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迢迢，上海博物馆“寄”去大克鼎，和大盂鼎、子龙鼎齐聚在国博

鼎，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许多青铜器遭遇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大盂鼎、大克鼎曾为避免被日寇劫掠而埋入地下；子龙鼎曾流入日本，又辗转至中国香港……所幸，这三件青铜重器最终都留在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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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主办的“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博北8展厅开展。

开展前的一天，随着工作人员在国博北8展厅小心翼翼地拆开一件特殊“快递”，上海博物馆“寄”来的大克鼎露出真容。此前，大盂鼎曾从国博到上博展出，如今，上博的大克鼎来到了国博。经过紧张的布展后，大盂鼎、大克鼎、子龙鼎以及数十件相关珍贵文物被精心安置在展厅。

子龙鼎，失而复得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上海博物馆推出，旨在以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三尊商周时期大型青铜圆鼎为切入点，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展示青铜鼎的丰富文化内涵，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子龙鼎 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 商代后期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盂鼎、大克鼎和子龙鼎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圆鼎的经典之作，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它们在近代出土、流转和归藏的命运，也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

商周时代青铜鼎的器型有方鼎和圆鼎之分，圆鼎出现较早，流行时间较长，数量也较方鼎更多。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大型方鼎“后母戊鼎”“杜岭方鼎”是为人熟知的镇馆之宝，而圆鼎中的翘楚则非“大盂鼎”和“子龙鼎”莫属。加上此次应邀参展的上海博物馆所藏的“大克鼎”，三尊大型圆鼎联袂亮相，考其体量和历史、艺术价值，称为“圆鼎之尊”实不为过。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大盂鼎，应征北上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

大盂鼎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西周早期 传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一说眉县礼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盂鼎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克鼎，再次“入土埋藏”只为保护国宝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大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 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 西周中期 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的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