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早期花鸟画

在我国绘画发展演进的历史中，禽鸟入画成为表现题材出现时间甚早。存世遗物遗迹显示，早在新石器时代。如代表新石器时代晚期文明成就之一的彩陶，器身盛行装饰繁缛的花纹，其中如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彩陶器中，就发现一件器身绘有鸟、鱼纹的细颈瓶；其次是近世发现的良渚文化，有件玉璧上也出现刻画的鸟纹。至于三代的殷商，因为商人自认为是鸟的裔族。《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殷契母曰简狄，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于是商族视简狄为始妣，契为始祖，玄鸟为图腾，所以鸟类作为纹饰屡见不鲜。周代承继遗绪，同样大量出现于玉器、铜器的造型或装饰方面，如西周前期青铜康嬴逌、晚期青铜鸟形尊、战国青铜鸟形饰件、青铜壶环饰狩猎纹等皆是。此后流风浸广，历代沿袭使用并不断扩大用途范围。

新石器时代 彩陶鸟、鱼纹细颈瓶 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西周晚期 青铜鸟形尊 出土地址不详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迨及魏晋、南北朝，禽鸟作为题材浸淫绘画制作的风气，已经相当普遍流行。当时作品虽然不见流传于今，但是前人画史著录记载画迹的情形，足以证明。根据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中记载，当时流传的魏晋、南北朝画家作品，有关禽鸟动物绘画的，即有：晋顾恺之画《凫雁水洋图》，南朝宋顾景秀画《蝉雀图》《小儿戏鹅图》，齐陶景真画《孔雀鹦鹉图》，梁陆探微画《蝉雀图》《斗鸭图》，北朝魏高贵乡公画《新丰放鸡犬图》等。以上凡是，仅就裴孝源一人所见，至于他未曾看到，或画作未能流传唐代，想来还有更多，因此足以说明此一时期内，这类题材绘画已经日渐流行，创作不断增多。

由于南北朝画家在禽鸟题材方面的拓展，使得这项绘画能够建立规模，在画法上奠定了良好基础，与其他画类相同，走向蓄势待发的形势，承接上来的隋唐得以顺势发展，加以发扬光大，自应表现不凡，有所成就。

不过，花鸟绘画进入唐代前期，回视其前情形似乎并无显著成长，发展景况似有停滞现象。根据唐代画史记载情形看来，如画家的活动和绘画的状况，前期叙述花鸟绘画方面情形少而缺乏，相较于同时流行昌盛热络的佛道、鬼神、人物图像画，固然难以比拟，就连崛起尚处趋兴的山水画，也有所不逮。这一冷清情形，直到中期始见有所转变，花鸟作为题材的绘画日渐流行，专擅兼工享誉的画家开始增加。

唐代 观鸟捕蝉图 墓室壁画（局部）设色

陕西西安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前期花鸟绘画发展出现这种情形，予以分析原因：一是这项花鸟、蜂蝉等题材仍旧维持过去传统，使用作为人物绘画的营景造境点缀素材，不像树石、山水的日渐脱离附属趋向独立，受到画家注意而采用作为绘画主题表现；也未获画评家的青睐，予以评述与讲论，导致画史记叙的缺乏。这类禽鸟作为人物绘画缀景的情形，在存世唐代绘画遗物中，偶尔能够看到一些：如1987年出土的山西太原金胜村7号武周墓，墓室装饰的壁画中，即绘有凤鸟一只，画法粗糙，象征意义重于实质形象；另是前述章怀太子李贤墓室壁画中，所绘观鸟捕蝉图内，除情态生动的仕女人物、树石外，还画有一只正在追捕逃蝉的飞鸟，鸟飞翔的姿态虽然生动，但勾画鸟形的笔线却显得粗略简单；又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室壁画中，绘有架鹞图一面，画中看管鹰、犬的小吏二人而外，其中一人张臂架着一鹞，面前一犬昂首抬脚状似扑咬，人犬尚可清晰看见，姿态神情生动，鹞子体形过小，形貌已经斑驳难识。这些画作，显示禽鸟入画虽然普遍但画法显得粗简，或许因为鸟的形体过小而难以细画所致，以上便可证明。由于禽鸟、蜂蝉之类仍然局限于人物画的点缀陪衬性质，艺术审美的层次与境界均不高，因此造成画家的缺乏兴致与创作意愿，除去极少人外，多数画家不会想到拿来作为自己专攻创作的主题，恐怕是这项题材专门画家甚少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