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员游憩地营建活动的影响要素

谈到官员对游憩地的营建活动，必然要提及当时的推动因素。不论是游憩地的整体风貌，亦或者是极其细微的叠山理水的技巧，关于游憩地的每一步变化，我们都能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下看到游憩地与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等因素间的必然联系。

生气勃勃的社会气象

游憩地能够在唐代得到更大的发展，其中很大的影响来源于社会上的安定统一。政治方面，中原和西域地区再一次出现了大一统的昌盛局面，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到达了最为鼎盛的时期。唐朝前期，社会财富及其丰富，社会经济文化也发生了巨大的进步，其影响甚至波及到中亚、南亚、西亚等区域。

农业方面，唐代农业生产工具比前代有了跨越式的进步。手工业方面，唐前期主要手工业有纺织业、陶瓷业和矿冶业。出土的唐三彩数量可以证实当时陶瓷业之发达。唐代的城市商品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长安、洛阳等都是一定地域内的商业中心，据记载当时全国共有驿站达一千四百六十三所。

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社会的两个重大特征：一是生机勃勃，这里说指的是唐朝具有朝气蓬勃的社会现状，其拥有居于世界前列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有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欣欣向荣的科学技术；二是在社会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前后期的变化，是一场涉及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文化学术诸层面全方位变革。

在社会制度几近完善的基础上，唐代还具有同一时期其他国家所遥不可及的先进生产力、发达的农业水平和高端技术含量的先进技术。所以，大唐文明的博大精深、社会的繁荣昌盛并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从游憩的主体看，游憩地已经不再被王权贵族所垄断，而是有大量的公共游憩地向公众开放。游憩的主体朝多样化发展，其中包含帝王、官员、宗教人士、普通百姓等等，促使游憩这一行为不断地普及化。在游憩空间内，我们处处可见游玩赏乐的人群，他们流连于自然风景、树木花草也同样观赏于亭台楼阁、历史古迹。参与群体的增多、游憩需求量的增大，就直接促进了游憩空间的发展。

从游憩的客体看，在唐代，不仅有专门供百姓游乐的公共观赏地，同时部分官员的私人宅院、办公场所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这些具有公共性质的游览地风光旖旎，并定期向百姓开放，大大增加了游憩地的空间范围。

综上所述，正是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为唐代游憩地的发展缔造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环境。伴随着其他条件的不断完善，营建活动也随之进入了高潮并成就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游憩空间内包含着各种形式的集会宴游，参与者的群体也是异常庞大，游憩空间的修建也在游憩主体多样化的推动下呈蓬勃发展的趋势，它可以是寺观庙宇，可以是茅舍别墅，也可以是衙署宅院。

它的活动内容和形式是丰富多彩的，其中官员观景、百姓赏花、文人吟诗，尽显和谐美好的画面。节日的增加给官员和百姓聚在一起的机缘大大增加，官员能够了解到百姓疾苦，百姓也能尽可能多的了解到官员工作和生活的情况，达到相互交流，共同促进太平盛世的形成。这种官员与百姓共同宴游集会的现象在唐代比比皆是。

三教融合的开明思想

唐代统一局面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游憩地营建活动的迅速发展，丰富了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内涵，塑造出唐一代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特征。对于唐代营建游憩地的研宄，必须结合时代思潮，才能深入认识其本质。其实，游憩地营建活动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方式，同样也是来源于社会，是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因此不能不和时代思潮相联系。

经过初唐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和上下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的浇灌，大唐帝国在各方面都己如日中天。出自盛唐文人笔下对于游憩地奇美景观的描写，更是具有强烈的自信心时代的士人们所特有的气质。开放的交往渠道，富足的生活环境，开明的言论条件，使得唐朝孕育着一种鼓励人们积极地去创造美的愿景。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唐朝被誉为“黄金时代”，在后来的朝代中无论哪一种思想流派占据主导地位，都会有意无意地将唐朝作为其效仿的标本。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因为各种思想流派在唐朝汇聚，呈现了一种“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这就使每一个流派的后裔都能在其中寻找到本流派的痕迹。

道教是在唐代首先得到大力推崇的思想流派，为了能打击到旧门阀士族对时代思潮审美的操控，也为了能稳固李氏在百姓心中的统治地位，唐代帝王一方面在民间奖励道教徒，另一方面和道教的始祖李耳攀亲，从太宗时期开始一直到玄宗时期，统治阶级都尤其恩宠于道教一派。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百姓中的文学爱好者们更是开始增加了对道家一派赞美的频率，讴歌求道学仙。当人们的物质基础能够满足其生理的基本需求时，就开始对长生不老与游憩享乐的心理需求充满无限的欲望。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发展到唐代，就开始具有唐朝所特有的色彩。如法相、天台、法祖、净土、禅诸宗，都向唐人展现了佛教所建构的理想——追求极乐世界。历经信奉佛教的统治者和僧侣的多年熏陶，佛教思想早己家喻户晓，众多官员受教于佛家思想，诗佛王勃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常常独游寺庙，赏景怡情，自得其乐。

可见，王维晚年过着僧侣一般的生活。王维官至尚书右丞，职务可谓不小。王权贵族乃至官员对佛教的信仰和供奉，就会直接促进对庙宇修建的步伐，由于佛教所提倡的“众生平等“的思想，从而寺庙也陆续成为了具有公共性质的游憩地。

唐代自由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儒家思想、佛家思想、道家思想的“三教融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进了游憩空间的多样化的发展，不仅有官员发起的宦游，又有喜得善缘的释游，更有以观乐赏玩为目的的仙游。

唐代是中国文化的儒释道格局形成以致成熟的重要时期，三家思想取向不同，彼此互补。道教追求长生久视，崇尚自然无为;佛教讲缘起性空，以解脱烦恼、六根清净为胜境，故佛寺道观可作为远离尘嚣的休憩之地。儒家又以修齐治平为大学问，其民本思想，尤为可贵。

从社会心理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唐代统治者放任诸教思潮自由发展的做法，对南北朝来说是继承与发展，对中原及江南来说，则是开拓与创新。这种做法给我们的文明古国带来了新鲜的血液和生命的活力，也带来了唯有多种思想融汇才能适应的多元化的游憩心理结构。从游憩地营建的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诸教之杂糅，才形成了游憩地遍布各地的壮阔场面，从而出现了举世瞩目的盛唐气象。

完善的休沐制度

伴随着唐代封建制度的发展，政府同样出台了完善的休假体系，我们在古籍中也有迹可循，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官吏休假的种类相当繁多，时间长短不一，并且搭配的十分合理。其中不但有十天一次的“旬假”、而且还有农忙时节的“田假和授衣假”，除此之外还有装束假、定省假等等。

由于唐代非常注重岁时节令，因此也将传统的节日规定成为休假的日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节日的兴盛发展。唐朝的节日种类丰富而多彩,有的甚至沿用至今。部分节日中必要的传统活动也在这一阶段开始产生，如上元夜狂欢、寒食扫墓等等。

到了盛唐阶段，被纳入制度典章里的节日就更多了，比如三元节、老子的生日等，每到这些节日来临，整个社会都会抱以赏乐的心情，并在庆祝的活动中展现出来。人们怀着娱乐的心情去选择适合的游憩地进行集会、庆祝、游玩，使游憩空间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节日的增多，直接提高了游憩地的可利用率，成为游憩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在节假日，官员们不仅玩赏游乐，还常常会享受到官方的“过节费”和游宴安排。这些“过节费”的出现，想必也会为官员游玩赏乐增添一份好心情。唐代设置了非常具有人性化休假体系，这一发展不仅促进了游玩和享乐的需求，也孕育了社会休闲风气的形成，牵动了游憩地的发展。

休假制度不是唐朝的首创，却在此朝代有了跨越式的发展，休假制度的蓬勃发展为游憩地的营建创造了良好的铺垫，对于官员来说，这无疑是一种福音，游玩的时间增多了，自然也对游玩的地点有所要求。

官员拥有了闲暇的时光，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到相关的修建活动。他们时常会选择将心情寄托在自然山水上，在田园风光中饮酒作乐，吟诗作赋，这就在客观上促进着游憩地的发展。

丰富的文化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俗艺术给了文人更多的角度和思维，也塑造了其审美意识，游憩地文化以同样的方式反映到了唐代的文学作品中，在其中尽显了不同的人生百态。

学爱好者总是能在民俗文化中获得新的灵感，民俗文化传统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到作者的思想中成为他的文化内涵，并为其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民俗文化的一种一一游憩地文化，当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写作素材，忍不住去描写其中的美好和纯真。

结语

唐代社会物质丰富，城市得到发展，政局平和安定，这样的生存环境滋生出人们享乐的生活理念，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并增加了许多新兴的民俗，曲江会在唐朝成为新科进士的庆功大会，同时也是百姓踏青游玩的胜地。一场面足以折射出上已日曲江欢腾盛大的节庆活动，所以在唐代地方游憩地的诗作中“曲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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