而至，成功挺进并穿越马六甲海峡，沿着越南东南沿海前进，甚至抵达北部湾。中国人的远洋则出现在公元三世纪之后。这主要归功于造船技术的发明，尤为突出的是能够使船在航行中减少停靠、提高时间效率等方向和航行上的优势技术，这在当时代表了世界行业的顶尖。在公元370年，中国的船队到达马六甲的槟城，公元4世纪末到达锡兰（今斯里兰卡）。公元5世纪，有可能到达了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河口，经停亚丁湾。

与那些同东方进行贸易的商人不同，由于信息传递方式的落后，西方的多数人仍对这个国度知之甚少。在中世纪早期绘制的地图中，远东是一个千奇百怪的地方，或是飘着美梦的天堂，或是充满噩梦的深洞。这两种看法如此矛盾，作为幻想又如此统一。那时，洋人的地图并不是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地理标识，“map”的本意即“布”，指的是承载相关信息的原料，并不指代真实的地理——对地形的描述（geography）。地图上所标识的与其说是他乡，不如说是西方人脑中的想象。在这块“布”上，神学家和哲学家都觉得自己有权利在欧洲以外的东方堆放各自的奇思妙想。尽管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就已经明确区分了“上帝之物归上帝，凯撒之物归凯撒”，但藏于每个人心中的“天堂”和“地狱”却一次次被体现在了地图的远东位置。那里描绘着人间天堂或伊甸园，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地方。而在更远的地方，例如中国的东北，则被标识为“歌革”（Gog）和“玛各”（Magog）所在的恐怖之地，那是两个非常可怕的民族，《启示录》和《古兰经》都对他们有所描述。传说亚历山大大帝亲手铸造了高墙与铁栏，以防抵他们的入侵。而基督徒则说，在人类末日之时，敌基督者就会把“歌革”和“玛各”放出来，践踏所有的自由王国。

这些对于未知世界的想象、向往乃至恐惧，是人类本性中的真实写照。西方人分享着同样的恐惧。后来匈奴和蒙古人的入侵，或许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对“歌革”和“玛各”的恐惧，并且由此诞生了对长城的想象：中国人用来阻挡“文明”之外蛮族入侵的防线。

马可·波罗的行记

马可·波罗是最早走向丝路的西方人。也许是1275年，或者更早，马可·波罗父子和叔侄来到了可汗的夏宫，他们沿着戈壁滩的北部，经过甘肃，到达蒙古人的旧都哈拉和林城，然后直到忽必烈的夏宫——上都。他们经由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从陌生人变成了半个中国人。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也开始从观念进入经验。在中国期间，马可·波罗学到了各种不同的语言，通晓当地文化。因他深受忽必烈的喜爱，后者甚至委任他治理过扬州——马可·波罗自称管理过三年的城市，他说自己亲眼见证了这座城市在元朝统治时期的文化与经济的发展。

马可·波罗像

在中国的二十多年里，马可·波罗游历了很多地方，足迹远至东南亚和印度。回去之后，他把在亚洲二十五年间的经历都写在了这本书里，其中最为详细的就是中国。游记的第一版由马可口述，比萨人鲁斯提彻（Rustichello da Pisa）整理记录，完成于13世纪末。

这本游记刚问世时名为《寰宇记》（Devisament dou monde），即“描绘世界”的意思，在意大利也常被称作《百万》（Milione），意指其丰富的见闻。还有一说是，书名源自马可·波罗家族的一个姓氏“Emilioni”。

游记一经出版就广受青睐。欧洲公众对中国如此好奇，以至于这本书迅速成为商人和市民喜爱的读物，马可所讲述的那个世界与之前神学家和哲学家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且不论对欧洲人来说完全陌生的、全新的地理信息，光是那些用有川流不息的人群和堆金积玉的城池，马可对这些场面的描绘就足以语惊四座、摄人心魂。《马可·波罗游记》为欧洲人对远东的想象带来了极大冲击，以至于直到1570年，佛兰芒的地理和地图学家亚伯拉罕·奥特里乌斯（Abraham Ortelius），仍然将这本书作为自己绘制地图时的重要参考。

波罗兄弟自威尼斯启程，《马可·波罗游记》，约1400年

然而，马可·波罗也非完全真实，他的描绘同样有很多夸张，文过饰非在意料之中。例如他从未到过日本，却认为那里的街道和屋顶都由纯金打造。以至于后世的制图师认为这就是古希腊神话中传说的“黄金岛”（Chryse）——挨着“白银岛”（Argysra）。这还影响了奥特里乌斯，他将它们从不列颠群岛之外的汪洋，安插到了东方的海水里。

这种成见影响了大批的旅行者，这些人即便身处北京，仍会一本正经地怀疑：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地方藏着一个更为辉煌的“契丹”。他们宁可相信前人的幻想，也不愿去相信这就是他们憧憬的东方。1602年，一位名叫鄂本笃（Bento de Gois）的葡萄牙传教士，就是奔着这样的目标，去找那个真正的契丹。而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教士不得不在北京直接做了天文观测，指着日月星辰告诉他们：无论怎样，唯一真正的契丹，就是他们此刻身处的中国。

卫匡国的中国地图

随着达·伽马完成非洲航行、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16世纪的欧洲进入了地理大发现的时代。1513年，第一艘葡萄牙船抵达了广州，这并不是第一艘停靠广州港的西方船舶，穆斯林商人早他们几个世纪就已经和中国人开始了贸易往来，但这是基督徒水手第一次出现在广州港。其后，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环球旅行，地图上的想象才终于被人类的脚步与路径取代。

1655年，意大利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i）提交了一份中国地图册给阿姆斯特丹的出版商，这册地图集名为《中国新图志》（Novus Atlas Sinensis），由十六幅大地图和八千多个地点坐标组成，这是有史以来，欧洲关于中华帝国的具体幅员和体量最为详细的描绘，也是西方第一次获得了具体而量化的有关中国的信息。在1654年返回欧洲途径荷兰时，他还出版了第一部作品《中国上古历史》（De Bello Tartarico Historia），卫匡国本人曾两次造访中国，首次于1640年从葡萄牙出发，在中国长期逗留；1655年回到罗马后短暂停留又再次返回，最终在1661年逝世于中国。所以，卫匡国对中国的描述是非常真实和详尽的。

卫匡国肖像，麦凯丽娜·瓦提尔绘，1654年

《中国新图志》（局部）

这一时期的旅行家带来了真正的中国消息，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遂再次风靡。chinoiserie就是那个时代创造的词汇，用以指称中国风格的物品。不少绘图师为了取悦大众，也纷纷模仿卫匡国地图集样式，出版各色书籍和地图。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偶像正是康熙皇帝，他千方百计地模仿后者，并专门请了王室卡西尼家族成员为法兰西王国特制了一部新的三角函数地图，借以了解东方帝国的面积。而当他确定自己的国土远小于大清帝国时，不禁感慨万千。

熟悉的陌生国度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对欧洲世界的影响难以估量，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瓷器等为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众多发明自不必再说，关于中国的其他方面的信息也再一次影响了欧洲人，这分别反映在经济、道德、思想、政治等领域：利玛窦第一个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启蒙主义的先锋伏尔泰就是一个中国迷，他推崇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同时还将《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而在政治层面，也有一个典故颇值得同读者分享：

1601年，当利玛窦被宣为欧洲大使进京面见皇上时，考虑到不得不向中国人陈述自己的出身，他几经考虑，舍弃了自己的“意大利人”出身，自称“欧洲人”。

利玛窦像，游文辉绘，1610年

与今天不同，在当时，统一的“欧洲”概念并不存在。欧洲只不过共同拥有一个最高的精神领袖：教皇，各地皆由不同君主分治。因而“欧洲”是一个精神概念，而不具有世俗或地理的意义。利玛窦给与了这个抽象概念一个具有政治含义的“疆域”。因为在他看来，无论从幅员的辽阔程度、历史的古老程度，还是从权力的规模大小来看，他必须拥有一个与中国旗鼓相当的出身背景才行，也正是在这样的信念激励下，利玛窦才会如此划时代地给出一个具体政治实体下的“欧洲”概念。

但自16、17世纪的中西“大分流”以后，长期以来的欧洲中心论随心所欲地涂抹着历史的叙述。在西方人眼中那个曾经富饶并拥有精致而灿烂文明的中国，统统被欧洲中心论主义者抛诸脑后了。在他们看来，东方整个变成了一块模糊不清但又出奇单一的地缘政治体，被塑造成一个落后的所在，不再值得关注或深入研究。中国再次从一种经验的熟识变成新的陌生，只是这次，新的陌生延宕了近四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