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与中原创世神话——读阎连科《年月日》

文 / 三三

本文作者三三：一九九一年出生，知识产权律师，有多部作品发表，曾获二〇二〇年“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离魂记》等。

在《年月日》再版的自序中，阎连科重述了神视降临的瞬间：在西安远郊的玉米地里，小路通往荒旷之处。那日的黄昏由此变得不同，他见到“如朝阳一样明亮而透彻”的落日，散在光线中的静谧如当空起舞的红蓝绸缎。在冥冥之力的启发下，他抓到了《年月日》诞生的起点，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如果人类的祭日到来了，世界上只还有一个人和一粒种子会是什么样？”

一个问题同样意味着一把钥匙的容器，尽管钥匙的形态、甚至钥匙是否确切存在，都是可疑的，但对问题的审视足以促使提问者前行，并在相对意义上更接近真相。在受灵感牵引而通悟后的一周内，阎连科迅速构建起一片旱魃成灾的农村。

小说的主人公“先爷”原欲携盲狗随最后一批村人出逃，但因记挂新生的玉蜀黍苗，决意留在村里。自此以后，酷暑、玉蜀黍的干斑症、敌对动物、衰老的痕迹构成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

与之相对的，则是先爷与盲狗互相依存的一点星火。这对重力与反作用力的不断推拉，正是小说运作的机制。读者全然可从盲狗、老鼠、狼乃至更多细枝末节中领会到象征性，而为这两种力量的持续抗争提供意义的玉蜀黍苗更有其无法忽视的隐喻。然而，猜测隐喻的指向，始终只是一个属于读者的小游戏。

在小说里，更令人震惊或痛苦的在于，先爷在与两种力量的对峙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反抗的无意义——从最初的打井水到用棉被吸水，从克服一种困境到撞见另一种不可解的困境。

实际上，末日在小说开头便被预告，而小说人物迟钝却终究不可避免地察觉了它。临了，才“用嘶哑的声音对着太阳大声道——你先爷我照样能把这棵玉蜀黍种熟结子你能咋样我？你能咋样我？！”

假如说，先爷最初留在村里，是为了种植玉蜀黍苗，或出于某种惯性想“死在村里”，那么至此临终之际，他的欲求中已剔除了“我”的意识，完全超脱于他的命运之上。

过去，他以一个人类的方式付出努力，企图从命运中夺取一些什么；但现在，他彻底抛开了自我的障碍，为玉蜀黍的生存而献身，这恰是神性闪闪发光的时刻。唯独在此刻，他拥有了选择的权力，一个世俗的“目标”蓦地腾升为信仰。

小说虽题为“年月日”，但因外部困境过于绝对，时间于此框架中失去了意义。除了结尾处，时间带着新生寓意以万年历的形式回归，大部分时候“年月日”是在无尽重复中被抽离的。

小说的地理空间却是具体可考的，无论是耙耧系列发生地的参考，还是小说中“正东是徐州和南京”的暗示，都可推知，阎连科所借助的地域是豫西的某一个村庄。地域往往对人的思维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据说维京人的世界观便是以海洋为核心的。在设想末日时，不同地域的居住者也会引入其环境特征。例如，久住深山的人会想象一场如迅风暴雨的山崩，常居海边的人则可能想象一场无休止的涨潮，或连日无尽大雨将海面抬升，总之与水有关。

实际上，《年月日》对末日的书写，恰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原特色。中原自古注重农业，亦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处重要发源地。农民的生计皆依赖于田产，因此旱灾意味着一切的终结。阎连科以其灵动、绵密的语言，织造出一场与其故乡背景相连的末日。初读《年月日》，我尚且是一位只有城市生活经验的中学生，但读完这一篇，跨地域的末日感令我心有余悸，尤其是对先爷尸体的描写，栩栩如在眼前。

与末日直接相关的，是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自问世以来，《年月日》常被拿来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作对照，或因它们都尝试以精神秩序战胜混乱的世界，艰难、动人。然而，从创作谱系来看，《年月日》似乎亦可归属于中原创世神话一脉。何谓“先爷”？先辈、祖先，命名中就具备一种神性的隐喻，仿佛是那开天辟地之人，又像是追日牺牲后以手杖化桃林的夸父。阎连科似乎久久凝视过那个亟待救赎的村庄，继而以一种悲壮的激情逐片还原那感伤的世界，这种新山海经式的书写独具风格，堪称奇崛。

大约十年前，阎连科首次指认出“现实主义”的异体兄长“神实主义”。在创作中摒弃固有真实生活的表面逻辑关系，去探求一种“不存在”的真实……更多的是仰仗于人的灵魂、精神（现实的精神和事物内部关系与人的联系）和创作者在现实基础上的特殊意思。（阎连科《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年月日》是经典的神实主义作品，小说中有诸多超现实的细节精雕，亦是向精神层面的开凿。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动人的现象，即人所凝聚的精神足以抵抗某种高于它的力量。换个角度而言，其中也隐藏着一种方法论：一个人可以通过触碰高于它的力量，而使其精神得到延展；但假如采取这种方式，首先意味着创作者要凭勇气、决心、意志力去制服他对抽象精神世界的怀疑。作为年轻一代的读者、写作者，从《年月日》中体悟到这种凝视的能力，是颇为震撼亦有所欣喜的。

（本文为阎连科所著《年月日》一书书评，由磨铁图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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