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孝萱：唐传奇《聂隐娘》考｜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2005年海外的《华裔杂志》发表书评，略谓：

二十世纪国人（包括大陆和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学者）的传奇研究，分为两派。一派以鲁迅等为代表，研究的焦点为考证作者生平、写作年代；进行分类；探讨思想性及艺术性；进行注释、辑佚等。一派另辟蹊径，以陈寅恪、卞孝萱为代表，在上述范围之外，从唐人传奇中拈出政治、社会与文学的关系，以为研究的重心，别开文史互证的新生面，于是形成二十世纪传奇文研究的“正”与“奇”两种风格的分流。

唐传奇中聂隐娘这一人物形象自诞生后，就一直备受青睐，后世的戏曲、电影等对其不断进行再创作，使其活力不断。2015年侯孝贤导演执导的电影《刺客聂隐娘》获得戛纳电影节、亚洲电影大奖以及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奖等多项大奖，反映了聂隐娘此一人物形象在现代依然十分鲜活有吸引力。那么聂隐娘这个人物形象是如何产生的呢？又蕴含了创作者怎样的创作理念或寄托呢？以下看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先生独辟蹊径的深入解读。（本文节选自卞孝萱著《唐传奇新探》，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涉及侠义之唐传奇

唐传奇之涉及侠义者，有以下一些作品:

许尧佐《柳氏传》描写“负气爱才”的李生，将“幸姬”柳氏赠给韩翊。韩翊赴淄青幕，柳氏为蕃将沙吒利劫去。淄青虞侯许俊“雄心勇决”，为韩翊夺回柳氏。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上奏其事，肃宗下诏:“柳氏宜还韩翊。”

蒋防《霍小玉传》描写李益与“霍王小女”小玉同居两岁，李益与表妹卢氏订婚而抛弃小玉。“豪侠之伦，皆怒生之薄行”，黄衫豪士挟李益至小玉家，小玉“长恸号哭数声而绝”。

沈亚之《冯燕传》描写“魏豪人”冯燕，亡命于滑，与张婴妻私通。张婴醉且瞑，婴妻使冯燕杀婴，燕杀婴妻而去。官家捕张婴，冯燕自首。相国贾耽“请归其印，以赎燕死”。诏:“凡滑城死罪皆免。”赞曰:“燕杀不谊，白不辜，真古豪矣!”

薛调《无双传》描写王仙客与表妹刘无双幼稚相狎。朱泚叛唐称帝，刘震受伪命官，克复后，震与妻皆处极刑，无双入掖庭。仙客谋于“有心人”古押衙，馈赠不可胜纪。押衙设“奇法”，令无双旧婢采苹假作中使，赐无双服茅山道士药，暂死，赎其尸，复活。仙客、无双归襄邓，“为夫妇五十年”。押衙自刎。

裴铏《传奇·昆仑奴》描写一品家红绡妓与崔生以“隐语”私约。崔家有昆仑奴磨勒，夜入一品宅，负红绡妓飞出，隐居崔宅。一品知必“侠士”挈之，不敢追究。后红绡妓出游，为一品家人发现。一品派兵围擒磨勒，磨勒飞去。

以上皆唐传奇之名篇。暂不评论其寓意、文采，就内容而言:《冯燕传》歌颂传主冯燕的侠义行为，其他四篇分别歌颂虞侯许俊、黄衫豪士、古押衙、昆仑奴磨勒的侠义行为。这四篇又可分为两类:（一）许俊与韩翊、柳氏非亲非故;黄衫豪士与李益、小玉素不相识。他们的相助，完全出于义愤。（二）古押衙为报恩而舍命成全王仙客、刘无双的婚事，磨勒为小主人解忧而以“神术”成全崔生、红绡妓的恋情。五篇之共同点:皆是爱情与侠义相结合。

综观涉及侠义之唐传奇，能跳出个人悲欢离合的小范围，而着眼于政治大局者，当推《红线》《聂隐娘》为代表作品。

《聂隐娘》考

《聂隐娘》主要是叙述“元和间，魏帅”派聂隐娘暗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她反为刘昌裔击毙了魏博派来的刺客精精儿，又设法避免了魏博刺客妙手空空儿对刘昌裔的搏击。兹针对这个故事，进行如下探讨。

1.《聂隐娘》作者未言魏博节度使之名。流行的论著、注本亦未交代。

此人是小说作者所讽刺的对象。不知此人是谁，怎能理解小说的意义、作者的立场呢?故本文首先考证《聂隐娘》所云“魏帅”之名。

据《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贞元十九年五〔六〕月）甲辰，以陈许行军司马刘昌裔检校工部尚书，兼许州刺史、陈许节度使。”卷一五《宪宗纪下》:“（元和八年十一月）右龙武统军刘昌裔卒。”

又据《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二年八月）己巳，以前魏博节度副使田季安为魏州长史、魏博节度观察等使。”《宪宗纪下》:“（元和七年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

按照正史所记载的刘昌裔、田季安履历，对照《聂隐娘》所云“元和间，魏帅与陈许节度使刘昌裔不协，使隐娘贼其首”之“魏帅”，应是田季安。这是《聂隐娘》作者谴责的对象。

2.考出“魏帅”是田季安，还要看看正史对此人的评述，以判断《聂隐娘》作者对他的讽刺、谴责是否有理。

《旧唐书·田承嗣传（附绪子季安）》云:“母微贱，嘉诚公主蓄为己子。……及公主薨，遂颇自恣。……其军中政务，大抵任徇情意，宾僚将校，言皆不从。”又云:“季安性忍酷，无所畏惧。有进士丘绛者，尝为田绪从事，及季安为帅，绛与同职侯臧不协，相持争权。季安怒，斥绛为下县尉，使人召还，先掘坎于路左，既至坎所，活排而瘗之，其凶暴如此。”

刘禹锡《遥伤丘中丞（并引）》云:“河南丘绛有词藻，与余同升进士科，从事邺下，不幸遇害，故为伤词。”“邺下杀才子，苍茫冤气凝。”丘绛“遇害”时，刘禹锡正贬谪在朗州，故诗题为“遥伤”。田季安活埋“才子”丘绛之事，从魏博传到朗州，可见田季安“凶暴”的恶名，是远近皆知的。《聂隐娘》作者对他进行讽刺、谴责，是有理由的。

3.更需将历史上的田季安与刘昌裔进行对比，以判断聂隐娘弃田投刘，是否正确。这是鉴别小说有无进步意义的关键。

《聂隐娘》作者借“乞食尼”之口，对聂隐娘说:“某大僚有罪，无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决其首来。”这一段话，不是闲笔。田季安活埋丘绛，更是“无故害人”，是有罪的。按照“乞食尼”的教导，聂隐娘可以杀田季安。她弃田季安而投刘昌裔，是有正当理由的。

《聂隐娘》描绘聂隐娘弃田投刘的经过:“隐娘辞帅之许。刘能神算，已知其来。……隐娘夫妻云:‘刘仆射果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愿见刘公。'刘劳之。……隐娘谢曰:‘仆射左右无人，愿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知魏帅之不及刘。”这是小说虚构，要看历史上真人真事如何。

《旧唐书·田承嗣传（附绪子季安）》云:“无他才能。”“及（嘉诚）公主薨，遂颇自恣，击鞠、从禽色之娱。”《田弘正传》云:“季安惟务侈靡，不恤军务。”韩愈《唐故检校尚书左仆射右龙武军统军刘公墓志铭》云:“公少好学问，始为儿时，重迟不戏，恒若有思念计画。”“公不好音声，不大为居宅，于诸帅中独然。”从才能、生活作风来看，刘昌裔与田季安明显不同。

《旧唐书·田承嗣等传》史臣曰:“诸田凶险，不近物情。而（田）弘正、（张）孝忠，颇达人臣之节。”《新唐书》卷二一〇《藩镇传序》云:“魏博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今取擅兴若世嗣者，为《藩镇传》。若田弘正、张孝忠等，暴忠纳诚，以屏王室，自如别传云。”两《唐书》是将田季安置于“凶险”类，而不是置于“颇达人臣之节”“暴忠纳诚，以屏王室”类的。韩愈《刘公墓志铭》云:“元和七年，得疾，视政不时。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过其地，防穿不补，没邑屋，流杀居人，拜疏请去职即罪，诏还京师。即其日与使者俱西，大热，旦暮驰不息，疾大发，左右手辔止之，公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谢天子。'上益遣使者劳问，敕无亟行，至则不得朝矣，天子以为恭。”从对朝廷的态度来看，“凶险”的田季安，与“天子以为恭”的刘昌裔，形成尖锐对比。《聂隐娘》“刘自许入觐”一句，不是闲笔，而有千钧之重。因为:方镇对朝廷，是服从还是割据，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四世、四十九年不入朝廷的魏博诸田，与带病入觐的刘昌裔，恰是反、正两种典型。弃田投刘，不是背叛，而是觉醒。《红线》作者正是按照这样的立场观点，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弃暗投明的女侠形象。

唐代小说多有描述剑侠弃暗投明者，如:

《太平广记》卷一九五《豪侠三·义侠》云:“（仕人）至一县，忽闻县令与所放囚姓名同，往谒之。……乃言此贼负心之状。言讫吁嗟，奴仆悉涕泣之次，忽床下一人，持匕首出立，此客大惧，乃曰:‘我义士也。宰使我来取君头。适闻说，方知此宰负心。不然，枉杀贤士。吾义不舍此人也。公且勿睡，少顷，与君取此宰头，以雪公冤。'”（出《原化记》）

同书卷一九六《豪侠四·李龟寿》云:“唐晋公白敏中，……既入阁，花鹊仰视，吠转急，……欻有一物自梁间坠地，乃人也。……顿首再拜，唯曰‘死罪'。公止之，且询其来及姓名。对曰:‘李龟寿，卢龙塞人也。或有厚赂龟寿，令不利于公。龟寿感公之德，复为花鹊所惊，形不能匿。公若舍龟寿罪，愿以余生事公。'”（出《三水小牍》）

以上两篇小说的情节简单，文字粗糙，不能与《聂隐娘》相提并论。

4.《聂隐娘》叙事至“开成年，昌裔子纵除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后一年，纵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而止。这一情节，在小说中可有可无，是否浪费了笔墨呢?否。

据韩愈《刘公墓志铭》“子四人”，三文一武。“嗣子光禄主簿纵，学于樊宗师，士大夫多称之。”“次子景阳、景长，皆举进士。”刘纵、刘景阳、刘景长兄弟的成就，是刘昌裔区别于田季安的又一例证。因为，如刘昌裔是跋扈的武夫，就不会让三个儿子弃武习文;如昌裔家教不严，三个儿子不可能取得成就。《聂隐娘》作者特意于小说末尾叙及刘纵，表明他对刘家事情很了解。

对照一下田季安。据《旧唐书·田承嗣传》:“田氏自承嗣据魏州至怀谏，四世相传袭四十九年，而田兴代焉。”《田弘正传》:“本名兴。”“少习儒书，……勇而有礼。”田季安“屡行杀罚，弘正每从容规讽，军中甚赖之。季安以人情归附，……欲捃摭其过害之”。刘昌裔让三个儿子弃武习文，而田季安连一个“少习儒书”的田弘正都不能容忍，这是多么鲜明的不同。（田弘正《谢授节钺表》略云:“空驰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惟忠与孝，天与臣心。常思奋不顾生，以身殉国。无由上达，私自感伤。”即是对田氏“四世”割据的公开批判。）当时文士对刘昌裔、田季安二方镇，赞成谁?反对谁?是不言而喻的。

5.《聂隐娘》云:“忽值磨镜少年及门，女（聂隐娘）曰:‘此人可与我为夫。'白父，父不敢不从，遂嫁之。”又云:元和八年隐娘辞别刘昌裔时，“云:‘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但乞一虚给与夫。'刘如约，后渐不知所之”。评论家每以《聂隐娘》作者对隐娘婚姻的描写为败笔:草率结婚，草率分离，似乎有损于女侠的形象。其实这种情节，几乎已成为唐代侠义小说的公式了。请看:

《广记·崔慎思》云:“有少妇年三十余，窥之亦有容色，唯有二女奴焉。慎思遂遣通意……求以为妾，许之，而不肯言其姓，慎思遂纳之。二年余，崔所取给，妇人无倦色。”又云:少妇报仇后，“谓崔曰:‘……宅及二婢皆自致，并以奉赠，……'言讫而别”（出《原化记》）。

同书《贾人妻》云:“（王立）偶与美妇人同路，或前或后依随，因诚意与言，气甚相得，……立既悦其人，又幸其给，……立遂就焉。……每出，则必先营办立之一日馔焉。及归，则又携米肉钱帛以付立。日未尝阙。……凡与立居二载。”又云:贾人妻报仇后，“谓立曰:‘……此居处，五百缗自置，契书在屏风中。室内资储，一以相奉。……'言迄，收泪而别”（出《集异记》）。

两篇小说的共同点是:女侠轻儿女之情，无室家之恋，结合与分手，都很自由，用不着媒妁，夫婿都是低能，靠女侠养活。这或许就是唐代小说作者赋予女侠的超脱个性吧!（《广记·崔慎思》歌颂女侠杀子，曰:“杀其子者，以绝其念也，古之侠莫能过焉。”反映了当时的审美观念。）《聂隐娘》作者囿于当时的审美观念，描写隐娘完成其保护刘昌裔不被田季安暗杀的任务之后，“自此寻山水，访至人”，与磨镜少年分手了。

6.聂隐娘本无其人，其姓其名，皆是传奇作者虚构的。今案:《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五人事，赞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传奇作者赋予传主姓“聂”，用意在于肯定她继承了中国古代著名刺客聂政“义”的传统。古代小说采用这种手法的，如《太平广记》卷一九六《豪侠四·荆十三娘》（出《北梦琐言》），小说作者赋予传主姓“荆”，用意在于表扬她继承荆轲。在这一点上，《荆十三娘》与《聂隐娘》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