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从孟克双鼎重聚，再看商周考古与青铜研究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展览原定于7月18日结束，主办方将延长展期至7月25日。为配合“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的举办，上海博物馆联合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日昌于上海博物馆报告厅举行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澎湃新闻选取部分研讨会论文提要予以刊发。
“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展”展览现场
学术研讨会现场
学术研讨会现场
学术研讨会现场
淮河中游地区夏时期的考古遗存
宫希成(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安徽省围绕苏鲁豫皖课题在皖北地区开展了系列考古调査和发掘工作，发现了一批夏商时期的遗存，并进行了初步研究。对于相当于夏时期的遗存，北京大学王迅先生提出来“斗鸡台文化”的命名。近年来，随着本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发现在淮河中游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广泛地存在。目前，已经确认地点有30多处，其中已经发掘的地点主要有霍邱红墩寺遗址、合肥烟大古堆遗址、肥西塘岗遗址和三官庙遗址、长丰古城遗址和寿县斗鸡台遗址、丁家古堆遗址、青莲寺遗址以及宿州芦城孜遗址等处，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最南可到巢湖北岸。
三官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考古学文化特征多元化。其中以花边园腹罐、鸡冠耳盆、尖锥足鬲为主体的器物群，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器物特征相近。以尊形器、瓦足盘、浅腹豆、子母口深腹罐为主体的器物群，与东部的岳石文化器物特征相近。而以大口平沿罐、高柄浅腹豆、敞口屈腹盆、侈口高领罐、扁三角足罐形鼎为主体的器物群，不仅数量最多，而且在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中未见，与本地较早时期龙山时代的文化则有较多的一致性，联系密切，应为承袭了当地文化传统发展而来，是淮河流域夏时期文化的主流，代表了一支独立的地方文化类型。特别是在三官庙等遗址出土了一批青铜器，显示此类遗存的重要性。
三官庙遗址出土的铜片，背面有着凹凸有序的花纹
课题预设和文保同步:以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发掘为例
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李明斌(上海大学)
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三号坑收获颇丰，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与象牙，其中不乏铜人顶尊、圆口方尊、青铜神树等精品，整坑面貌可与1986年发掘的二号祭祀坑媲美。对于三号坑这样重要的遗迹，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上海大学组成的发掘团队秉持着“课题预设和文保同步”的理念，深入总结1986年祭祀坑发掘的经验，对发掘工作作了充分准备。在实际工作中，做到了各类文物出土后即能按照文物保护预案得到有效保护，效果显著。在考古发掘同时，以课题形式开展的科技考古工作也同步有序地进行，运用各类技术手段获得的检测结果，及时地为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顶尊人像。新华社发
从20世纪“辛村墓地”到21世纪的“辛村遗址”
高振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辛村遗址位于鹤壁市淇滨区金山办事处，以辛村为中心，淇河南北两岸均为遗址分布范围，原名辛村墓地。遗址东西宽4.5公里，南北宽2.5公里，面积近12平方公里。该遗址以商周文化遗存为主，其中西周遗址为区域内两周时期重要诸侯国-卫国的核心遗址，集卫侯公墓区、铸铜作坊区、制骨作坊区及其它功能区为一体的超大型聚落群，是二十世纪初为数不多的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是西周考古的肇始，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辛村遗址
辛村村址为西周卫国王陵区所在地，以“辛村墓地”为名称于1986年2月被公布为河南省第二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的考古发掘结果已充分说明，以“辛村墓地”为名无法体现其丰富的内涵，因此，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过程中，将“辛村墓地”更名为“辛村遗址”
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
崔本信(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夏饷铺鄂国墓地地处河南省南阳市城区东北10公里处，位于白河(古淯水)东岸的一道南北向的高岗上。配合南水北调工程，从2012年6月开始对该墓地分三期进行考古发掘，共清理西周期至春秋早期墓葬八十余座，出土一大批珍贵的青铜器、玉器、漆木器、陶器等文物。从出土青铜器铭文看，有鄂侯、鄂侯夫人、鄂姜、鄂伯、鄂叔上、养伯、卫凡甥、上都太子平侯等。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士有铭铜器等判断，该墓地为鄂国贵族墓地。应有四代鄂侯及配偶在此埋葬，时间从西周晚期延续至春秋早期。
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出土铜鼎
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先秦古国，为周代南土重要诸侯。周王室重要联姻对象，西周晚期时因鄂侯驭方叛乱被灭。但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发现表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鄂国仍在南阳，南阳夏饷铺墓地的发现，是鄂国研究的重大突破，将鄂国的历史延续到了春秋早期，补充了鄂国历史研究的材料。
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铜器及相关遗存研究
田伟(中国国家博物馆)
目前已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多个遗址当中发现了龙山时代的铜器或相关遗存。总体来看，可将这些发现归入河套一晋南、中原、海岱三个区域。各个区域在龙山时期均已存在冶铸铜手工业，但不同区域的铜器或冶铜遗存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不但表现在器形有别，也表现为工艺技术不同。各区域的铜器及相关遗存的分布与地区聚落形态密切相关，在河套——晋南区域，铜器主要发现于大型中心聚落之中，如石峁、陶寺、周家庄之所见:中原、海岱地区则见于多个较大型聚落。河套——晋南、中原地区发现的铜器多具有明确的礼制意义，而海岱地区可能有所不同。对于中国青铜器的起源，有本土起源和外来说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作为中国青铜器起源与发展关键阶段的龙山时代，不同区域青铜器的器形、工艺存在明显差异，虽可视为对单线传播论体系下的外来说的否定，但也不完全支持本土起源说。中国青铜器的起源与发展可能非常复杂，需要等待材料更为丰富时才能定论。
二里头绿松石作品再讨论
徐汝聪(上海博物馆)
二里头遗址出土较完整并已发表的绿松石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是一大三小牌饰。这一大三小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是类似同主题子母组合。它们的主题纹饰是龙崇拜的早期形象一一蛇，与石峁的大台基南护墙出的“镶嵌石雕”有关。铜牌(铜质)的使用源头，可能与新疆哈密地区出土铜牌有关，因为三件小铜牌与四川窖藏出土铜牌同类不同型，其中仓包包出土又包含了平面和拱面两种铜牌，连接起了哈密、四川、二里头的关系。马赛克式的镶嵌绿松石裝饰习惯，可能从镶嵌在其他材质上发展到镶嵌在铜质托底上。拱形铜牌的使用应该与肢体佩戴相关，在之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如红山文化中就有出品，在之后的很长时期，也有同样的或相似的器物一直在使用。
几例罕见的复合铜礼器
任雪莉(陕西历史博物馆)
复合铜礼器是将不同功能的器物搭配组合成一套，如壶与觯、卣与觯、卣与觚、鼎与俎等，与目前学界所理解的“一器多用”涵义有所区别，体现在其各部件的功能，一定是既有关联，又有差别。复合铜器主要出土于豫陕地区，山西、湖北、安徽等地也能见到。搜集的10件器物中，2件为商代晚期安阳出土，其余也都或多或少受到商人的影响。复合铜器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内藏玄机。将器盖稍加改动，就变成饮酒的杯子或者切肉的俎案，这种理念上的创新，与今天设计思想中的a1l-in-one，即一体化、多功能有异曲同工之处。从形制特点、使用方式以及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尽管设计奇巧，使用便利，但仍然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是其数量稀少的主要原因。
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艺术的发展
张昌平(武汉大学)
青铜器作为礼器的性质，使装饰贯穿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始终。本文梳理了从兽面纹到龙纹等不同主题纹饰的变化，分期阐述了从二里头文化到战国中期不同阶段装饰特点，由此总结出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发展特征。总体来说，西周中期偏晚之前的青铜时代早期，强调对装饰性的追求。这一时期的装饰主要施加在器体的表面，装饰朝复杂的构图、浮雕化方向发展。直至商周之际装饰达到顶峰，形成繁缛、华丽的风格。具体纹饰都以较为具象的想象动物如兽面纹为主体，构图强调对称与工整，主题与配属纹带搭配协调。而在西周中期偏晚及其后的青铜时代晚期，装饰内容较为抽象或变体，纹样构图较为灵动。平面装饰越来越不受重视，对称性、单元划分趋弱直至消失。纹饰以较为抽象的想象动物纹如龙纹为主，构图多几何形，纹带的主题和配属地位减弱。由于分铸技术越来越普遍，突出器表的耳等附件装饰性加强，出现较多纯粹裝饰的附件。平面与突起装饰之间缺乏协调性，直至青铜时代末期装饰性在青铜礼器中全面蜕化。
曾侯世系新论
郭长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近十年，曾国系列考古新发现取得了在重大收获，随着叶家山嘉地、文峰塔墓地、郭家庙墓地、苏家垄墓地以及枣树林墓地的系统发掘，使曾国成为从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从国君墓葬到中小贵族墓葬、不同的聚落遗存等基本都有揭露，这使曾国成为周代考古中物质文化面貌揭示最为完整、全面的诸侯国。
近年曾国遗址发掘分布图
特别是新见西周早期曾侯谏、曾侯白生、曾侯犺和春秋中期曾公求、曾侯宝以及曾侯得的发现，在曾国700年历史里，每个关键时间节点几乎都有曾侯发现。曾侯墓的发现不仅可以建立江汉地区青铜器断代的标尺，同时有了构建曾侯世系的基础。本文拟以考古发现和铜器铭文为基础，对西周早期曾国立国到战国中期曾国被楚灭亡期间的曾侯器做考古学观察，来讨论曾侯世系。
曾公求墓编钟
（本文文字资料节选自上博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图片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