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联 在咖啡、流血与革命之间

文 李靖越

风雨如磐的漫长黑夜里，左联成为一面旗帜。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长鸣以及劳苦大众的声音被480多个盟员捕捉，成为中国文学史和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桑拿天，到处都是抹不开的湿漉漉”。/Unsplash

梅雨天的上海见不到太阳，潮气张牙舞爪。走在多伦路上，即便没有落雨，也能感觉碎石地面上似乎淌着淹过脚脖子的水。路边暗沉沉的绿色树影下，一扇连着一扇的钢窗蜡地也被蚀得软起来。像鲁迅说的，桑拿天，到处都是抹不开的湿漉漉。

穿进旁支的里弄，在多伦小区的楼牌之后，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楼洋房出现在眼前。这里是中华艺术大学的旧址，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纪念馆。91年前，鲁迅走进这里，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即兴发言，宣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诞生。

那是一个晴天，在冯雪峰和柔石的陪同下，鲁迅从景云里的住所出发，来到中华艺术大学底层一间不大的教室。一方讲台、一块黑板和十几条长凳，50多位作家挤在一起，正等待着他扛起大旗——即使其中有不少人在过去的两年里就革命文学问题对鲁迅进行过谩骂和攻讦。

下午2点，鲁迅登台。他身着长袍，眼神保持着一贯的冷峻。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之后，集体的幻灭蔓延在整个左翼文艺界，在这本该团结的时刻，鲁迅上来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警示——“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

他提出，如果真的要成立左联，真的要用笔杆子代替枪杆子，作家们就要和真实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而不是在咖啡馆里，以革命之名，“上演着‘高谈’‘沉思’种种好玩的把戏”。

“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或则高谈，或则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许许多多‘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Unsplash

就像他在《革命咖啡店》里挖苦的那样：遥想洋楼高耸，前临阔街，门口是晶光闪灼的玻璃招牌，楼上是“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指龚冰庐、郁达夫等人，也包括鲁迅自己），或者高谈，或者沉思，面前是一大杯热气蒸腾的无产阶级咖啡，远处是“龌龊的农工大众”，他们喝着，想着，谈着，指导着，获得着——那是，倒也实在是“理想的乐园”。

咖啡与革命

咖啡一直是上海革命风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三三两两的革命者，穿着呢子西服三件套或长袍，戴着礼帽，打着雨伞，夹着公文包或书本穿过街巷，聚在咖啡馆里，谈论些什么。在鲁迅看来，这场面自然是过于文气和雅致了。

在发表《革命咖啡店》的次年，鲁迅登上了公啡咖啡馆二楼，出席了筹备左联的聚会，与那些本不会坐在一起的人坐在了一起——时任中共宣传部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召集在上海的党员作家和进步文学工作者座谈，执拗的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冰释前嫌。

鲁迅倡导左翼作家与真实的现实碰撞，而对于当时市民阶层空前繁荣的上海来说，咖啡本身何尝不是一种现实？艾芜在《南行记》里写滇缅边境的民众苦难与斗争是一种现实，而被租界、咖啡还有十里洋场环绕的沪上也是一种现实。《包身工》里的上海是真的，茅盾《子夜》里的上海自然也是真的。

与咖啡里的革命场景遥相呼应的，是政治元素在上海商业文学里的空前繁荣。从“新兴文学”“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左翼文学”，都曾在黄浦江风行一时。

三三两两的革命者，穿着呢子西服三件套或长袍，戴着礼帽，打着雨伞，夹着公文包或书本穿过街巷，聚在咖啡馆里，谈论些什么。在鲁迅看来，这场面自然是过于文气和雅致了。/Unsplash

王云五在《战时出版界的环境适应》一文中有所述，“平时我国出版业百分之八十六在上海”。

太阳社成员蒋光慈成为畅销书作家，还经常遭遇盗版。他的《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丁玲的《韦护》《一九三零年春上海》，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阳翰笙的《地泉》，冯铿的《遇合》《重新起来》……礼教吃人的情节在这里已经不够时髦，大家不仅爱看鸳鸯蝴蝶翩翩飞舞，也爱看坚定的革命者如何闯情关。

而大众之所以被革命者吸引，一方面是时代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革命文学争论那两年，对作家们人格漫画式的风趣笔调，实在惹人围观。毕竟，谁不爱看文化人的八卦和拐着弯儿的骂人呢？它使传媒意识到文人作家这一特殊社会群体潜藏的巨大娱乐价值，于是，现代作家之生活、行止被工业化生产的传媒不断夸张、歪曲、变形，进而沦为恶俗化消费的对象。

这也是沈从文对都市文化厌恶痛恨的根源。当时他与胡也频、丁玲夫妻二人合租，又在记录初来上海诸多琐事的文章《善钟里的生活》里写过“莫名其妙竟对房东女儿动了心”之类的话，自然成为被小报揶揄的对象。他写道：“上海的小报最先是把妓女当作戏弄的中心，再就是把唱戏的名角当一个中心，大概二十七、二十八大革命以后，就把作家当作开心的对象……小报就是地方上的低级趣味的小报纸，专门把作家他们的私生活开玩笑，造造谣。”

左翼文学运动选择丁玲担任公开刊物《北斗》主编，某种程度上顺应了这种大众文化心理。1929年冬天，丁玲完成长篇小说《韦护》，取材于瞿秋白、王剑虹的爱情生活，文学风格开始“在儿女之情以外，加上一点革命的东西”。小报那里想象她丰富多彩的罗曼史，而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则被《莎菲女士的日记》深深征服，丁玲的面庞借助报刊杂志封面映入大众视野，作为摩登女性，她是大中学生狂热崇拜的偶像作家。

上海历史博物馆展出的左翼文艺刊物《北斗》。图/视觉中国

过去，左联机关刊物主编、编辑基本上都由左联领导核心担任，“红”则“红”矣，但一望而知，过于暴露，不易生存。而丁玲身上那种混杂着浓郁的革命与小资的暧昧气息，使她既能迷惑敌人，又能同时抓住左联需要争取的两种对象——青年学生与市民阶层。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学摇曳在咖啡与革命之间。向前，犀利的笔触可以力透现实；后退，又可以隐匿身份，在市民阶层回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从这一点上来看，左联既是革命的，也是改良的。

“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但仍要明确的是，左联从来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情。左翼人士云集上海也并非看中这里能容得下似雾非花的诗意，而是因为这座城市是“造在地狱上的天堂”。一如作家王德威所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多以北方为根据地，10年以后，重心则由北而南。此时的舞台不是别处，正是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在租界盛行的状态下，夹杂着许多缝隙，这给共产党和红色文化提供了生存空间。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里也曾有记叙：“北四川路、史高脱路、窦乐安路（现多伦路）一带是所谓‘越界筑路’地段，也是日本人集中居住的地区，名义上是公共租界，实质上归日本人统治，这儿很少有白人巡捕，也没有印度‘三道头’，当然，国民党警察也不能在这个地区巡逻。”

左联成立时，中国革命陷入最低潮。国民党一方面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另一方面对国统区实行文化“围剿”。流血事件很快就来临了。1931年2月7日，李求实、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这5位左联成员与林育南、何孟雄等18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于上海龙华。

“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Unsplash

因悲痛，鲁迅在两年之后才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1934年，萧军和萧红带着《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两部书稿，从东北辗转来到上海，因生活窘困而求助于鲁迅。二萧入住法租界拉都路（今襄阳南路）283号的一个亭子间。亭子间是一种存在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最多高2米，面积只有六七平方米，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供佣人居住。当时很多作家来到上海都落脚在亭子间，多变的笔名只是一种浅层保护，亭子间门把手上缠绕的白布，才是告知来客自己是否安全的标志。

“左联五烈士”事件后，左联遭受重挫，开始调整斗争策略。1931年3月，《文艺新闻》周刊创办，它以小报面貌出现，消息、内容芜杂，但实际上核心内容还是左翼的。

《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刊于1911年8月。1932年11月，黎烈文担任主编后实行改革，成为左翼重要阵地。鲁迅和茅盾都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面对当局的疯狂“文化围剿”，左联及其他左翼文艺组织团结抗击，加强创作活动。1934年至1937年，仅上海的左翼进步期刊出版物就有60余种。

风雨如磐的漫长黑夜里，左联成为一面旗帜。在其存在的6年时间里，从阿英的《夜航集》、茅盾的《子夜》，再到鲁迅作序的《丰收》，共出版小说、散文、诗歌专著847种，译著433种，创办刊物128种。土地的咆哮、汽笛的长鸣以及劳苦大众的声音被480多个盟员捕捉，成为中国文学史和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分。

“一些文学刊物……虽然它们常常只是昙花一现，但也可以在这昙花一现之中，看见一些熟人的文章，闻到一些革命的火药气味，从而知道在其中一定还有党的组织在活动。”曾参与《萌芽月刊》编务的魏金枝写道。

在文学和政治间谢幕

上海虹口山阴路大陆新村，是鲁迅生前最后一处居所。隔着马路，是新式里弄住宅东照里。如果不是来时不断提醒的路牌和故居匾额，这里就像萧红所写的：“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不是告诉得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加入左联后，鲁迅的社会行动有了政治性组织的支撑，然而，遗憾的是，鲁迅最终无法驾驭这种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一开始就并未想过驾驭这种力量，直接参与左联具体事务的管理，而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力量有一种精神性的根基，往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向上走。图/视觉中国

生命的最后十年里，鲁迅的大半时间都在参与左联的事务，这也使左联成为鲁迅加入时间最长的社团。然而，左联解散于悄然之间，这与作为旗手的鲁迅与左联内部分道扬镳有很大关系。

学者钟诚研究鲁迅多年，在“文学鲁迅”之外，他提出“政治鲁迅”概念。他认为，加入左联后，鲁迅的社会行动有了政治性组织的支撑，这代表着反抗压迫的“火与剑”的力量（尽管这力量在当时正处于低潮），这一点，与《新青年》时期的团体完全不同。

然而，遗憾的是，鲁迅最终无法驾驭这种力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从一开始就并未想过驾驭这种力量，直接参与左联具体事务的管理，而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这力量有一种精神性的根基，往他所认为的正确方向上走。然而，即使这样，鲁迅还是与这个自己参与并在名义上被列为领导人之一的“组织”产生了冲突。

这似乎是鲁迅的一种宿命，同路者众多，能与之同行者却甚少。他虽然常待在咖啡馆，但只喝绿茶。上世纪80年代，虹口公园更名为鲁迅公园，但鲁迅本人其实并不游公园。

住在上海的十年里，鲁迅没进过兆丰公园，虹口公园那么近，他也没进过。春天一到，萧红常告诉鲁迅，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希望鲁迅能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在海婴休假时，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一切只是想着，而没有做到。

鲁迅早早地就给公园下了定义，他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就像他对咖啡馆的判断那样，既然填满公共空间的人是无趣的，那这些地方自然也无趣。

住在上海的十年里，鲁迅没进过兆丰公园，虹口公园那么近，他也没进过。春天一到，萧红常告诉鲁迅，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希望鲁迅能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在海婴休假时，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一切只是想着，而没有做到。/Unsplash

左联存在的后三年，似乎是最后的闲散时间。冯雪峰还没有负气出走，与左联若即若离的萧红尚未写下《呼兰河传》；而在品尝时代的风刀霜剑后，“文小姐”仍在上海的十字路口彷徨，丁玲是否想过自己之后会走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路途中呢？

延安已然在召唤，一切积蓄在文学向政治力量转变的时刻。左联影响下的萧军、周扬、周立波、欧阳山、草明、沙汀、冼星海、贺绿汀、江丰、沃渣、胡一川等人，在上海形成了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石，20世纪中国文艺的时代洪流即将滚滚而来。

那个时候萧红总去看鲁迅，做一些北方的吃食。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上午，天放晴了，萧红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家去，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说：“来啦!”萧红说：“来啦!”鲁迅问：“有什么事吗?” 萧红说：“只是天晴啦，太阳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