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讨论阿富汗

当地时间8月30日，塔利班宣布美军完成从阿富汗撤军，图源：新华国际

【导读】

当地时间8月30日，塔利班宣布美军完成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局势的稳定是近半个月来世界所瞩目。早在清朝中叶，后到民初，中国人已经意识到阿富汗地处全球中部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龚自珍、廖平至毛泽东都撰文强调阿富汗这一地区对中国的战略意义。据耿飚回忆，1950年代，中国遭遇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全球封锁，毛泽东首先就想到了与阿富汗同纬度的巴基斯坦，中巴友谊有助于打破反华军事包围圈。而毛泽东的敏锐思维和他学生时代接受新文化运动洗礼，在湖南主编《湘江评论》时的视野不无关系。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就刊发过《阿富汗执戈而起》。

毛泽东于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上刊发《阿富汗执戈而起》（王锐提供）

新文化运动虽然以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为中心，但随着大众媒体的迅猛发展，以及出版业的繁荣，新思潮开始向全国各地传播。《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受到不少青年学子的欢迎，其中所宣扬的理念与学说成为他们分析中国与世界问题时的主要思想资源。可以说，没有各地的知识分子的积极响应，没有民间社会依然存在着的多将读书人视为地方精英的传统，没有传统地缘社会中的同乡伦理与新式学堂中的同学关系，没有新兴的学会、团体及与《新青年》等刊物理念相近的报刊进行“再宣传”，新文化运动蔚为潮流之势将难以形成。

湖南：前有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后有毛泽东与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

戊戌年间，梁启超在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以新学教授当地子弟，使湖南的思想风气为之一新

晚清以来，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成为清廷“中兴”名臣开始，湖南人才辈出，形成了一股颇为强烈的经世致用学风。戊戌年间，梁启超在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以新学教授当地子弟，使湖南的思想风气为之一新。传统的经世致用观加上与新学相伴而生的救亡图存观念，使近现代湖南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思考、组织与行动能力。新文化运动之风吹响此地后，就立即引起了响应。诞生了在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组织——“新民学会”，以及著名的刊物——《湘江评论》。而这两件新事物的出现，背后都离不开一位更著名的人物——毛泽东。

每日赴湖南省立图书馆，青年毛泽东阅读世界书籍，立志改造天下人心

毛泽东当年所读著作：亚当·斯密士的《原富》（右）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辛亥革命之后，毛泽东从家乡到省城长沙念书。他先是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但不适应里面课程太少而规则烦琐的校园环境，于是离开学校，自己给自己制订了一个读书自修计划，决定每日赴湖南省立图书馆中看书。他回忆：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我将古希腊的诗歌、罗曼史、神话和枯燥的俄、美、英、法等国的史地混合起来。

这番读书经历，让毛泽东了解了近现代世界的基本演变，形成了广袤的分析问题的视野。随后，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在那里他得到杨昌济等人的大力提携，并结交了一批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友人。此时他关注《新青年》杂志，经常阅读里面的文章，并开始探索救国之道，思考如何改变中国的现状。1917年他致信黎锦熙，强调：“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二十八画生”长沙城内遍发启事寻访同志：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事

1918年4月4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主导下，新民学会成立

随后，他寻访同志，希望能共同讨论这些问题。据毛泽东的青年时代友人周世钊回忆：

一九一七年秋天，长沙城里大部分学校先后都接到一个署名“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启事的大意是：二十八画生要求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做朋友，邀请能耐艰苦、有为祖国牺牲决心的志士和他通信联络。信封上批着“请张贴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几个字。有一些头脑顽固的校长，认为这个二十八画生一定是怪人，征友也一定不怀好意，就把启事没收，不让在校内粘贴。湖南第一女子师范一个姓马的老校长，见启事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就亲自找到一师附小，又亲自找到第一师范，从陈章甫同志和第一师范校长那里知道“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同志，而毛泽东同志在校是敦品励学的好学生，才消释了“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的疑虑。原来毛泽东同志发出征友启事时，怀着很大的希望，希望有很多进步的青年和他做朋友。他期待了一些日子，还只收到三个人的来信。他先后约他们于星期天在定王台图书馆会晤。见面时，不说一句应酬话，就问:“你近来读些什么书?写了些什么文章?”谈得很亲切。等到后来日子久了，交谈的次数多了，毛泽东同志总是和他们讲些读书要有理想，不要追求个人名利，不要打做官发财的主意；只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才值得学习一类话。

毛泽东自己也回忆，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记得有一次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和我谈起买肉的事情，并且当面叫佣人来和他商量，叫他去买。我动怒了，以后就不和他来往。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随着参与讨论的人数逐渐增多，“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

1918年4月4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主导下，新民学会成立。其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强调会员应遵守“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规定。

毛泽东定下新民学会宗旨：改造中国和世界，中国问题就是世界问题

1920年7月，湖南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蒙达尼开会讨论会务发展方针和改造中国道路的问题

虽然新民学会刚成立时，主要的宗旨以个人道德品性修养为主，但在国内新思潮的影响下，他们目睹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不久之后便开始着重探讨政治与社会问题。比如1921年新民学会开会，据现场的记录，会员们讨论了关于“新民学会应以甚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三个问题：

熊瑾玎言：目的之为改造中国与世界，新民学会素来即抱这种主张，已不必多讨论了。毛润之不以为然，谓第一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因为现在中国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彭荫柏云：改造世界太宽泛，我们说改造，无论怎样的力量大，总只能及于一部分，中国又嫌范围小了，故我主张改造东亚。物质方面造成机器世界，精神方面尽能力所及使大多数得到幸福。陈启民赞成改造东亚。谓欧洲有欧洲的改造法，我们不能为他们代庖。惟澳洲宜包括在东亚里，非洲我们也应负责。至于“改造”“改良”，我主张前者。因资本主义，积重难返，非根本推翻，不能建设，所以我主张劳农专政。太自由不能讲改造，为的是讲自由结果反不得自由。谈到方法则此非二十年内所能实现。现在要用力的，不在即时建一个非驴非马的劳农政府，而在宣传。东亚一方面，尤重在促成工业革命。毛润之云：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用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而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讨论良久，主席宣告本日对此三问题(目的，方法，进行)暂停讨论。

今天其实不必纠缠于这些人讨论问题时的知识基础或理论深度，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对新学说、新主义的整体认识水平都比较有限，而是应注意到，新民学会所宣扬的道德感，一旦与富于实践性的学说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思虑、气魄、理想与热情之下，他们中间的不少成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蔡和森、何叔衡等人还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把中国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观念和新的理论武器相结合，在探索个人、社会与国家问题时摆脱一己之私利，把分析问题的视野扩大到中国与世界，并从自己开始力行之，这里面显露出一种高贵的政治德性。

负责《湘江评论》，自写自编自卖，关注阿富汗等世界局势，奠定日后思想

毛泽东在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之际建议创办《湘江评论》，湖南学联采纳他的意见

毛泽东不但参与创建新民学会，还在全国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之际建议创办《湘江评论》，湖南学联采纳他的意见，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关于毛泽东如何负责《湘江评论》的工作，周世钊回忆：

《湘江评论》只编写五期，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不能收齐，只好自己动笔赶写。他日间事情既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来彼去，写稿常在夜晚。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板壁。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火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叫卖。

正是因为有这一舆论界的经历，毛泽东后来在革命与建设年代都十分重视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强调领导干部要掌握理论动态，要能动笔写文章，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秀才”，这绝非泛泛之谈，而是与他自己亲自参与过利用新媒介进行舆论斗争的切身体验有关。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里，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探索这一力量，毛泽东十分关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变动的轨迹。在发表于这份刊物的文章里，其内容涉及日本抢米风潮、西欧罢工运动、阿富汗与印度的关系、匈牙利与东欧政局、德法之间的“莱茵共和国”纠纷、美国托拉斯势力的经济主张等。这是一种何其广袤的世界视野，新文化运动中所形成的“放眼世界”之风气，在这份刊物里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在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希望那些在中国社会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能觉醒，“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大联合”，将产生巨大的能量。“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这番话其实透露出了毛泽东一生事业的主要目标。

《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王锐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摘自《中国现代思想史十讲》第六讲《地方上的新文化运动——以新民学会与“湘江评论”为例》，作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锐。

作者：王锐

编辑：钱亦琛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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