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余件珍贵文物，展现岭南地区独特的古代历史文化

对襟式样的丝缕玉衣、作为“身份证明”的“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充满生活气息的三合式陶屋、萌萌哒陶鸮形五联罐……一件件精美器物，巨细靡遗地展示出古代岭南地区先民的日常生活、礼仪制度、艺术审美与精神信仰。

8月10日，“海宇攸同——广州秦汉考古成果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启幕。展览展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宫博物馆等单位收藏的南越王墓、南越王宫及广州地区其他秦汉考古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330余件（组）。

展厅现场 摄影：余冠辰

展厅现场 摄影：余冠辰

广州（古称“番禺”）位于中国南方，扼珠江与南海之间的交通咽喉，是中国大陆通向东南亚、印度洋沿岸乃至欧洲和非洲的“南大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孕育了岭南地区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开启了中央王朝对岭南的首次经略，促进了岭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的融合以及南方海上交通线的开拓。秦末汉初，在南越统治者的精心经营之下，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继续稳步发展。汉武帝时期，岭南地区再次成为中央王朝直接管辖的行政区域。经过秦汉帝国四百余年的积极经营与大力开发，岭南社会、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空前繁荣。广州迅速崛起，成为海内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和繁华的大都会，也成为秦汉帝国南域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此次展览分为“南域明珠”“四宇同光”“美食美器”“丝路序章”四个单元，力图通过广州地区最新的考古发掘成果，从中华文明的塑造构建、基因传承、融汇交流等角度，在秦汉时期统一盛世的视野之下，系统展示岭南地区辉煌的古代历史文化面貌与特色。

丝缕玉衣 西汉 摄影：余冠辰

备受瞩目的丝缕玉衣1983年于象岗南越王墓出土。据介绍，南越王赵眛的这件丝缕玉衣的部分玉片与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出土的玉器很相似，应是南越国宫廷所特制。玉衣的制作年代应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要早于河北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金缕玉衣10年左右。而对襟的式样是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新类型。这也是我国迄今为止所见年代较早的一套完整玉衣，为研究中国古代玉衣制度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西汉 摄影：余冠辰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1983年于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它是我国目前考古发掘所见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打破了秦汉时期天子用玺以白玉为材料、以螭虎为印钮的规制，与先前发现的“皇后之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的秦汉印玺制度。

据史籍记载，汉初吕后时期，第一代南越王赵佗曾经僭号为“南越武帝”，其孙继位为第二代南越王后，僭号为“南越文帝”。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不再僭号称帝，故“藏其先武帝文帝玺”。这枚金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腹部位，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意义重大。

展厅现场 摄影：余冠辰

展厅现场 摄影：余冠辰

此外，玺印封泥、青铜勾鑃、组玉佩等代表性遗存标志着南越顶级贵族的身份、等级、地位，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钱币、木简则揭示了南越高级宫殿建筑的规格及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面貌，它们与其它物质文化遗存共同呈现了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格局。

展厅现场 摄影：余冠辰

展厅现场 摄影：余冠辰

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类饮食器具和相关遗迹，如鎏金铜壶、铜钫、铜鍪铜烤炉、铜鉴等，反映出秦汉时期岭南人民已经开始运用水濡、火烹、烘烤、曝晒、烟熏、风干、冰镇、盐腌、发酵等多种手段烹饪美味佳肴。陶船、铜提筒、四联体铜熏炉、陶俑座灯等，则是岭南地区与域外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展览以秦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结合岭南当地及其他地区同时期的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综合展示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面貌，深入阐释早期中华文明的礼仪文化内涵。展示效果方面，通过考古情景、古代壁画、绘画、多媒体等多种方式相结合，营造庄重、典雅、舒适、美观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据悉，近年来，广东地区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广州象岗第二代南越王墓以及大量汉代臣民墓葬等重要考古遗存的陆续发掘，揭示了许多珍贵历史文物，让人们有机会一睹两千多年前岭南历史文化的真实风貌。

展期预计3个月。

观展现场 摄影：余冠辰

观展现场 摄影：余冠辰

南都专访易安兵：考古和保护一定是相邻的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南都：这次展览里的哪些展品具有比较突出的岭南文化特征？

易西兵：岭南地区在形式上与中原地区稍微有点隔绝，在司马迁笔下，它在先秦时期从江浙，到福建，到广东，形成了一个“百越文化圈”。这个系统里，有很多很强烈的地域特色的考古历史文物。

在南越王墓也有多元文化并存的现象，除了中原文化、闽南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还有海丝文化并存。我们这次展出的丝缕玉衣显然就是汉文化的产物。

干栏式陶屋 西汉

三合式陶屋 西汉

但是我们也展出了很多具有鲜明的越文化特征的文物。比如三合式陶屋，它源自中原文化，在广州又加入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干栏式建筑，楼底下养牲畜，楼上住人，这种建筑现在在闽南地区还十分普遍。广州出土的汉代模型明器，更加注重生活的形态。我们在河南、陕西看到的模型明器大多为高大宏伟的仓库、房屋，在南越王墓出土的三合式陶屋，屋子外头有两个小人儿，仰头望着屋顶上的一只小鸟，屋后的围栏里还有幼畜，把生活形态塑造得惟妙惟肖。我想这也体现了岭南文化务实的、生活气息浓厚的一面。

陶小口瓮 西汉

陶匏壶 西汉

这只《陶小口瓮》我相信在中原的博物馆是见不到的，它属于典型的越文化里的几何阴纹陶器。它上面的水波纹雕刻得非常精细、工整。这就是三四千年前开始，一直到西汉南越国时期，越文化里典型的器物。还有一种匏壶，样子像南方的匏瓜，也属于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它是用来盛水或者盛酒的器物，做成小口，以防止酒香溢出。

陶鸮形五联罐 东汉

陶鸮形五联罐是我们院在2020年发掘的，我相信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联罐是越文化里非常特别的器物，我们推测它是日常生活里用来放油盐酱醋和干果的。这次国博的同行将外面的四只大鸮摆得面朝观众，实际上发掘出来的时候，是四只大鸮头朝向中间的一只小鸮，仿佛四只成年大鸮簇拥着，在护佑一只小鸮。刚发掘出来的时候，我们惊呆了。对鸮的崇拜是从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的。商代的妇好墓就出土了鸮形的玉器。而这种五联罐是越文化中的典型器物，又融入了鸮的造型，很呆萌，萌萌哒，不得不说它是一件光彩夺目的、非常精美的艺术品。

陶船 东汉

同时，这次的文物有一些能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也是见证了广州与海外文明的交往。这件陶船是1955年在广州发现的，发现之后就运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藏品。岭南地区多水，和北方的马车、牛车一样，船是重要的交通工具。这只船前面有锚，后面有舵，整体造型非常复杂，说明岭南地区在秦汉时期已经掌握了非常高超的造船技术。前有锚、后有舵的技术，实际上比欧洲早了近千年。

陶俑座灯 西汉

更有意思的是这只陶俑，整个的形态是高鼻、跣足，胡须浓密，我们判断是来自南亚或者东非的胡人。这个人的形象说明，在汉代的番禺，已经有域外人种在这里居住、生活，并且从事劳役类的工作。死后，大户人家就在墓葬里陪葬手持长明灯的小人。胡人俑灯据我所知，就是在广州合浦等一些城市考古发现最集中，以广州最多。正是证实了司马迁讲的“珍奇荟萃”，外国人聚集的那么一种繁华熙攘的场景。

各类出土珠饰

还有各类出土的珠饰，你可能在新疆看得不少。我们出土了两万多颗，包括玛瑙、琉璃、水晶、金珠，有很多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域外进口的。比如这种琉璃耳铛，琥珀印章，非常有特色，说明汉代广州同域外进行了密切的经济往来，技术传播和文化交流。

南都：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等地的考古等发掘的历程是怎样的，现在进行到了什么阶段？

易西兵：广州这个城市从公元前214年秦统一岭南之后建番禺城，到现在没有挪过位置。历代的政权、官府都在北京路一带，给城市的考古发掘带来很大的难题。

在南越宫署遗址有一个六米高的考古“关键柱”，堆积了从秦到民国，20多个时期13个朝代的遗迹。南越宫署遗址从1975年就被发现了。1995年广州修地铁，在大规模基础建设的时候，发现了石构水池。1997年发现了曲流石渠。2000年，发现了南越国的宫殿，宫殿发现之后，广州市政府决定原址保护，建设博物馆。

所以，考古遗产的发掘和研究、展示很重要，但是对于重要考古遗产的保护和展示，同样是考古人、文物部门和当地政府需要着重考虑的事。从南越王墓的保护，到南越宫署遗址的保护，我觉得充分体现了广州对文化遗产的重视。

重要的考古遗产的意义不仅在于增强历史信度，活化历史场景，丰富历史内涵，更重要的是为现代化的城市树立了一个坐标。比如南越宫署遗址，从秦到民国一直在发展，到现在还在发展，表明这里是广州的城市原点。这么一个重要的城市坐标肯定是要原址保护的，它就是广州城市历史文化的精华所在。包括北京路的“千年古道”，我们2002年发掘以后，对它实施了部分的回填，部分的保护展示，目前它已经成为了广州一个重要的商业文化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我说的是“千年古道”与现代商业交相辉映，对一个现代化城市来讲，绝对是增加了历史文化品位。

南都：有些东西如果进行原址保护而不出土，是不是失去了研究的机会？

易西安：这也是一个抉择。对考古遗产来讲，保存在原来的环境，是最好的保护方法。所以我们现在对原址保护的重要考古遗产，除非为了科学研究额外做一些主动发掘，其他的就先让它在那儿埋着。因为发掘出来之后不一定能保护好。考古和保护一定是相邻的。所以，考古人既需要有穷追到底的恒心，也要摒弃一味追求宝物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