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母亲、妻子和女儿，每位都让他受益良多

冯友兰

在豫鄂两省交界处的一块热土上，孕育出了一个以文化涵养传承于世的家族，“唐河冯家”。

冯家之传承于世，最先为人传颂的，应该是被称为“唐河三杰”的冯氏三兄妹——“哲学宗师”冯友兰，中国矿床学奠基人冯景兰，以及文史学女作家冯沅君（冯恭兰）。

其中，最为大众熟知的，应该是大哥冯友兰了。

冯友兰出生时，其家族已是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其祖父冯玉文，不仅有擅诗文之才名，家中亦有千余亩的土地。

用现在的话来说，当时的冯家可谓是，有“才”亦有“财”。

但家学渊源的冯家，最为声名远播的，还是在子女教育方面。

冯友兰的父亲一辈，不仅其父冯台异高中进士，其伯父、叔父，都身背“秀才”之功名。

甚至其早亡的姑妈，也是远近闻名的女诗人，且留有诗稿传世。

冯友兰全家合影

冯氏家规中，便有这样一条：家中子弟，不论男女，皆自7岁起接受私塾教育。

而冯家后世，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才学之士，我想和最初的这条家规，亦不无关系。

不过，冯友兰的成功，却不仅是因为他的才学，也不仅是因为他的家世。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令很多人羡慕的——“幸运”。

甚至有人说，冯友兰乃是“最幸运的男人”，而之所以会这样说，盖因他生命中出现的三个女人。

对于此，冯友兰本人亦颇为自得，还做了一首打油诗以向世人“炫耀”：

“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

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冯友兰年轻时

回顾冯友兰的一生，的确不可否认，这三个不同身份的女人，确实对他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冯友兰自幼在学习方面深得母亲影响，他自小便在母亲的教导下，读书认字。

因家规之因，冯家内部便设有私塾学堂，还延聘了名师以教导族中子弟。

当时冯氏学馆中，只学生七八人，皆是堂兄弟姐妹。

冯友兰六岁时，母亲见他学习成长得很快，便与其父商量，提前将他送到了学堂就读。

冯氏学馆，虽称呼上仍然是旧社会之“私塾”，却在教学内容上有所颠覆，不仅教授传统古文，还在开放的教育理念中，引进了新内容。

不过，冯友兰在家族学馆上学，也不过不到三年的时间。

冯友兰书法

其8岁时，因父亲受邀到武昌，在张之洞举办的方言学校任职。

他与母亲和两个弟弟妹妹一同，来到了武昌。

因当时几个孩子年岁尚小，且异地语言不通，兄妹三人便没有入学受教，而是留于家中，还是由冯台异夫妻自己来教导。

不过由于冯台异工作繁忙，实际上三个孩子的学业生活，基本上是母亲吴清芝一力承担的。

吴清芝在教育方面，一直秉承一个观念：想要让孩子具有良好的文字基础，最重要的是要熟读课文上的文字。

秉承这样的理念，吴清芝将三个孩子的文学基础，都抓得很好。

而这一点，也是三兄妹后来，都能考上北大，还出国留学的重要原因。

冯友兰书法

在武昌生活了两年后，由于冯台异被调任命为崇阳县令。他们一家，便再次辗转到了崇阳。

据当时冯家的一个幕僚说，冯台异一家至崇阳后，先寓居于茶厘局内，然刚将行李卸下，冯母便带着孩子在一小屋内，开始读书了。

幕僚因此感叹，“吾作幕多年来，未见过有太太少爷如此好学。”

当时家里没有钟表，看不了时间。为了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吴清芝便想了这样一个办法。

她在院子里画出了几个线，和孩子们约定，当太阳的影子转到某处时，他们就必须开始读书了。再转到另一线时，方可休息。

冯友兰一家

然在崇阳也不过呆了两年的时间，冯友兰一家，便迎来了一次巨大的打击：父亲冯台异因病卒于崇阳任上，当时的冯友兰年仅12岁。

冯父病逝后，母亲带着冯友兰兄妹回到了唐河乡下的老家。

在20世纪初的年代，一个失去了大家长的家庭，意味着什么，想必大家都能够想象到。

然而冯母吴清芝是一个乐观坚韧的性子，她告诫子女：人之一生，忧最伤人。

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要学会振作精神，因为心情愉快，乃是身体健康之基础。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精神，让吴清芝在失去了丈夫之后，独自承担起教养三个孩子的重任。

无论家中情况如何，吴清芝始终没有放弃，让孩子读书的想法。

冯友兰作品

冯友兰曾说：母亲平生，最喜欢读书，尤喜子女读书。

在当时，教读师爷地位很高，甚至饭食都是要由家中男主人陪食。

早先时候，冯台异曾为儿子们请过一个日本留学生，做教读师爷。当初在崇阳时，饭食也大多是冯台异陪用的。

而如今，家中失去了男性家长，不愿耽误儿子学习的吴清芝，便向先生承诺：“束脩既厚，膳馔亦丰，每星期日必置酒以劳师生。”

正是因为母亲在教育方面的重视，冯友兰的求学道路，也算是顺风顺水。

从县高小，到中州公学的中学班，再到考入上海中国公学，进而进入了北京大学。

不过，对于冯友兰兄妹来说，母亲吴清芝对他们影响最深的，是在于女子教育方面。

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普遍有一种认知：女子读书乃一荒唐事。

即使在家风开放的冯家，虽然女孩也可以在7岁入学堂读书，但亦规定“十岁即止”。

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地上刮起来新思想风潮。

唐河兴办了一座女子学堂，吴清芝应母家族弟吴简斋之邀，出任了唐河端本女学的学监。

为此，她才给自己起了吴清芝的名字，还印了名片。

然而思想之落后，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

为了鼓励当地百姓，将家里女孩送进学堂读书，吴清芝首先便将自己的女儿和儿媳吴淑贞，带进了学校。

吴淑贞，即是冯友兰的原配妻子，也是其母家的表妹。

不过两人结婚不过两年，便病逝了。

右三冯友兰

几年后，冯友兰经上海中国公学的一位名叫金松岑同学介绍，认识了他生命中第二个重要的女人，任载坤。

任载坤比冯友兰年长一岁，当时正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她的父亲任芝铭，是金松岑的老师，也是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人物，在社会上颇有名望。

任芝铭没有儿子，但有六个女儿，任载坤排行老三。

虽然没有儿子传承，但任芝铭不像其他一些老辈人一样，心存遗憾，反而更加注重对女儿的教育。

另外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革命前辈，任芝铭是最早提倡妇女解放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当年女子盛行缠足的年代，他将六个女儿全部放脚。

冯友兰与妻子

所以，任家六女中，没有一个是小脚妇，而且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女性。

也是因此，市井中有很多关于任家女儿的流言蜚语。

除此之外，任家大女儿任馥坤因不满意早前定下的婚约，老大不小尚且待字闺中。

二女儿则更过分，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况下，和报馆的同事孙炳文，自由恋爱，私定终身，成了婚。

两个女儿的“叛逆”举动，令任家女儿的名声，可谓是跌倒了谷底。

所以，对于自己与任家三姐任载坤的事情，冯友兰也曾有过担心和纠结。

忐忑不安了半个月后，冯友兰给母亲写了封信，征求母亲的同意。

不出所料，吴清芝对此毫无意见。

于是，顺理成章地，冯友兰与任载坤定下了婚约。

冯友兰与同事合影

按说，两个人年纪都不小了，定好了婚事，应该尽快操办才对。

但两人却约定好，等任载坤毕业之后再结婚。

原来，按照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规定，任载坤就读的本科，女子只招收未婚学生，一旦有女学生中间成了婚，便只能退学。

于是，在岳父任芝铭的建议下，两人商定好，等三年后毕业，再成婚。

对于此，吴清芝同样没有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

要知道，上个世纪初的中国，封建礼教的阴影仍未散去。

谈起“自由恋爱”，就如同是隔岸的莲花，可望而不可及。

作为一个旧社会的妇女，吴清芝的思想，实在算得上很是开明了。

也难怪，在女儿冯沅君想要去北京求学时，她能够在族中所有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力排众议，支持女儿的选择。

晚年工作中的冯友兰

1918年，冯友兰与任载坤在开封成了婚。

婚后不久，冯友兰提出，要带着妻子回老家看望母亲。

有朋友建议冯友兰，别这么着急回去，担心老太太会将儿媳留在家里，不让再和冯友兰出来工作。

确实，我们想一下，在当时的社会中，很多人都是将妻子留在家里伺候婆婆，自己独自在外求学或工作。

不过，在冯友兰看来，母亲吴清芝却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结果也不出他所料，两人在家里没呆多长时间，吴清芝就开始赶人了。

“你们赶紧走，我不用媳妇照料。你们在外面好好做事，有小孩了，我给你们照看。”

冯友兰书法作品

成婚后的冯友兰，依旧忙着自己的学业和事业。

而任载坤，则在不久后辞去了自己学校校长的职务，专心做起了全职太太。

那时因为冯友兰的事业需要一个这样的女人。

对于放弃事业，成为一个家庭妇女，任载坤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

甚至为了能让丈夫专心学问，即使家里没钱生活，她也不会过多地烦扰冯友兰。

在当年抗战时的艰苦岁月中，为了照顾一家人的生活，大家闺秀出身的任载坤，甚至还在街上，设油锅卖过麻花。

有一句俗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

一代哲学宗师的冯友兰，之所以能够享誉国内外，这背后的军功章，绝对有任载坤的一半。

甚至在特殊时期，任载坤也始终默默地陪在丈夫身边，尽心尽力地照顾着他。

在那几年里，有段时间，冯友兰要蹲牛棚，任载坤担心丈夫，便每天上午早早吃了饭，到牛棚附近去张望。

看见冯友兰排在队伍中出来吃饭，知道他这一天是平安的，就能把心放下。

在任载坤每天张望的地方，有几块大石头，冯友兰后来打趣，称那些是她的“望夫石”，

对于冯友兰的“幸福”的生活，就连他的妹夫张岱年，也曾感叹：在家里是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他一辈子从来没买过菜。

对于此，冯友兰的女儿宗璞笑着补充说：说他一辈子没买过菜，也不至于，但父亲确实很少做过饭。

然而，当一切终于迎来曙光时，任载坤却倒下了。

第二排左三冯友兰

1977年10月，在冯友兰终于爬出了低谷后，任载坤因劳累过度，重病去世。

任载坤去世后，失去爱人的冯友兰，身体状况同样每况愈下。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儿宗璞，成为了父亲生命中，第三个重要的女人。

宗璞是冯家第三代才女代表人物，其作品《东藏记》更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得者。

宗璞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而我们都知道，冯友兰曾经就是清华文学院的院长。

但对于女儿，冯友兰是一点儿后门都不开。

当初，在宗璞在第一次报考清华时，不幸差了点分数。

冯友兰是一点没“通融”，而是让女儿在两年后，重考才进的清华。

然而，她这个没沾到父亲丝毫光的女儿，后来成为了父亲晚年的守护者。

晚年冯友兰

在冯友兰最后的几年中，身体状况已是极差，多种疾病并发，甚至一度不知道是在医院呆的时间久，还是在家里呆得久。

于是，宗璞成为了父亲的“秘书、管家兼门房，医生、护士带跑堂”。

完成耗费半生精力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是冯友兰一生的心愿。在女儿的照顾下，已过80岁的冯友兰，再次拿起了手中的笔。

然而这不仅对于冯友兰是一个巨大挑战，对于挂心父亲身体的宗璞，也是一个不小挑战。

对于女儿的付出，冯友兰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在他某次因心绞痛，再一次进了医院的时候，看着病床边的女儿，他说：“小女，你太累了！”

冯友兰与人交谈

为了照顾父亲，很长一段时间，宗璞基本上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为此，冯友兰重病在重病垂危之际，送了女儿一幅寿联。

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莫让“新编”代“双城”。

他劝诫身为作家的女儿，不要为了自己，而停下手中的笔。

1990年7月，冯游览著作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正式完稿。

而在同年11月，在他即将迎来自己95周岁生日的前几天，一代哲学宗师默默地离开了。

父亲去世后，宗璞也果然如父亲所愿，重新继续自己已停滞多时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的创作。

回顾冯友兰的一生，让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这一辈子，不必功成名就，只需妻贤子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