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说“故宫是一所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

如果说故宫是一所大学，那祝勇一定是里头最勤奋的学生之一。作为故宫博物院的一名研究者，多年来他书写着故宫的典故与传奇，或借物咏怀，或凭卷追思，从独特角度展示了丰富深邃的古典中国，小处生动，大处磅礴，充满了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在研究院，每一位专家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在各处的领域里都有极深造诣。我有什么问题，就找他们答疑解惑。故宫博物院是一所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如是感慨。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祝勇故宫系列”第十部著作《故宫的书法风流》。回首十年前，他对故宫藏品的书写始于2011年，那一年，祝勇调入故宫博物院，并在《十月》杂志主开设《故宫的风花雪月》专栏。2018年“祝勇故宫系列”第一本书《故宫的古物之美》，之后相继出版了《故宫的古物之美2》《故宫的古物之美3》，重点介绍故宫所藏的古画，讲述古画背后的历史故事。去年又推出《故宫六百年》，今年他将目光转向故宫中的书法。

《故宫的书法风流》用诗意的语言、散文的笔法、史学的态度，以李斯、王羲之、李白、颜真卿、怀素、张旭、蔡襄、蔡京、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米芾、岳飞、辛弃疾、陆游、文天祥等十余位古代书法家为线索，选取馆藏书法名作，讲述其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再现“千古风流人物”跌宕起伏的个人命运。

祝勇认为，中国书法之所以如此自由，原因正是在于中国人使用的是这一支有弹性的笔——毛笔。这样的笔让文字有了弹性，点画勾连、浓郁枯淡，变化无尽，在李斯（第一章《李斯的江山》）的铁画银钩之后，又有了王羲之（第二章《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的秀美飘逸、张旭（第五章《吃鱼的文化学》）的飞舞流动、欧阳询（第五章《吃鱼的文化学》）的法度庄严、苏轼（第八章《此心安处是吾乡》）的“石压蛤蟆”、黄庭坚（第九章《世道极颓，吾心如砥柱》）的“树梢挂蛇”、宋徽宗“瘦金体”薄刃般的锋芒、徐渭犹如暗夜哭号般的幽咽顿挫……同样一支笔，带来的风格流变，几乎是无限的，就像中国人的自然观，可以万类霜天竞自由，亦如太极功夫，在闪展腾挪、无声无息中，产生雷霆万钧的力度。

“书法”，原本是指“书之法”，即书写的方法。祝勇介绍，唐代书学家张怀瓘把它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周汝昌将其简化为：用笔、结构、风格。它侧重于写字的过程，而非指结果（书法作品）。“法书”，则是指向书写的结果，那些由古代名家书写的、可作为楷模的范本，是对先贤墨迹的敬称。

在他看来，与西方人以工整为美的“书法”比起来，中国法书更感性，也更自由。与祝勇之前的古物书写一脉相承，新书目光并不局限于藏品，关怀远大于书法艺术。祝勇试图把艺术品从一个狭窄的领域里“拉”出来，在他独特的知识结构中对文物进行新的阐释。这些阐释是基于真实史料的非虚构写作，每段故事情节甚至细节都有依据，但他不愿意机械地去复述历史，而是要带着当代人的思想和视角去打捞历史中的人物，这种写法本身又是文学的方式。

“我不想把它们从宏大历史中剥离出来，变成彼此没有联系的讲述，我想搞清楚他们各自的位置与彼此的关联，创造大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故宫文物，这个视角可能基于中华文化，甚至超脱绘画、书法这些具体的艺术形式与艺术史本身的研究范畴，在人类文明文化的层面上去重新观照历史古物。”祝勇认为，这些法书之所以价值连城，并不是因为它们“好看”，而是作品背后的文化价值。

就像他在写陆游的第十三章《西线无战事》中所说：“书法，就是一个人同自己说话，是世界上最美的独语。一个人心底的话，不能被听见，却能被看见，这就是书法的神奇之处。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它表面的美，不只是它起伏顿挫的笔法，而是它们所透射出的精神与情感。所以我写这本书时，不停留在书法史、艺术史的层面上，而更多地将这一件件书法作品与历史，尤其是书写者一个人的精神史连接。”

“我始终认为，不是年轻人不喜欢传统文化，而是要看我们会不会讲故事。”近年来，祝勇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推广传播故宫文化，他认为传统文化一直都在人们的血液里，包括年轻人，“只不过需要我们以更合适的方式去唤醒和激活。而这种方式并不一定要板起面孔摆出教书先生的架势。”

作家冯骥才评价，“祝勇故宫系列”是高雅的、深度的故宫读本。作家王蒙认为：“祝勇以文学的方式书写故宫，对于传承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