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国福建：摩尼教在世界上最后的庇护地

【编者按】7月25日下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在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提交大会审议正式获得通过，成为新的世界文化遗产。在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中，“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体现世界海洋贸易中心多元社群的代表性要素，显示了其强大的文化包容力。

诞生于美索不达米亚沙丘中的摩尼教，是如何跨越千山万水来到中国福建的？这里又如何成为摩尼教几乎被赶尽杀绝之后的庇护之地？近十余年新发现的摩尼教抄本能够还原一个怎样的摩尼教传播史？

摩尼大法王 最后光明使

出现于苏邻 救我有缘人

救性离灾殃 速超常乐海

——福建霞浦摩尼教抄本

摩尼教在曾是世界上传播最广泛的宗教之一，西到埃及，东至中国，这个广大的版图上都分布着摩尼教的教堂。但从罗马皇帝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284-305年在位）开始，摩尼教受到迫害，最终被罗马帝国消灭。此前，普遍认为摩尼教最终在14世纪以后在中国南方消失了。

西方学者对中国摩尼教的详细研究，始于1911年沙畹（E.Chavannes）与伯希和（P. Pelliot）合著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书中梳理了中国摩尼教史料。1913年，伯希和发表的《福建摩尼教遗迹》一文将《闽书》中记载的摩尼教寺院遗址——福建晋江“草庵”推入学术视野。1950年代，晋江草庵遗迹在学者不懈的寻找之下终于被发现，学术界围绕草庵遗迹展开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讨论。其中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1979年这里发现的“明教会”黑釉碗为北宋摩尼教有组织的结社活动提供了实物见证。

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世界上唯一保存下来的摩尼教教主石刻造像，是宋元泉州摩尼教传播的重要见证

草庵是泉州宋元摩尼教传播的重要史迹

与此同时，福建其他地区幸存的摩尼教遗迹尚不为人所知。令人惊讶的是，从2008年开始，福建闽东地区的霞浦、屏南、福清等地不断有世代传承的摩尼教抄本被发现，这些新发现的摩尼教抄本信息量巨大，大大增加了我们对摩尼教教义的理解，也还原了福建摩尼教的传播史。

福建霞浦摩尼教赞美诗《四寂赞》，陈进国摄

来自巴比伦的光明使者

216年，摩尼（Mani）出生于波斯安息帝国巴比伦行省的贵族家庭，即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地区（今伊拉克），汉语摩尼教文献称之为“苏邻国”。摩尼的父亲名叫跋帝（Pātik），母亲末艳（Maryam），跋帝在泰西封（Ctesiphon）的神庙里听到一个声音，让他别喝酒、别与女人来往，于是他加入了一个犹太-基督徒的净洗派厄勒克塞（Elcesaites）。该派以禁欲、素食、浸礼、苦修为特点，这些特点与在死海昆兰旷野修行的爱色尼派（Essenes）的传统非常相似，著名的死海古卷就出自他们的抄写保存。在摩尼4岁时，他父亲将他带入这个教派的社区生活。在摩尼13岁时，受到阎默善思维（Yamag）的呼召，神我觉醒，在24岁时他离开净洗派成立了摩尼教团。摩尼教团组织严密，共有五个等级，分为慕阇（使徒）、拂多延（主教）、默奚悉德（长老），阿罗缓（选民）、听者（信徒），前四级需要出家修行，吃素食、穿白衣、每天做七次礼拜，听者是居家的平信徒。

埃及出土用莎草纸书写的摩尼教古卷，P. Cologne inv. 4780

发现死海古卷的昆兰洞窟

摩尼教的神学基于宇宙性流放与拯救的灵知奥义，极为精炼地归纳为“二宗三际”，“二宗”指宇宙未创生之前就存在的光明、黑暗二大领域。“初际”之时二者彼此分离，“中际”之时光明落入黑暗，宇宙由此生成，“后际”之时，光明与黑暗最终得到了恢复，黑暗能量归于死寂，光明分子上升明界。这是一个光明持续得到解放的进程，人们通过先知的启示得到拯救，这种二元论主义及救赎思想与死海古卷《战争卷》描述的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的战争、地中海世界的诺斯替主义也有思想上的渊源。末摩尼（Mar Mani，尊称）宣布：“智慧与善行通过明尊的使者传到世间，有一个时代由名叫苏路支的使者传到波斯，有一个时代由名叫佛陀的使者传到印度，又一个时代由名叫耶稣的使者传到西方，时至今日，启示又降下来，在最后的这个时代，先知的职分落在我摩尼身上，由我作向巴比伦传达神的真理的使者。”末摩尼与耶稣同为阿拉姆语社群成员，他是耶稣忠实的追溯者，传播耶稣的原始话语与真实教法，作为神智的终极启示者，正如他所说“思想的汇聚如同河流汇入大海，成为我宗教智慧的源泉”。

穿着白衣的摩尼教选民与听者（MIK III 4794），数字复原后的图像（Gulácsi，2009，Plt.1）

末摩尼画像，Jan Valentin S ther绘制

波斯萨珊帝国沙普尔一世（ Shapur I, ?-272年）支持摩尼教，摩尼教在波斯境内自由传播，同时向四境派出门徒传教。末摩尼在瓦赫兰一世（Bahram I, 274-277）统治期间被迫害致死，他被投入监狱，最后脱去了尘界的凡衣，回到永恒之父的怀中。末摩尼曾将阿克苏姆、波斯、罗马和中国视为他那个时代的四大强国，尽管受到波斯萨珊帝国与罗马帝国最残酷迫害，摩尼教还是在这几个文明世界中传播开来。在4世纪，摩尼教遍及叙利亚、阿拉伯半岛、罗马、北非，6世纪以后在西方消失。摩尼教在东方的根基更稳固、更持久，在呼罗珊和萨珊帝国的边界之外的东方世界取得了最大的成功。瓦赫兰的镇压迫使大批摩尼教徒向东逃亡到中亚，此后摩尼教在中亚木鹿、花刺子模等粟特地区迅速发展。一些摩尼教士随粟特商人一起，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了中国。

摩尼教的传播路线,World History Atlas, Dorling Kindersly.

敦煌出土《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前半部分S.3969，大英博物馆藏

来入福唐：保存至今的福清摩尼教世系

自2008年的福建霞浦摩尼教文献发现以来，越来越多摩尼教在中国的证据和迹象被发现。在笔者的家乡福清，仍保存着从唐代继承下来的摩尼教的古老世系。明代《闽史》记载：“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 "，福唐为福建福清市在唐代时期的县名，三山、泉郡分别是今福建福州市、泉州市的别称，唐朝会昌年间（841-846年）灭教，呼禄法师率僧众避难到福清，由此摩尼教传入福清，并以福清为基地向周边地区辐射传播。

唐代福建地图，福唐为今福清（《福建省历史地图集 》）

摩尼教在唐高宗时传入中原，武则天时留摩尼教僧人在京中翻译经书。唐宝应元年（762），牟羽可汗助唐平息了安史之乱，在洛阳时受到摩尼教大师的感召，弃佛改宗，决心崇奉摩尼教，《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牟羽可汗改奉摩尼教及在回鹘境内宣扬摩尼教的事迹。因此，回鹘也大力支持内地摩尼教的发展，回鹘使者获准在长安、洛阳、扬州、太原等地兴建摩尼教寺院，摩尼教在中国丕风大阐。在“会昌灭佛”运动时期，摩尼教、景教、祆教诸教受到波及牵累，由于摩尼教用佛教术语来传教，反佛情绪很容易蔓延到自身。景教是基督教东方亚述教会，至今活跃在叙利亚地区。祆教即拜火教，祆教在印度帕西人（Parsee）社区中仍有传承。会昌元年（841）至会昌三年（843），摩尼教寺院被关闭，摩尼僧被驱逐、殉教罹难，北方摩尼教迅速覆灭。存亡关头，中原摩尼教团领袖呼禄法师（慕阇大师）带领僧众，奔向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东南一隅，在福清寻得了一线生机，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九姓回鹘可汗碑拓片（中国民族图书馆收藏）

福清摩尼教主要流行在龙高半岛地区，当地民众称之为“白目教”。“白目教”意为深目胡神的宗教，原为外界对摩尼教的称呼，久而久之变成自称。相对于东亚人普遍的浅眼窝，西亚人、中亚人的眼睛特征特征比较敏感，在古籍中被描绘成“深目”。这一点在唐代的胡俑造像上体现的尤为突出，若仔细观察西安博物馆所藏的唐代彩绘抱犬骑马狩猎胡俑，可以看到他们眼窝深陷，眼睛突出，露出白眼珠儿，呈现出“白目”之状。 2016年，福建屏南县宣布寿山乡降龙村发现摩尼教信仰及遗存，当地敬奉“摩尼光佛灵相尊公”(三尊佛像)，合称为“闽清佛”（传自闽清），而外村人则称之为“暴目佛”或者“白目佛”，在临近的周宁县咸村镇上坂村亦有“大目佛”之称。如此看来，“白目”是闽东语地区对“深目”胡人的另一种视觉描述，当时摩尼教的一些形象曾广泛流传过。

左为西安博物馆所藏的唐代彩绘抱犬骑马狩猎胡俑；右为伊朗男排知名球员艾巴迪波尔

在福清摩尼教文献中，也有其他书面名称，最常见的词是“明教”，还有“摩尼圣教”“光明正教”“太上清真正教”等名称，其成员被称为“明侣”。已经公开部分文本的霞浦摩尼教与福清摩尼教系出同源，例如耶稣采用的是唐代译音“夷数和”，尊崇五位先知：那罗延佛、苏路支佛、释迦文佛、夷数和佛，摩尼光佛，那罗延佛可能指的是塞特（Seth），苏路支佛即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据学者考证，“耶俱孚元帅”是犹太人的祖先雅各（Jacob），被奉为天使长，他曾与天使摔跤得胜。“四梵天王”对应四大天使，嚧嚩逸啰（Rapha'el）对应拉斐尔，弥诃逸啰（Micha'el）对应米迦勒， 嚩啰逸啰（Gabri'el）对应加百列，娑啰逸啰（Sari'el）对应沙逆夜，甚至还有基督教的著名烈士圣乔治，翻译为移活吉思（Gewargis）。通过丝绸之路，来自亚洲西部的先知、天使在亚洲东部传颂了一千多年，真是令人惊叹。

敦煌摩尼教《下部赞》为唐代作品，留下了多首为亡者祈祷所用的赞美诗，福清摩尼教亦十分关注亡者的灵魂救赎之路。在笔者小时候，就在祖厅门口看到一个飘动的幡，上面写着“大圣莲花三变觉观九重我等导师摩尼光佛”，那是一场为族内辞世的长辈所举行摩尼教仪式所悬挂的幡，对此深有印象。福清摩尼教称这种的功德道场为“十莲净观坛”，“十”是十字架，“莲”即莲花，日本发现的宋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夷数佛帧》，图画中的耶稣就手持十字莲花为标志。在福清摩尼教为亡者祈祷的仪式上，他们祈告耶俱孚带领四大天使为亡者开辟一条灵性上升之路，使通向宝船的津路五方通畅，他们手持莲灯照亮永生之路，助亡者登上日月船，返回光明世界。

十字莲花，《夷数佛帧》

日月二船运渡善子回归明界，摩尼教《宇宙图》部分

由于历史的层叠发展，福清摩尼教从教会组织演变为仪式团体，但仪式中的敬拜、赞美和忏悔所用的文本，保存了摩尼教的神学内容，摩尼教的核心宇宙学说和救赎思想在福清保存的世系中仍然完好无损。

摩尼教宇宙图，可能来自元代的福建地区，日本私人收藏，2010年被京都大学吉田丰教授发现

授侣三山：沿海摩尼教的传播中心

呼禄法师进入福清，可能得到了波斯侨民的帮助，并依赖于唐代福州地区便利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2004年，扬州出土了一方《唐故李府君墓志并序》石刻，墓主人名摩呼禄，是唐代后期沿海上丝绸之路入华的波斯人。虽然尚无法确定摩呼禄家族与呼禄法师是否有关联，但似乎表明“呼禄”一名来自波斯。据《旧唐书·邓景山传》载，当时在扬州的波斯人达有数千人，还有 "波斯邸""波斯庄"相关的地名，表明在扬州的波斯侨民众多。扬州曾出土过唐代波斯绿釉陶壶，在福州的五代闽国刘华墓也出土了三件波斯孔雀绿釉陶瓶，是国内迄今仅见的波斯绿釉陶器，这种波斯绿釉陶器应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到达扬州、福州。

福州闽国刘华墓波斯孔雀绿釉陶瓶，福建省博物馆。这是国内迄今仅见的波斯绿釉陶器。

1958年福州出土唐元和八年（813）《毬场山亭记》石碑，碑文记述了唐代福州马球场的建成事件，文中称福州“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显示出福州地区当时有众多海外侨民聚居，还影响了当地的风俗，这些侨民中很可能一大部分来自波斯。由此可见，唐代波斯人经由福州、扬州入华，是一条成熟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呼禄法师可能先从中原南下扬州港，然后在波斯侨民的帮助下，顺着这条海上航线直抵福清，这是最为快捷的一条路线。

福州唐代《毬场山亭记》碑，福州市博物馆

唐代丝绸之路路线图，翼博（图片来自网络）

福州距离福清不远，是唐代福建最大的城市，虽然海上交通便利，聚居着许多海外侨民，但因福建山脉阻隔，与深处大陆中心的国都长安城距离遥远，通信阻滞，仍是不受注意的边陲之地。所以呼禄教团选择福州作为传道授业之地，准备在此兴起末摩尼所立的宗教。由于缺乏相关记载，很难确切知道唐代福州摩尼教的具体发展情况，但显然到了宋代，摩尼教在福州获得成功，相关的文字记录也多了起来。

道教的《化胡经》视末摩尼为老子的化身，言末摩尼“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所以宋真宗（968-1022年）时编修《大宋天宫宝藏》时，才会将福州地区流行的《明使摩尼经》收集入藏，亦可见摩尼教在福州的盛行程度。宋仁宗嘉祐（1056-1063年）年间，在福州闽县发生了一件奇事，据《福宁州志》（万历）记载：“嘉祐间，闽县前津门火，郡人望空中有人衣素衣，手持铁扇扑火，遂灭，遥告众曰‘我长溪上万林瞪也’”。长溪即是今天的霞浦，林瞪是霞浦摩尼教的中兴大师，他与二女脱俗入教，在其乡龙首寺传道。2008年，霞浦盖竹乡上万村林瞪后裔林鋆因回乡参与编修族谱，了解到了祖上入明教门的事迹，因而揭开了霞浦摩尼教的尘封历史。

福州浦西福寿宫清代度师真人明代文佛挂轴，度师真人即林瞪，杨富学摄

南宋《夷坚志》也记载当时摩尼教的流行情况，“三山尤炽，为首者紫帽宽衫，妇人黑冠白服，称为明教会”，南宋佛徒释志磐也说“今摩尼尚扇于三山”。浙人陆游在福州做官期间，也看到福州当地的士大夫遵习明教，并有刻版印刷物，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至有士人、宗子辈，众中自言，今日赴明教斋。”南宋福州的管辖范围涵盖今天闽东地区，包括今天的福清、屏南、霞浦这几处摩尼教发现地。唐末至两宋，许多闽东移民迁徙温州，也传去了摩尼教，北宋宣和二年（1120），温州已知的摩尼教斋堂就达40余处。

元代摩尼教继续在福州流行，元朝进士陈高《竹西楼记》记载：“明教之始，相传以为自苏邻居国流入中土，瓯闽人多奉之。”米兰收藏的马可波罗手稿Z记述了一件事，马可·波罗（Marco Polo）与其叔父曾在福州遇到一群不拜偶像的人，他们流传着《诗篇》，信仰祖辈传承下来的宗教，至今七百多年，信仰这个宗教的人在福州有七十万户，经过伯希和分析，认为这群人应该就是从唐代传下来的摩尼教徒。唐代呼禄法师在福州授徒传教，使得福州成为最重要的传教中心，摩尼教在浙闽之间广泛传播，形成了摩尼教在宋代的兴盛局面，北至温州、南至泉州都留下了诸多痕迹。

马可波罗手稿Z（穆尔《一五〇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

游方泉郡：晋江草庵摩尼石刻像留真影

呼禄法师曾经访问泉州，并最后安葬在北山（清源山），朱熹还曾拜谒过呼禄法师墓，留下一首《与诸同僚谒奠北山》的诗记述此事。五代南唐人徐铉的《稽神录》曾记载了一个摩尼师为泉州城内替防遏营副将杨某驱魔的故事，这是摩尼教在泉州活动的早期记录。而宋代泉州摩尼教活动事迹无闻。

泉州最知名的摩尼教遗迹莫过于文章开头提到的晋江草庵。《闽书》记载：“华表山，与灵源山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

1913年伯希和发表的《福建摩尼教遗迹》将晋江草庵推入学术视野。1926年，厦大教授张星烺等人到泉州访古，试图寻找草庵遗址未果。直到1954年，厦大庄为玑集众调查之力，找到了草庵，于1956年发表调查记录。1979年，草庵前20米处，发现了一个刻有“明教会”三个字的黑釉瓷碗，系晋江磁灶、泉州东门碗窑等处的元代产品。

明教会瓷碗，晋江市博物馆

实际上，当时草庵被视为佛教寺院，为泉州佛寺名胜之一，在张星烺等人找草庵之前，佛教僧侣释瑞意、广空正在修整草庵，弘一法师三度驻锡该寺，于1938年撰写了《重兴草庵碑记》。草庵以佛教的身份保存下来，但如果仔细观察，很明显它不完全是佛教的形式。

草庵最引人注目的是摩尼光佛的石刻浮雕像，他留有头发、胡须，背光散发光芒，目视直视前方，不似佛像那般双目垂视。宋元东南摩尼教穿着的服饰，在日本收藏的元明时期东南沿海摩尼教画帧中可见到相同样式。1987年8月，瑞典隆德大学召开国际摩尼教研学术研讨会，草庵摩尼光佛石刻形象被作为会议纪念品。

晋江草庵摩尼光佛，图片来自“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官网

在草庵的岩壁上，刻着四行摩尼教“四寂法身”的信条：“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正统乙丑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显示明代草庵还由摩尼教僧侣守护。这段石刻在“文革”期间被凿毁，现在庵前右侧岩石上为仿刻作品。但是，2019年林灿鑫等人却在宁德蕉城区发现了一方元代摩尼教石刻，上书“佛，劝念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元统乙亥立，峬村黄翼舍”，是元代元统乙亥年（1335）留下的作品。近年来摩尼教遗迹在福建的不断发现，令人振奋不已。

自 17 世纪泉州摩尼教彻底衰微以来，草庵主要供佛教僧侣使用，现在又转化为民间信仰的庙宇，甚至出现了抽签现象，草庵的摩尼教仅剩象征意义与历史价值。自霞浦发现摩尼教文本之后，晋江当地的文史学者粘良图意外发现草庵签诗之中的玄机，将草庵签诗的第一签至第七十九签的首字（有时连第二、三字）连缀起来，就出现了一段在霞浦《兴福祖庆诞科》中的赞美诗：“清净喜庆大欢娱，愿从无上明尊降，加被天仙尊神辈，在此殿堂居住者。勤加踊跃相冥卫，一切灾祸永消除，内外安宁无障碍，广现欢荣新庆乐。”另一段是“敬礼及称赞，勇健诸明使，助善尊神辈，护持正法者。土地诸灵相，加动相保扶，护法威灵相，加动相保护”。草庵藏头签诗仅有数词差异，在新的摩尼教材料发现之后，对草庵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新的诠释。

结语

摩尼教是美索不达米亚沙丘中孕育出来的古老宗教，通过先知末摩尼的努力，很快成为古代最流行的宗教之一，该宗教的信徒广布欧亚非大陆，西至北非和欧洲，并继续向东深入中国，在福建找到了最后的庇护之地。在呼禄法师将摩尼教带入福清之后，摩尼教世系的传承与文本保存要归功这些仪式大师，这是丝绸之路交往史上的精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