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何先红 董华锋

图1 “元嘉二年”造像碑拓片

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状况做过简要的介绍。但仍然有相当一部分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不甚明了。2011年以来，在四川博物院的大力支持下，笔者联合相关人员对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石刻佛教造像进行了系统的整理，理清了南朝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并刊布了详细的资料。本文拟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数据，补入唐代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以飨读者。

成都万佛寺遗址位于今成都市一环路北二段与白马寺街交叉路口北侧。此寺相传始建于东汉延熹年间（158-167年），是成都著名古刹，从南朝（420-589年）至明代（1368-164年）的千余年间香火不断。根据文献和出土造像题记可知，南朝时此寺名安浦寺，唐代名净众寺，宋代（960-1279年）改名为净因寺，明代时名净因寺、竹林寺、万佛寺、万福寺，明末毁于张献忠战火。该遗址自清光绪八年(1882年)以来，多次出土各类佛教造像共计200余件。今以四川博物院（原四川省博物馆）收藏最多，共计63件，其中南朝造像41件。这41件造像中有立佛像16件、坐佛像1件、佛头像10件、菩萨像2件、背屏式造像6件、造像碑3件、造像底座2件和一张只有流传的“元嘉二年”造像碑拓片。唐代造像22件，其中立佛像1件、坐佛像1件、佛头像1件、菩萨立像3件、菩萨坐像1件、菩萨头像4件、力士像1件、弟子头像1件、经幢1件、伎乐像3件、菩萨手2件、石刻斗栱1件、石柱1件、天王像1件。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收藏有传为万佛寺出土的石刻造像；部分碑刻文献中也有传为万佛寺出土南朝造像的记载。现将有关情况疏理如下：

一．清光绪八年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一次出土造像

在清光绪八年。王懿荣《天壤阁杂记》载，当地农民掘地时，「成都西关有万佛寺故址，忽出残石佛像，大者高如屋，小者卷石。皆无首，或有首无身，无一完者……凡百余。……乃拣得有字残像三：一元嘉，极大，一开皇，一无纪元，又残碑五七方不成文……须甚记惜，由海船北上未知如何，斤两太重也。」可惜，这次出土的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

王懿荣记载的3件有字造像中，开皇造像和无纪元造像下落不明。而所谓的元嘉造像就是今天被认为纪年最早的南朝造像——“元嘉二年”造像。这件造像的实物据说被王氏后人售给了法国人，现仅有拓片流传。我们整理时发现四川博物院收藏有1件该造像的原拓本（图1），但其年代须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可能是目前所知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

二.1902年第二次出土“梁大同七年造像”实物已不知所踪

高文、高成刚《四川历代碑刻》记载了一件大同七年萧纪造背屏式造像，高37公分、宽27公分，并称该造像系1902年当地农民耕田时发现于万佛寺，其发愿文为：

梁大同七年太岁辛酉乙未朔，十三日庚辰，武陵王萧纪为亡父母敬造弥勒一躯，供养兴国寺。上为皇帝陛下，国土康宁，兵灾永息。为愿七世父母乖出六尘，道生佛国，早登净境。现在眷属常与善居，一切众生咸同斯福。

龙显昭所著《巴蜀佛教碑文集成》收录了这件造像。若此说无误，那么，1902年成都万佛寺也曾出土过南朝造像。而且，据此发愿文可知，南朝梁（502-557年）时，成都万佛寺亦名兴国寺。惜原造像已不知所踪。

三．20世纪30年代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三次出土造像

1937年，万佛寺遗址再次出土佛教造像。当地农民种田时，又掘出石造像12尊，头像26个，均与真人大小相类。这批造像大部分被当时的四川大学博物馆收藏，1950年入藏四川博物院。我们在整理过程中，根据相关档案可以确定为本次出土的石刻造像有18件（其中南朝造像16件，唐代造像2件，有纪年的造像5件），其中立佛像9件（图2），佛头像3件，背屏式造像4件（图3），天王像1件、陀罗尼经幢一件。其馆藏及著录情况如下表所示（见表一）。

图2 南朝佛立像

图3 南朝造像龛

表一 20世纪30年代成都万佛寺出土造像基本情况表

注：刘文指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年；冯文指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数据》1954年第9期；袁文指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袁表指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第38页附表。下表同。

四．20世纪40年代成都万佛寺遗址第四次出土造像

1945至1946年间，原四川理学院在此地修建校舍时，据传也曾出土很多佛像，但均被砸毁或埋于房基之下，具体情况已无法得知。

五．20世纪50年代成都万佛寺遗址第五次出土造像

1953～1954年间，中铁二局和中铁第二勘察设计院在此地进行基建工程时，又发掘出造像二百余件。当时的四川省博物馆征集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曾派专人将造像从现场清理取回，入藏四川博物院。冯汉骥先生随后撰文刊布了这批造像的基本情况。根据相关档案，可以确定本次出土的石刻造像共41件（南朝造像21件，唐代造像20件，有纪年的造像4件），其中立佛像6件（图4），坐佛像2件（图5），佛头像5件（图6），弟子头像1件，阿育王立像2件，阿育王头像1件（图7）、菩萨像5件，菩萨头像4件，菩萨手像2件，力士像、造像残段、石柱、石斗栱各1件、背屏式造像2件，造像碑2件（图8），造像残座2件、伎乐像3件。其馆藏及著录情况表（见表二）。除此之外，四川博物院还收藏有另外四件出土于万佛寺的石刻造像，其中有1件佛头像，1件阿育王头像，1件造像碑。这3件造像的出土及入藏年代均不明，其基本情况如下表（见表三）。

图4 南朝佛立像

图5 南朝佛坐像

图6 南朝佛头像

图7 南朝阿育王头像

图8 南朝造像碑

表二 20世纪50年代成都万佛寺出土造像基本情况表

表三 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万佛寺石刻造像基本情况表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除四川博物院收藏者外，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地也有少量收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唐代天王残造像，高108公分，出土年代不明。

此外，我们还收集到另外2件仅见于碑刻文献记载的成都万佛寺南朝造像，其出土年代不明，实物也已不知所踪：

一件是天监十六年（517年）陈庆之造观音铜像。据高文《四川历代碑刻》记载，该造像高20、宽13厘米，出土年代不明，其铭文为：

大梁天监十六年（527年）岁在丁酉，十二月初八日，佛弟子陈庆之敬造观音铜像一躯，上为七世父母同生佛国，一切眷属，咸同斯福。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万佛寺遗址出土的南朝造像均为石刻造像。若高氏所说无误，那么该造像即是目前所知该遗址出土的唯一一件金铜造像。

另外1件是大通元年敬猷母子造像。据高文《四川历代碑刻》记载，该造像高37、宽23厘米，出土年代不明，出土后归大关唐少坡所得。其发愿文为：

□□□□一切□□□成此功德，□□身七世因缘，□神净土，一切眷属永除□苦，母子同会，共往西方，早成佛果。大通元年，敬猷母子造。

综上所述，1882～1954年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五次出土过石刻造像；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所谓最早的南朝纪年造像——「元嘉二年」造像虽可确定为本次出土，但造像年代实须谨慎。传为1902年出土的梁大同七年（541年）背屏式造像实物已不知所踪，具体情况有待进一步调查。1937年出土的造像现有18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已无法得见。1953～1954年出土的造像现有41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另有4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亦收藏于四川博物院。此外，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代天王残造像据传出自万佛寺。还有仅见于碑刻文献的天监十六年造像和大通元年造像出土年代不明，可能亦出自万佛寺。

注释：

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数据》1954年第9期，第110页。

参见拙著《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四川文物》

2014年第2期。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博物馆编着《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中华书局，2013年。

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文物》2001年第10期）一文收录了63件。我们在整理万佛寺出土造像时发现袁氏所收中大通四年背屏式造像（袁氏编号WSZ43号，馆藏3531号）存疑，暂不做统计；另有一件唐代天王残像袁氏未收，据档案记载亦为万佛寺出土。因此，四川博物院藏万佛寺造像的总数依然为63件。

王懿荣《天壤阁杂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页。

张总《峨眉及蜀地造像佛画种种》，永寿主编《峨眉山与巴蜀佛教——峨眉山与巴蜀佛教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249～250页。

李静杰《石佛选粹》，图56、图版解说第220页，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5年。

高文、高成刚《四川历代碑刻》，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7页。

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书社，2004年，第4页。

冯汉骥《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文物参考数据》1954年第9期。

袁曙光《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石刻造像整理简报》一文中对万佛寺造像新做了编号，本文中简称「袁氏编号」。

由于该造像铭文中多个文字剥蚀，较难辨认，因而长期以来此造像的造像主被认为是鄱阳王世子萧范，刘志远、刘廷壁《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第2页）、松原三郎《中国佛像样式の南北——再考》（《美术研究》第296期，第142页）、山名伸生《吐谷浑と成都の佛像》（《佛教艺术》第218期，第30页）等人均持此观点。但经过仔细辨识发愿文，高文、高成刚《四川历代碑刻》认为此造像系萧范的侍从道猷母子所造（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5页），吉村怜持同样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考订（《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と建康佛教》，《佛教艺术》第240期）。我们经过仔细核对，认为高文、吉村怜的说法是合理的，兹采用此说。

该造像背后有阴刻题记「□州总管柱国赵国公招敬造阿育王像一躯」，并没有记录造像的年代。但是据《周书》卷一三列传第五《文闵明武宣诸子》记载：「赵僣王招……武成初，进封赵国公，邑万户。保定中，拜为柱国，出为益州总管。」（中华书局，1971年，第203页）可知，题记中的「□州总管柱国赵国公招」当为「益州总管柱国赵国公招」，时间为「保定中」，即保定二～五年。

中大同年号只有一年（546年），此处所谓「中大同三年」实为太清二年（548年）。

曾布川宽、冈田健《世界美术大全集·东洋编》第3册，东京小学馆，2000年，第319页。

高文、高成刚《四川历代碑刻》，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84页；龙显昭《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书社，2004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