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菜花》作者冯德英的长篇小说《山菊花》为何无缘茅盾文学奖？

首届茅盾文学奖于1982年初开始启动，评选的范围，集中在1977年——1981年之间出版的长篇小说，参加评选的作品有134部，与今天每年动辄上千部的长篇小说相比，并不算很多。

经第一轮淘汰后，留下26部作品。之后又经历了一轮淘汰，留下了17部作品。

最终获奖的是六部作品。分别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自成》、《将军吟》、《冬天里的春天》、《芙蓉镇》、《东方》。

当时冯德英的长篇小说《山菊花》也参加了评选。

这是当时山东推荐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的一部。

山东推荐的另外两部是：

一是《异国飘零记》。小说1980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名为未艾，但其作者的真实姓名却是丛耸。据《济南优秀文艺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介绍，这部小说的作者简历为：丛耸，男，1934年生，山东威海市人。原济南市文化局局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鲁迅研究会副会长、济南市文联顾问等。创作、发表及获奖的代表作品有文学《异国飘零记》、《谁是幕后者》、《吴三桂与陈圆圆》、《古今艺术纵论》，戏剧有《赶考记》、《重审诗扇案》、《河祭》、《门当户对》、《真与假》及“丛耸剧作选”等。大型历史歌舞剧《窥镜媲美》获1988年山东省艺术节优秀剧本奖，并晋京演出。

这部小说之前是一部电影剧本，后扩展成四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主要表现的是爱国华侨回国的故事，整个小说在今天看来，就像是一部通俗小说，语言上没有什么特色，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了。

二是《临河的村庄》。作者肖鸣，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全书只有213页。作者肖鸣，曾在《山东文学》当编辑，参与过京剧《红嫂》的改编工作。《临河的村庄》是农村题材，语言颇有乡土气息，但小说里涉及到小村并大村的主题缺乏新意，自然在茅盾奖的评选中，难以拥有胜算的机会。肖鸣在小说出版数年之后就英年早逝，年仅50岁，令人扼腕。

这两部山东推荐的小说都没有什么名气，唯有《山菊花》尚有胜出机会。

《山菊花》当时只出版了上部，通过了第一轮、二轮的筛选，但在第三轮的评选中，也被淘汰了。

现在看来，《山菊花》被淘汰的原因，与它只有上部参选有着明显的关系。

毕竟小说上部的情节还没有得到充分展演，人物的命运，也没有得到完整地演绎，自然很难用半部作品，去叩响茅盾文学奖的大门。

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山菊花》的结构，仍沿用的是传统长篇小说的板块结构，叙述手段有些陈旧。

首届茅盾文学奖作品中，与《山菊花》反映的题材类似的作品《冬天里的春天》，就采取了一种回忆式的结构，使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在当时看来，带有一种文体上的突破，而获得茅盾文学奖。

但现在看来，《冬天里的春天》的故事情节支离破碎，且带有一种生编硬造的痕迹，反而在故事情节上，不如《山菊花》运用从容的手法所呈现出的荡气回肠、峰回路转的气韵。

毕竟《山菊花》塑造了非常真实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完整的人物心理历程，这要比哗众取宠的小说结构创新所导致的损伤人物的副作用，更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山菊花》的上部，1982年改编成电影，由倪萍主演，这也是倪萍出演的第二部电影。

《山菊花》的下部最早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在1982年。小说定稿在1981年，出版速度还是挺快的。

本来电影《山菊花》是准备拍下部的，但是小说下部，人物的情感经历，并没有进展，惊心动魄的心灵的博弈，在上部都完成了。

其中，最代表性的是桃子在丈夫失踪之后，被逼着嫁给了一个被称为痴子的男人，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女性，所遭遇到的一种尖锐斗争给情感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幸好小说里的这个痴子还是一个好人，没有对桃子施以非礼与暴力，也没有与她建立夫妻关系，当桃子的丈夫回来后，桃子完璧归赵，洁身自好。但这个情节足以耸动人心，显现出冯德英小说一以贯之的曾经被界定为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

冯德英的所谓的自然主义倾向，从他的二十多岁写出来的处女作《苦菜花》中就已经露出端倪。

这与冯德英非常喜欢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有关。

肖洛霍夫具有标志性的两个设定，后来都出现在冯德英的小说里。

这两个设定，一个是激烈的社会动荡，给家庭关系，带来巨大的撕裂。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胎记》里描写了父亲杀死了自己不同立场的儿子。这种残酷的描写，在《山菊花》里也得到了反映。小说里描写的一个家庭中的儿子，因为出卖了家里的秘密，父母不得不忍痛割爱，除掉了亲骨肉。

另一个设定，就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富庶女性，看上一个低维的长工。

这个设定在《苦菜花》里就以醒目的方式呈现出来，震撼了读者，包括莫言在童年阅读该小说时，也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后来他在《红高粱》中也沿用了这种模式，设计了一个酒坊女老板，与家里的长工建立了额外的情爱关系。

冯德英的这个设定，在《山菊花》里也得到了再一次故态复萌。小说里描写的一个绰号叫“小白菜”的女子，原是一名戏曲演员，后来被富豪家的病儿子娶为妻子，不久就成了寡妇，她大胆地爱上了家里的长工，主动示爱，终于走到了一起。

因此，《山菊花》里的对各色人等的情感描写还是相当的波澜起伏的，在倪萍主演的电影版里，只抓住了主线，而支线上的这些远超主线的离奇且暧昧的情感描写，电影里一笔带过。在小说里风情万种的“小白菜”在电影里毫无光彩，就如《苦菜花》里给予了莫言以强烈的冲击力的杏莉母亲，在电影版中直接给删掉了。

因此，小说《山菊花》带着冯德英的自处女作之后就一直余韵不断的两大主题，这两个主题，正是日后莫言小说里的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脉络，只不过莫言给这个主题进行了重新定调而已。

但这也意味着，冯德英在《山菊花》里的传统叙事笔法，已经难以匹合文学进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速率了。莫言抓住了这些部分，然后用新型的叙事手法，调和了一下，一道莫言大餐，便闪亮登场，在八十年代中期创造了一个震颤文坛的莫言力场。

从这个角度来看，1982年的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山菊花》的落选也是意料之中的。

冯德英的处女作《苦菜花》太过早熟，其实他根本没有战争的参与经历，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1935年出生，建国时才14、5岁，刚刚是上学的年龄，与《红日》、《林海雪原》的作者描写的是自己的战斗生活，冯德英更多沿用的是他的童年的记忆。

到《山菊花》出版的时候，他也不过47岁，而李国文这时候已经52岁了，却凭着一部文体创新的《冬天里的春天》而获奖。

冯德英过早地成熟，也过早地定型，在新时期文学中，他的年龄比王蒙还要年轻一些，但他一直给人一种老作家的感觉，后期写作的小说，都不如他早期作品影响深远。

这也是一个令人觉得奇怪的现象。处女作的成功，并没有带来后续的持久的发力，他把他的最好的才华，留在了他的二十多岁的年龄时的创作中，后来的创作风格，也与处女作《苦菜花》的语言风格，有了较大的变化。《苦菜花》中的一些深邃的带有西化风格的语句，在后期作品中，几乎不见了。

而比他大的王蒙，却越来越依靠着气韵贯通的翻译语体，横刀立马，纵横八十年代初的文坛，直到一九八六年莫言正式在文坛上奠定地位，王蒙的文学时代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