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
王炜林 孙周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 西安市 710054)
关键词：石峁遗址 新华遗址 玉器 夏代
随着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资料的相继刊布[1]，人们逐渐开始重新检视海外各学术机构和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玉，将许多重要藏品特别是风格独特的墨绿色牙璋类器物的产地追溯到了石峁遗址。据称大英博物馆、科隆远东博物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美术馆、白鹤美术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机构都收藏有出土于石峁遗址的牙璋或风格类似的器物[2-3]。有学者甚至认为海外各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牙璋类玉器，都源于这一地区[4]。石峁玉器成为世界范围内关注的焦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石峁遗址未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玉器与其它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因而其埋藏性质、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一直聚讼不休。
一、石峁玉器的研究历程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面积约90万平方米。1976年1月，戴应新根据公社提供的线索发现了石峁遗址，并于同年9月作了复查，征集到了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5]。调查者认为石峁采集的玉器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它和陶器属于同一文化遗存，是新石器时代遗物；另外一种可能是它与陶器属于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属于殷文化遗物[6]。
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在石峁遗址发掘了84平方米，发现房址、灰坑、石棺葬、瓮棺等遗迹并出土了一些有确切文化层位关系的遗物[7]，从而使人们第一次较为可靠地建立起这些文化遗存与以往征集玉器的关系。发掘者认为，从出土陶器来看，石峁遗址存在着两种不同时期的文化类型：遗址本身包括房屋遗迹当与客省庄二期文化同时；石棺葬(早年征集玉器据传多出于其中)年代晚于石峁龙山文化，石峁玉器的年代与石棺葬同时，与大口二期文化时代相当。这次发掘的4座石棺葬墓虽未有大量玉器出土，但随葬的相当于大口二期的陶器却为石峁玉器的科学定位奠定了基础，并佐证了石峁玉器属于石峁新石器遗存的一部分。
1988年，戴应新以《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为题公布了石峁征集的126件玉器的名称、尺寸及质地等重要信息，并将其年代重新修订。“石峁玉器多出于墓葬，也有遗址内偶尔发现的，其时代应与遗址同时，即与陶器一样也是龙山文化的遗存。以前我们认为葬玉墓可能晚些，或许接近商代，但经多次调查和试掘，迄未发现晚于龙山时期的陶器，所以我们现在认为：石峁玉器和陶器都是龙山时期的，石峁遗址是一处规模宏大、遗存丰富的龙山文化遗址”[8]。1993年，戴应新又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上对这批玉器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报道，公布了大多数器物的照片及线图，并对个别器物定名进行了更正[9]。
此后，关于石峁玉器的年代问题出现了多种不同观点，有龙山说、夏代说、商代说等多种。杨亚长认为石峁玉器属于龙山晚期范畴，并指出龙山文化晚期陕北地区玉器的制作和使用已经相当普遍[10]。裴安平认为石峁玉器年代应与龙山晚期相当，或接近二里头早期[11]。叶茂林谈到齐家文化玉器时说，石峁玉器以璋为代表性器物，而齐家文化尤缺玉璋，据此怀疑石峁玉器的年代要明显晚于齐家文化，而不大可能是龙山时期，很有可能石峁玉器的年代要晚至商代[12]。陈志达认为，石峁玉器可能是夏时期居住在西北地区某族所创作，或为夏代和夏代某方国的遗物[13]。
除了从宏观角度来探讨石峁玉器的年代外，许多学者还集中分析了人头雕像、玉鹰、虎头及牙璋等器物。冈村秀典从玉器分配流通角度探讨了石峁玉鹰纹笄和玉虎头。他认为石家河文化的玉鹰纹笄和玉虎头是被中原统治者以政治的或礼仪的目的分配给了陕北的酋长们的一种象征身份或权利的东西，石峁遗址(包括玉器)的年代大致开始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其下限已经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14]。邓淑苹认为石峁玉人头像属于东夷系玉器，但其具有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2件玉鹰笄属于典型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并推测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时，南北之间的交流频繁，石家河玉器可能作为战利品被带到了陕北[14-17]。关于石峁出土牙璋的探讨更为热烈。李学勤在谈到香港大湾新出土牙璋时说，牙璋最北的出土地点是在陕北的神木石峁，文中列举了古特曼收藏的6件出自神木的玉璋的年代在龙山晚期以至较后时期，并说陕北神木一带地区发现的牙璋形态并不单纯，可能还有年代的区分，有待将来进一步探讨[18]。邓淑苹认为石峁出土的牙璋属于龙山文化至龙山文化晚期(BC2400-BC1900)[19]。李伯谦认为石峁牙璋非科学发掘出土，有的形制又接近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牙璋造型，因此是否早到龙山时代，在学术界尚无统一意见，不过从牙璋形制的逻辑与发展关系来看，晚于大范庄和海阳司马台的牙璋，大概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20]。王永波通过对耜形端刃器的类型分析，认为石峁耜形端刃器包括多种类型，表明其年代跨度较长(龙山晚期至夏商)，并说，这批玉器也可能出自某种特殊性质的遗迹单位，其年代上限可能要早到龙山晚期和夏代前期,或者说石峁玉器中的某些标本还保持着龙山晚期玉器的造型风格；下限至少可以到商代早、中期[21]。张长寿认为神木出土的刀形端刃器和刀形器是这一地区相当于石棺葬文化的最有特色的典型器物，二里头文化的刀形端刃器当直接来自神木的玉器传统。海外学者关于出土于神木或器物风格类似石峁牙璋之年代亦众说纷纭，有商代、西周、汉代等多种。
另外，还有学者对石峁玉器埋藏性质及出土背景等提出了质疑。张长寿认为，“尽管戴应新和半坡博物馆对石棺葬的年代认识不一，但他们都认为石峁的玉器出自石棺葬，然而，在调查和试掘的石棺葬中，除出土了1件绿松石外，没有发现其他的玉器，所以现在仍然不能确定石峁所出玉器的文化属性。……无论如何对于神木石峁玉器的出土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22]。王巍认为由于石峁玉器缺乏年代明确的共存器物，关于石峁玉器的年代还有待于通过今后的发掘和研究来解决，并提出以石峁玉器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极有可能也是商文化玉器的重要渊源之一[23]。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内涵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兴趣。关于石峁玉器及内涵，虽存在多种观点，但缺乏从考古学角度出发的系统论述，更没有从文化背景及遗物特征对其展开讨论的前例。
二、石峁玉器的埋藏性质与年代问题
石峁玉器共有三批已经公布的资料：其一是1976年戴应新征集的126件，包括牙璋、刀、铲、斧、钺、璧、璜、人头像、玉蚕、玉鹰及虎头等[24]；其二是1981年半坡博物馆试掘时采集到4件，包括锛、铲、凿等；其三为1981年张长寿调查时征集到玉器3件，包括钺(斧)、异形璧、凿各1件[25](图一、图二、图三、图四)。此外，2002年我们在榆林市文管会目验新近征集的石峁玉器若干，主要为铲、璧等[26]。如果不计入海外收藏的已经确认或推测可能出自石峁的玉器(主要为牙璋类)，目前国内收藏共计不下150件。据称神木县一私人收藏家手中还有大量石峁玉器。这一数字随着各种生产活动的进行还在不断增加，但其数量仍然远远小于石峁玉器在文革时期的流散数量。据称当年被当作玉料卖到高家堡农副公司的玉器总计有两大筐，不下四五百件。从萨尔蒙尼收购榆林府农民手中的玉器[27]，到大英博物馆1937年收藏的明确注明出土于神木一带的牙璋，以及发现于欧美、日本各大博物馆、美术馆的数量众多的类似石峁风格的牙璋，究竟有多少石峁玉器流散民间和流失海外，恐怕是难以准确统计的。
在探讨石峁玉器时代之前，关于其埋藏性质及出土位置的确认是不容回避的。据早年石峁玉器征集者戴应新询问当事人，玉器出土于石棺墓之中。然而，80年代初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小面积的考古发掘工作中，虽然发现了4座石棺葬，但石棺葬墓里并没有出土玉器。这种状况引起了学界对石峁玉器的埋藏性质及出土状况的质疑。戴应新甚至还曾怀疑石棺墓非新石器时代遗存。事实上，陕北地区的石棺葬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和文化传统，与陕北属于同一文化圈的内蒙古中南部一带早在相当于庙底沟二期时代(阿善文化)就已经大量使用石棺作为葬具[28]。石棺不仅用来埋葬儿童，成年人也采用这种方式，只不过墓葬规模略大而已。
1981年半坡博物馆对石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试掘工作肯定了石棺墓葬并非独立于遗址其他时期遗存，它属于与遗址主体内涵一致的龙山晚期遗存[30]。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来说，包括石峁玉器的调查者、发掘者及玉器的发现者都证实石峁玉器出自石棺葬之内。半坡博物馆试掘范围内没有发现保存完好的石棺葬，不能作为否认70年代征集的玉器出自石棺葬的依据。考古调查及发掘表明，石峁遗址文化内涵单纯，不见早于或者晚于龙山时代的其它遗存，这一点为从考古学角度确认玉器的归属提供了佐证。当然，在无法避免考古发现自身局限性的情况下，也不排除部分玉器出自其他遗迹的可能性。但无论如何，没有理由怀疑石峁玉器与遗址整体文化性质和时代的一致性。石峁玉器与石峁龙山晚期遗存密切相关，这一点已是学界不争的事实，也是从考古学角度检视玉器时空框架的基础。
有鉴于此，通过对石峁遗存特别是石棺葬及其随葬器物的研究，就可以从考古学角度对玉器年代问题形成一个较为客观的认识。以往研究表明，石峁遗存存在着两组时代略有早晚的文化遗物[31]。早段以H1组为代表，包括单把鬲、敛口盉、敛口斝、双鋬鬲、折肩罐、双耳罐、单耳罐等，其年代接近于寨峁二期遗存[32]，属于龙山晚期。晚段以石棺墓M2为代表，包括三足瓮、盆形斝、折腹尊等，时代当晚于龙山晚期。
下文重点对出土玉器的石棺墓(石峁晚段)葬具及随葬陶器进行类型学分析。石峁遗址出土玉器的石棺(瓮棺)葬，其葬具以三足瓮、盆形斝、敛口斝、双鋬鬲、折肩罐为代表。用作葬具的这些陶器是包括新华遗址在内的本地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的典型器物。以保存较好且出土有陶质葬具和随葬品的81M2为例。石棺墓81M2，上覆石棺板，其下为袋足瓮和罐(缸)套扣而成。距地表深90厘米，长190、宽80、自深180厘米。随葬陶斝2、陶罐2、石刀1及绿松石1。M2∶1三足瓮，敛口圜底，腹部与袋足之间有明显折棱，其形态与朱开沟二段W2006∶1三足瓮作风一致，器形高大稳重，二者应该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M2出土的陶斝口部均呈盆形，不同于朱开沟二段常见的敛口斝。其中M2∶7斝，直口，口沿下有三道弦纹和一圈附加堆纹，三袋足模制，上腹部附两耳；M2∶4斝直口，平沿，无耳，高裆。从时代上来看，盆形斝在形态上要晚于敛口斝，这一点在游邀遗址[33]、晋中杏花村四期[34]可得到证实。从斝类器物的形态演化来讲，石峁M2的相对年代不会晚于朱开沟二段。朱开沟二段被认为已经进入夏代纪年[35]。所以，M2组盆形斝所代表整体年代要晚于石峁H1组即龙山晚期。又之，晋中地区以三足瓮的出现为标志被认为是跨入夏代纪年的信号[36]。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石峁M2的年代不仅晚于H1组，而且可能已进入了夏的纪年范围。需要说明的是，就其绝对年代而言，无论从器物组合还是从形态演化的角度来看，M2组仍然早于游邀晚期所代表的夏代遗存。如果上述推断不错的话，则石峁M2组当为陕北地区最早进入夏纪年的遗存之一。考虑到地域差异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石峁遗存的整体年代应该不早于客省庄二期文化，晚期因素已进入夏纪年范围。换句话说，出土玉器的石棺葬类遗迹多已进入夏代纪年范畴。因此，就其绝对年代而言，石峁玉器当属于夏代遗物，考虑到本地龙山遗存的滞后性及文化面貌的连续性，将其放置于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更为符合实际情况。若此，则石峁玉器的上限可至龙山晚期，其下限绝不能晚至商代以后。许多研究玉器的学者从石峁玉器中牙璋、玉戈等器物特征是二里头类型典型器物及玉器形态的变化得出的结论也支持这一观点。近年来，距石峁遗址西北约30公里之外新华遗址的发掘为上述论断提供了新的材料。
图一 石峁遗址征集玉器——牙璋 (资料来源于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六)》，《故宫文物月刊》125-130期、《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及半坡博物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调查试掘简报》)
1.SSY∶3 2.SSY∶12 3.SSY∶14 4.SSY∶21 5.SSY∶20 6.SSY∶25 7.SSY∶17 8.SSY∶4 9.SSY∶7 10.SSY∶6 11.SSY∶5 12.SSY∶27 13.SSY∶13 14.SSY∶15 15.SSY∶23 16.SSY∶24 17.SSY∶16 18.SSY∶22 19.SSY∶8 20.SSY∶9 21.SSY∶26 22.SSY∶2 23.SSY∶11 24.SSY∶1 25.SSY∶18 26.SSY∶ 10 27.SSY∶19
图二 石峁遗址征集玉器——玉刀、玉斧、玉戈、玉钺
玉刀(1.SSY∶83、2.SSY∶82、3.SSY∶84、4.SSY∶86、5.SSY∶92、6.SSY∶97、7.SSY∶91、8.SSY∶87、 9.SSY∶89、10.SSY∶85、11.SSY∶95、12.SSY∶93、13.SSY∶90) 玉斧(14.SSY∶61、25.SSY∶44) 玉戈(15.SSY∶120、16.SSY∶121、19.SSY∶118) 玉钺 (17.SSY∶49、18.SSY∶51、20.SSY∶48、 21.SSY∶64、22.SSY∶52、23.SSY∶46、24.SSY∶58、26.SSY∶ 53、27.SSY∶63、28.SSY47)
图三 石峁遗址征集玉器——玉铲、玉圭、切刀、镰刀、玉片等
玉铲 (1.SSY∶79、4.SSY∶59、5.SSY∶29、6.SSY∶68、7.SSY∶104、9.SSY∶30、14.SSY∶71、15.SSY∶76、16.SSY∶67、17.SSY∶70、19.SSY∶50) 玉圭(2.SSY∶78、3.SSY∶101、8.SSY∶77、10.SSY∶100、11.SSY∶60、12.SSY∶108、13.SSY∶75、18.SSY∶110) 切刀(20.SSY∶102、26.SSY∶ 117、28.SSY∶103) 镰刀(21.SSY∶105、22.SSY∶98、23.SSY∶115、24.SSY∶57、29 SSY∶116) 刀形玉片(25.SSY∶66、27.SSY∶107、31.SSY∶ 106) 梭形器(30.SSY∶99)
图四 石峁遗址征集玉器——玉璜、牙璧、锄形器、玉锛、玉蚕、玉鹰、玉人头等
玉璜及璜形器(1.SSY∶34、2.SSY∶32、6.SSY∶40、7.SSY∶33、8.SSY∶39、9.SSY∶31、13.SSY∶35、14.SSY∶36、15 SSY∶38) 牙璧(3.SSY∶43、10.SSY∶42) 锄形器(4.SSY∶56、 19.SSY∶65、5.SSY∶55) 玉锛 (11、17.半坡博物馆81采∶88、89)琮形片状铲(系玉琮改制而成，原称十字形器)(12.SSY∶54) 玉棒(16.半坡博物馆81采∶91)玉璧(18.SSY：41) 玉蝗(21.SSY∶125) 玉鹰(22.SSY∶126)玉人头(23.SSY∶122)玉蚕(25.SSY∶123)
三、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与石峁玉器的比较分析
1996至1999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先后两次对新华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其中，玉器坑K1出土了36件精美玉器[37]。此外，探方99T0111层出土玉璜1件，99H158出土玉环1件，墓葬99M27出土柄形器1件，99M26出土绿松石坠饰1件。新华遗存在文化面貌上与石峁遗址内涵一致，且都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新华玉器的出土为石峁玉器年代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依据。
新华玉器集中出土于一个鞋底型土坑K1之内。K1平面形状呈长方形，两短边弧凸，两长边略向内凹成近亚腰型。东西长1.40、南北宽0.46～0.50、残深0.12～0.22米。坑底平整光滑，中央有1个圆形圜底小坑，小坑靠近底部发现少量鸟禽类骨骼。K1内共埋有36件玉、石器，分6排竖直侧立插入土中，器物之间基本平行。每排插置器物数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2件。有刃器物刃部朝下，无刃者体薄一侧朝下。经拼对后，实际出土玉器32件。器形有钺、铲、刀、斧、环、璜、璋等。K1出土的玉器形制简单，以片状器为主(占总数85％)，许多器物没有明显刃部，个别器体极薄，厚度仅两、三毫米。
新华遗址的分期表明，玉器坑K1属于新华晚期遗存。从文化面貌上来说，新华晚期遗存所见的双鋬高领鬲、斝、三足瓮、盉、甗、大口尊、圈足豆等器物，和石峁遗存、游邀早期[38]、寨峁二期[39]、永兴店遗存[40]、朱开沟一、二段[41]、大口二期[42]及晋中Ⅴ、Ⅵ期[43]同类遗存关系密切。从相对年代来讲，新华遗存要晚于游邀早期及永兴店遗存，而大致与朱开沟一、二段、石峁(晚段)M2组及大口二期文化相当。新华文化晚期遗存中与双鋬高领鬲、斝、三足瓮等伴出的圈足罐、直口厚唇鬲、单把鬲等器物，与陶寺晚期遗存[44-45]显示出较强联系。从文化因素角度来说，新华遗存的整体时代与陶寺晚期相当或略晚。新华晚期遗存中所见的瓮形斝、口沿掐印花边的陶罐等都暗示着其与关中夏代前期遗存的密切关系[46]，其中瓮形斝属于客省庄文化最晚阶段[47-48]，年代在BC2000到BC1900年之间[49]。新华H50和H14的14C测年分别为距今4030±120、3940±120年，与陶寺晚期测年基本相符或略晚[50]。一般认为，陶寺晚期的下限为公元前1900年[51]。结合以上年代数据，新华遗存年代当在公元前2150-1900年之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年表将夏代起始年代暂定为公元前2070年。若此，新华晚期遗存无疑已经进入夏代纪年[52]。新华玉器亦当在这一年代框架之内。
新华晚期M27出土的1件玉柄形器(M27∶1)，更具有夏代玉器的典型特征[53]。柄形器最早出现于夏文化二里头时期[54]。新华M27出土的这件柄形器，整器呈长条形，素面，器身较长，器柄扁平，剖面呈扁长方形，其形制特征与二里头遗址早期柄形器无异。考虑到本地龙山遗存面貌上可能存在的滞后性，在中原地区进入国家形态的情况下，河套地区的龙山文化仍然一脉相承，其社会性质并未发生剧烈改变。因此，虽就绝对年代而言，新华玉器已经进入夏代范畴，但就其相对年代及性质而言，仍然属于龙山文化遗物，笔者以为可以将其笼统地断定为龙山晚期至夏代之间遗物，当无大错。
从文化特征及分布地域上来说，新华遗存与石峁遗存属于同一族群创造的物质文化。作为代表该族群社会发展程度主要标志之一的玉制品，在器形、玉质及工艺上都表现出了较大的一致性。就器形而言，二者均以片状器物为大宗，共有的典型器物有刀、铲、圭、斧、璜等。就工艺而言，剖片现象普遍；钻孔流行，其中以实心单钻为多，多见于胚体较薄者，对钻常见于胚体略厚的器物上；无管钻实例；器物改制现象普遍。石峁玉刀钻孔多在3～5个，其它铲类、钺、斧等多有1个钻孔，均系单钻或对钻。新华玉器的钻孔现象与之类似，一类为单面钻，孔壁呈马蹄形；一类对钻，两面有斜坡状孔壁。新华遗址和石峁遗址均发现了玉琮改制的玉铲(新华K1∶10、石峁SSY∶54)，石峁还见有牙璋改制而成的石刀(SSY∶29、SSY 30)和玉环改制的玉璜(SSY∶39、SSY40)。就玉质而言，石峁和新华玉器均以大量的蛇纹石、透闪石、阳起石为主，从肉眼观察，蛇纹石玉器多呈墨绿色和灰绿色，尤以茶褐色带黑点为典型特征，在阳光照射下其薄处显示出浓烟色，厚处呈黑色；透闪石、阳起石质地的玉器多呈黄绿色，内泛云彩形黄斑。这三类极具特征的玉器的颜色成为除器形之外，石峁玉器和新华玉器最为直观的特征。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石峁和新华玉器中半成品较多，许多玉刀、玉铲、玉圭系由其他器形较大的同类器物改制而成，多数没有开刃，周边还保留着片状工具的切割痕迹。这一点，一方面暗示着玉器在石峁及新华人群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反映了玉器作为稀有资源被重复利用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也暗示着石峁和新华遗址的先民可能从事着与玉石器制造或再加工相关的工作，而这两处遗址显然已经成为了河套地区玉器消费和流通的中心。
新华玉器和石峁玉器比较结果表明，若不考虑石峁遗址所出的28件牙璋和人头像若干器物，则很难将二遗址出土的刀、钺、铲等片装器物从形制、玉质玉色及工艺方面区分出来。尽管我们无意强调二者的相似之处，但这种类似石峁风格的玉器分布范围的横向拓展，却传递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龙山晚期以来河套地区玉器传统的客观存在。从考古类型学及文化谱系的角度来看，河套地区南部一带龙山时代晚期遗存与夏代早期遗存之间没有明显、剧烈的嬗变，属于同一支考古学文化[55]，其文化面貌不同于中原地区和周边其它同期遗存而独具特色，但同时又吸收和融合许多外来因素，其突出特征之一就是高度发达的玉器文化。
四、余论
石峁作为河套地区集中出土玉器数量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遗址，其精美的器型及精湛的工艺技术都达到了同期文化的最高水平。在中原地区经历着社会转型而迈入国家形态的时刻，相对封闭的河套地区仍然保留着本地龙山时代早、中期以来的文化传统及发展脉络，并使这种局面保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石峁遗址规模庞大，外围建筑有坚固的石围墙防御体系。它无疑是这一地区的中心聚落。以数量众多的牙璋为代表的已经脱离社会生产范畴的石峁玉礼器，有力地表明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和权利的相对集中。作为具有凝聚力的中心聚落，从大量出土的脱离生产范畴的玉礼器来看，以石峁、新华遗址所代表的人群在一定范围内不仅承担了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且在从部落走向国家形态的过程中可能行使着类似酋邦的政治职能。
近年来，类石峁玉器在榆林地区其他遗址多有发现，如横山县陈塔、响水沐浴沟、韩岔梨树焉、高镇油坊头等，器形有玉刀、玉铲、玉斧(钺)、玉环等，其时代均被认为是龙山晚期[56]。据我们观察，上述玉器之玉质、玉色及器形与新华、石峁玉器基本相同。据说榆林米脂、靖边也发现石峁风格的玉刀[57]。这些考古调查再次表明了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在陕北地区乃至河套地区范围内所形成的一个高度发达玉器的消费中心。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石峁玉器可能为居住西北地区某族创作，或为夏代和夏代某方国的遗物。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陕北地区集中出土的三批早期玉器中，除神木石峁和新华之外，延安芦山峁玉器也不容忽视[58]。从芦山峁玉器的器形和遗址内涵来看，多数学者倾向于是龙山时代遗物，其在文化面貌上更多呈现出与关中地区同类遗存的联系。如何认识芦山峁玉器及其与石峁、新华玉器之间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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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戴应新称，当年在石峁见到而因故未能征集的礼器计有(石)琮和玉璧。琮为灰白色，素面无纹饰，边长7、高5、孔径4厘米。残玉璧3、4件，淡绿色，外径约15、孔径6～7厘米。另外还见有玉杵、玉环、小玉刀等。参见戴应新.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一) [J].故宫文物月刊(125)，1993(8).
[25]张长寿.论神木石峁出土的刀形端刃器[C]∥ 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
[26]现藏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
[27]萨尔蒙尼曾经详细叙述他从榆林府农民手里收购玉器的经过.参见Alfred Salmony, Chinese Jade Through the Wei Dynasty, New York.Ronald Press.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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