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州唐墓出土人物俑服饰研究

万州唐墓出土人物俑服饰研究

谭建华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庆 404000）

摘 要：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654）墓陪葬有大量珍贵湘阴窑青瓷人物俑，其类型包括文吏、武吏、武士、骑士、侍从等。这些瓷俑所着服饰反映了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物特性，显示出初唐服饰承上启下、糅合胡汉的特征，体现出唐人独特的审美观。

关键词：万州；初唐；人物俑；服饰；

华夏服饰在不断传承、吸纳、融化中发展演变，蕴藏着丰富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唐朝社会繁荣昌盛，开放包容，其服饰文化集中体现了时代特点，带来“袒露”“女着男装”“时世妆”等前卫时尚，对日本、朝鲜等邻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服装史上有重要地位。1980年代以来，关于唐代服饰的专著、专论相继问世，但运用第一手考古实物、全面系统探析的成果不多。受出土文物的地域、收藏、保密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学者很难将其资源整合，跨学科研究更是不易。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654）墓目前研究成果主要侧重于形制结构、丧葬制度、出土青瓷等内容，而对随葬瓷俑所着服饰关注甚少。本文拟用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所藏部分随葬青瓷人物俑为例，依据文物自身的真实性、可靠性、直观性，结合考古发掘资料，对其服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意义进行探讨，为研究初唐服饰的演变、发展提供参考。

1978年8月，万县（今重庆万州）驸马公社在改土造田时发现一座古墓。四川省博物馆会同当地文教局进行发掘，根据两块残存墓志铭和《夔州府志》相关记载，考证此墓为唐永徽五年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冉仁才夫妻合葬墓，妻为“汉南县主”，即汉南王之女，从二品，故当地人称“驸马坟”。墓中出土大量金、铜、玉、玻璃、青瓷等器物，部分现藏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其余分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四川省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内有青瓷人物俑65件，今据其所着服饰的类型，对初唐服饰的发展和基本特征进行分析。

一、文吏俑、武吏俑与衣冠服饰

中国衣冠制度在商周时代初现端倪，东汉时全面执行。汉明帝永平二年（59），下诏采用《周官》《礼记》《尚书·皋陶篇》，乘舆服从欧阳氏说，公卿以下从大小夏侯氏说，制定了官服制度。隋文帝、炀帝先后下令制定服制，严格规范服饰等级制度：“裘冕之服，历代不行。后魏、北齐，舆服奇诡。至隋氏一统，始复旧仪。”[1]卷四十五《舆服志》唐初车服皆因隋制，至武德四年（621）高祖颁令，“始著车舆、衣服之令，上得兼下，下不得儗上”[2]卷二十四《车服志》511。初唐衣冠在隋制基础上进行完善，得以系统地确立，对后世衣冠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古代衣冠制度是维护社会地位的工具，充分体现了着装者的权力、等级、尊卑贵贱。初唐规定，“凡天子之服十四”[2]卷二十四《车服志》514，“皇后之服三”[2]卷二十四《车服志》516，“皇太子之服六”[2]卷二十四《车服志》517，“皇太子妃之服有三”[2]卷二十四《车服志》518，“群臣之服二十有一”[2]卷二十四《车服志》519，“命妇之服六”[2]卷二十四《车服志》523。万州唐永徽五年墓出土的文吏俑、武吏俑所着服饰均符合“群臣之服二十有一”之规定：“平巾帻者，武官、卫官公事之服也。金饰，五品以上兼用玉，大口绔，乌皮鞾，白练裙、襦，起梁带。陪大仗，有裲裆、螣蛇。朝集从事、州县佐史、岳渎祝史、外州品子、庶民任掌事者服之，有绯褶、大口绔，紫附褷。文武官骑马服之，则去裲裆、螣蛇。”[2]卷二十四《车服志》521

（1）文吏俑也称文官俑，共出土12件。头戴平巾帻，身穿交领右衽宽袖短袍，上腰系宽带，双手或曲于胸前执物（物不存），或笼于袖，拱手腹前，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形象庄重，生动传神。有的面目和蔼，流露恭谨之态（图一：1、2、3）。有的深目多须，竖眉怒目，状似胡人。

（2）武吏俑也称武官俑，共出土15件。头戴平巾帻，身穿交领右衽宽袖短袍，上腰系宽带，双手曲于胸前，手持带鞘环柄刀，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有的庄重虔诚（图二：1），有的竖眉怒目，有的张口狂笑。其中10件深目高鼻，颚下留长须，状似胡人（图二：2、3、4）。

以上文吏、武吏俑均着平巾帻服。帻是中国古代冠饰中的一类，最早的帻就是裹发的头巾。早在汉代就有帻使用，社会底层人士服之。《说文解字》：“帻，发有巾曰帻。”[3]158《册府元龟》载：“时三辅吏士东迎更始，见诸将过，皆冠帻(《汉官仪》曰：帻者，古之卑贱不冠者之所服也)。”[4]卷十二《中兴》119发展至唐代，帻有多种样式，并形成固定的服饰礼仪制度。平巾帻服是唐代最普遍的官服之一，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普通官员都能穿着，只是服饰色彩和配饰材料有所区别。同时也是一种常服，骑马时使用。

二、武士俑、骑士俑与甲胄

初唐的戎装基本沿袭了南北朝以来至隋朝的造型和款式，并加以改进、不断完善，渐渐形成了具有唐代风格的军戎服饰。盛唐时期整个社会综合国力强盛，太平安逸，服饰崇尚奢华、新潮，戎装也不例外，中晚唐由于社会动荡，戎装回归简单实用。总的来讲戎装包括作战时的服饰和武官朝参时的官服和官常服，前面已对武官朝参时的官服和官常服进行了一定的阐述，本节就以唐永徽五年墓出土的青瓷武士俑、骑士俑为例浅析武官作战时的装束。

（1）唐湘阴窑青瓷胡人武士俑。共出土2件。头戴盔胄，面容严肃，颚下留有络腮胡，上身着短袖铠甲，甲片成长条状，甲外胸前及后背均罩蝶翅形护心铠，并在肩上用带前后扣连，下着战袍至地，露出尖头靴，靴头微上翘，小臂裸露，左手按长方盾，盾面起脊，右手曲置握物状（原持物已失），立于方座上（图三：1）。

（2）唐湘阴窑青瓷铠甲骑士俑。共出土6件，其中2件完整，4件残破，造型完全相同。骑士俑面相威严，专注前方，头戴兜鍪，其顶端有一圆洞，原插有长缨，身穿长至膝部铠甲，下着长筒靴，前臂裸露，双手曲举，左手作勒马状，右手屈指握空心拳，空心处所执兵器已失。左大腿侧挂一带鞘刀，右大腿侧系一箭菔。马俑身披具装铠，具装铠由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甲片上刻有鲮纹，只有四肢下部、眼睛、鼻孔、耳朵外露，寄生直竖马尻部，形似喇叭，口沿作莲瓣状，外表饰以圆圈纹。两耳间前伸一角状饰物，项颈部右侧斜挂一枪囊。俑身布满冰裂纹（图三：2、3）。

从出土的2件武士俑和6件骑士俑可以看出，初唐武官作战时的装束大致包括头部护具、躯干护具、下肢护具和盾牌。

作战时保护头部的主要护具是头盔，秦汉以前称“胄”，后叫“兜鍪”，也称“首铠”。初唐时期的头盔与隋代基本相同，同属“兜鍪”期，形制较简洁，没有过多的装饰，注重实用。武士俑（图三：1）所带兜鍪呈球状铁帽，顶部加半圆形铁顶，两侧中部向外凸起成耳状，用以护耳，其下部一直延伸至肩部，略往外翻卷，以保护整个颈部。兜鍪外均匀饰有宝相花纹，后部中间竖直刻划三道凹弦纹，弦纹间饰两排戳点纹，每排戳点纹由九组半圆形组成，每个半圆形又由六个戳印的小方点组成，彼此连接，状如波浪纹。骑士俑（图三：2）所带兜鍪与武士俑头盔外形上大致相同，但没有护耳凸起。在半圆形铁顶中间有一圆孔，以插饰品。兜鍪外前后左右相对饰三道凹弦纹。上述两件兜鍪与隋代和初唐早期相比，加了少许纹饰和装饰，但与盛唐的美观豪华相比，仍以实用为主。

躯干护具包括战袍和铠甲。武士俑（图三：1）上着短袖甲，甲外罩护心铠，铠似蝴蝶展翅状，翅中心印1朵大宝相花，四周各饰4朵小宝相花，与圆圈纹相间排列，下着长条纹战袍至地。骑士俑（图三：2）所着短袖甲与武士俑相同。总体上看，初唐铠甲与隋代相似，而与盛唐时雍容华贵相比则更注重于实战。

下肢护具仅见武士俑（图三：1）所着尖头战靴和骑士俑（图三：2）所着长筒战靴。

盾牌是古代作战时的手持护具，呈长方形或圆形。盾的中央向外凸出，形似龟背。武士俑（图三：1）左手按长方盾，盾面起脊。盾牌的纹饰，两边饰直线凹弦纹为边框，框内各饰10朵宝相花。下边框饰网格纹。盾牌中部刻一花瓣纹，花瓣正中饰褐色点彩，以示花心。花瓣外饰一周联珠纹，均匀分布着4朵带褐彩的宝相花。盾牌上部配以夔牛纹，下部配以神龟纹。夔牛又名雷兽，能发雷鸣声，并伴有日月般光芒。此纹饰用在盾牌上，寓意持盾人敲击声响彻远方，震慑敌军，威服四方。龟在古代被认为是灵兽，是长寿和不死的象征。此纹饰用在盾牌上，寓意持盾人在战场上有盾的保护不受伤害，长命百岁。

具装马铠是重装骑兵的装备，骑士俑（图三：2、3）所骑战马均装备有具装马铠，仅四肢、眼睛、鼻孔和耳朵外露。

唐湘阴窑青瓷胡人武士俑（图三：1）护具上，大量出现宝相花纹。这是一种传统吉祥装饰纹样，将自然界花卉如莲花、石榴花、牡丹花等花头经艺术加工，形成不同的纹饰符号，以造型优美、富贵吉祥、幸福美满的象征含义成为中国特有的传统纹饰。初唐以来，宝相花纹在唐代服饰上大量出现，成为人们喜爱的图案。

三、其他人物俑与服饰

除文吏俑、武吏俑、武士俑、骑士俑外，万州唐永徽五年墓还随葬有其他不同职业类型的人物俑，如牵马俑、牵骆驼俑、侍从俑、伎乐俑等，其身份卑微、低下，更能体现当时普通百姓的服饰特征。

（1）唐湘阴窑青瓷男侍从俑，共出土10件。其中5件头戴风帽，身穿翻领胡服，两侧贴花扣，着窄袖短袍，袍至腰部向内紧缩，似系一腰带，左手下垂，右手内曲执物（物失），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图四：1、2）。另5件头戴遮耳帽，身穿交领右衽宽袖短袍，腰系宽带，左手下垂，右手内曲于胸前执物（物失），下着裳至地，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足穿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图四：5）。

（2）唐湘阴窑青瓷男牵马牵驼俑，共出土6件。头戴幞头，顶部高隆，两角系于脑后，形成自然下垂的两根软脚，也称垂脚，另两角反结于头上。身穿圆领窄袖袍至膝部，圆领直立于颈部，袍至腰部向内紧缩，似系一腰带。足穿长筒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正面及背面均有衣褶刻划纹。有的双手曲于腰前，右手贴腰，左手作握缰状（图四：3）。有的右手曲于腹侧，左手弯曲至胸前，作牵缰状（图四：4）。其中3件，高鼻鼓目，满腮胡须，状似胡人（图四：3）。

（3）唐湘阴窑青瓷持杯女侍从俑，共出土4件。梳圆形发髻，双目微闭，面部丰满，鼻梁高挺，口微张，身材修长，双手举于胸前捧杯，着圆领长袖窄衣，袖口较小，紧身条状长裙上束至胸，上胸袒露，长裙前后以两根吊带相连，长裙曳地，下露尖头靴，靴头微上翘，立于方座上（图四：6）。

（4）唐湘阴窑青瓷女伎乐俑，共出土2件。头梳圆髻，发尾露出向后缠绕，身穿圆领窄袖衫，袒胸，胸系条状长裙，正面及背面均刻衣褶纹，双手曲于胸前弹琵琶，屈膝跪坐方座上（图四：7）。

（5）唐湘阴窑青瓷骑马男吹笳俑，出土1件。头戴遮耳帽，身穿交领右衽宽袖外衣，胸系宽带，下着裳，长至脚面，脚穿尖头靴，双目凝神，端坐于马上。左手执笳至嘴处作吹奏状，右手前曲作握缰绳状。马背上有桥形鞍，头上有辔饰，口两侧各有镳一个，胸前鞅及股后鞦革带上有铃饰，马尾下垂至地（图四：8）。

（6）唐湘阴窑青瓷骑马男擂鼓俑，共出土3件。头戴风帽，着圆领窄袖袍，腰束带，下着裳，脚穿尖头靴。头微昂，鼓目圆睁，注视远方，右手执鼓锤，举至胸前，左手握拳抬起，拳中一小孔，所执物已失，左腿侧有一鼓，系挂腰间，脚穿尖头靴。马背上有桥形鞍，马胸前鞅及股后鞦革带上均有铃铜（图四：9）。

唐初服饰与隋代大体相同。男子主要穿窄袖圆领袍，女子衣衫小袖窄衣，外加半臂，肩绕披帛，紧身长裙上束至胸，上胸袒露，显得身体修长，风格简朴。盛唐时衣裙渐宽，裙腰下移，服色艳丽。至中晚唐，衣裙日趋宽肥，女子往往褒衣博带，宽袍大袖。袒领服为一种半袒胸的大袖衫褥，盛唐时广为流行。总体来讲唐初女子的妆饰朴素大方，盛唐服饰华丽鲜艳，美得奢华、富丽，晚唐妆饰则由富丽、大气走向了穷奢极欲。

牵马、牵驼俑（图四：3、4）头戴幞头。幞头之制出于北齐，隋、唐初逐步定型。头上系幅巾，裹住头部，在脑后和头顶系结，这是幞头的雏形。隋代幞头直接系在发髻上，顶部低平。唐初幞头顶部较隋代要高，为了裹出不同的形状，使其高高隆起，人们在幞头内加入巾子，初唐时巾子稍稍前俯，盛唐时变为直立，晚唐巾子则变得微微后仰。唐代的幞头脚由最初自然下垂的软脚发展至具有弹性的硬脚，以装饰出不同的样式。

唐朝是个开放的朝代，与周围各国交往密切。初唐大量胡人俑及胡服的出现，说明胡人带来的胡服文化已融入唐朝社会。“中唐时期……当时人耳闻目睹了‘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以及‘臣妾人人学圆转’的时尚与盛况。”[5]充分反映出西域的音乐、舞蹈和服饰流行中原，穿胡服成为流行风尚。“唐代胡服盛行主要是在初盛唐时期，中唐以后虽不复以往，但异族服饰风尚的影响更加润物无声。”[6]

四、社会意义

1．万州唐永徽五年墓是永州刺史冉仁才夫妻合葬墓。通过考证，既明确了该墓的纪年，又弄清了墓主人的身份，为研究唐朝衣冠服饰明确了时间范围和研究对象。

2．万州唐永徽五年墓中胡人俑及胡服的大量出现，体现了唐朝的强盛。胡人纷纷前往中原谋生，主要从事牵马、牵骆驼等工作，在该墓出土的文武吏俑中，胡人形象俑占有相当比例，反映出胡人及其后裔已深深融入到初唐社会的各个阶层。不同种族的人物俑都身着胡服，说明胡人服饰在初唐广泛流行，深受人们喜爱。墓中出土的大量人物俑为研究初唐胡汉服饰文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中国古代自十六国至隋代，一直以‘甲骑具装’即人马都披铠甲的重装骑兵为军队主力，而到了唐初，却演变为以人披铠甲，马不披甲的轻骑兵为主力。”[7]而甲骑具装俑在唐代冉仁才夫妻合葬墓、懿德太子墓、李寿墓和段元哲墓中均被发现，数量极少，总数只有139件，是研究唐时期甲骑具装仅有的考古资料。以上表明唐代仍保留有少量的重装骑兵，只是在功用上发生了变化。笔者认为在当时主要受其机动性差的制约，虽不是疆场上的中坚力量，但以优美精良和威武庄重的特性，却在盛大的典礼仪式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墓中出土的6件唐湘阴窑青瓷铠甲骑士俑，所骑战马均装备有具装马铠，其中2件各部分俱全，寄生保存完好，这使学者对初唐寄生的具体形状有了较清楚的了解，为学者研究唐代重装骑兵的演变、发展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考古实物依据，同时也为学者全面探析唐代军事历史、装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墓随葬的青瓷人物俑刻画得栩栩如生，直观地表现了初唐时代的服饰艺术。因受其色彩单一、职业类型不全等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全面系统地体现当时衣冠服饰。所以笔者通过借助文献资料和考古出土实物相结合的方法，对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墓随葬的青瓷人物俑所着服饰进行探析，最大程度阐述出当时衣冠服饰的状况。由此得出，初唐衣冠服饰多沿袭隋制，是对南北朝以来至隋代服饰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发展，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中形成了唐代独有的特色，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唐代服饰文化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后半期服饰的发展，还对周围日本、朝鲜等邻国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世界服装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无论是在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在考古出土实物上都已充分地体现。

参考文献：

[1]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1929-1930．

[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158．

[4]王钦若．册府元龟：卷20[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9．

[5]谢建忠．白居易诗中的西域乐舞考论(一)[J]．四川三峡学院学报，1999（3）：38-41．

[6]王若诗．论唐代丝绸之路影响下的服饰新变——以唐代诗歌为研究视角[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7（1）：84-88．

[7]贾潍．中国古代铠甲的历史变革分析[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0．

作者简介：谭建华（1976—），男，重庆万州人，文博馆员，主要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与保护。

原载于 《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